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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则上，整体的财富两极化与私产制度是有冲突的。这冲突的继续存在，私产制度不保。但
若私产制度管治得好，很小部分的大富的人不仅存在，而且会被穷人视作英雄。
结论如下。无论是哪种产权制度，一旦安定下来，人的自私行为会选择交易费用较低
的安排来生产。然而，产权制度的转变是另一回事。这后者转变也是因为自私而起，转变后
的交易费用可能不减反加。是的，人的自私可以灭绝人类。考虑到所有局限条件，灭绝也是
柏拉图至善点（Pareto optimality）。
张五常《经济解释》第三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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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中国的产权转变
二十多年来，中国的经济改革是人类历史从来没有发生过的。那是从一个近于极端的
无产（property less）制度改革成为一个近于私产的市场制度。风雷急剧，一日千里，人
民的生活水平上升了不止十倍。东欧与前苏联的共产党下马，也大谈改革，但于今尘埃渐定，
中国胜出了十多个马位。是一个有十三亿人口的国家，多于世界人口的五分之一，整个世界
因为中国的改革而转变，二十年后，中国经济对世界的影响会超出我们今天意料的。
一九七九年英国的经济事务学社邀请我写一篇五百字的关于中国去向的短文。我为此
在该年到广州造访数天，听亲戚朋友们细说他们的生活情况。一九八一年，五百字的邀请我
写成了二万多字，八二年以小书形式出版。该小书肯定地推断中国会走向近于私产及市场经
济的路。八一年把文稿给行内的朋友看，无不哗然，不相信我的推断。
推测与预测不同。后者需要水晶球，而前者要靠指定的局限条件。在什么局限下什么
会发生，其推理逻辑是理论。条件有变，结论也会跟著变。经济推测的困难，是我们往往不
能指出有关的重要局限条件的转变，而就是能指出，局限变后再变其推断就前功尽废。有时
间性的经济推测很困难，因为我们既要知道有关的局限条件转变，也要肯定转变后的局限不
会再变。短暂的经济推测差不多是不可能的；长远的大势比较容易，但也要时机巧合，让经
济学者能看得准局限条件的转变与方向。
一九八○年推测中国的路向是比较容易的，因为有关的局限条件清楚明确。一方面，
一九七九年的广州行，所有的亲朋戚友天天都在谈搞关系、走后门，希望能买到几只新鲜的
鸡蛋或一尾鱼之类的琐碎物品，而在东方宾馆见到的国家职工的工作态度，做是三十六不做
也是三十六，其散漫令人叹为观止。我立刻下了一个结论，中国民不聊生，是因为在国民收
入的比例上，交易（包括监管）费用高得惊人。
差不多每个遇到的中国人——其中不少是干部——都是交易费用专家。我于是问：哪
些局限条件的转变会导致中国制度的转变呢？答案是：
（一）对制度运作的讯息费用下降；
（二）改变制度的费用下降，而后者最重要的是既得利益的特权分子放弃他们的权利，
接受另一套游戏规则。
当时邓小平说中国会坚持门户开放，对外的讯息大门再不会关起来。这样，只要讯息
大门继续开放，外来的讯息必如洪涛奔涌，讯息费用急速下降，而惯于搞关系、走后门的中
国同胞，虽然没有听过交易费用这个学术名词，怎会不知道这些费时失事的玩意是外间没有
的？当时贴著中国大陆的香港欣欣向荣，市民都是同胞，容易相信，而亚洲又有什么四小龙，
人口密度与天然资产不比中国有利，中国的制度不济是容易相信的了。是的，外间的示范有
说服力。
讯息费用大幅下降，说服特权利益接受转变游戏规则的费用也会随之而降。但后者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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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是远为顽固的。比较低级的干部接受转变的代价低，好些在八十年代初期弃「官」从商。
高一级的选走亦官亦商之路，今天这情况仍然存在。八十年代中期，国内有「两头热中间冷」
的说法，这是说比较有权势的干部最顽固，显然是因为这阶层接受转变的代价最高。我当时
数次建议用金钱或资产，一次过地把特权利益买断。北京同意的朋友很多，但大家都知道是
纸上谈兵，说说罢了。最顽固的是有垄断权的国营企业。一九八一年我这样说，不幸言中，
今天还是如此。
掌握了重要的有关局限转变，观察到这些转变的发生而又可以安心地假设会继续存在，
推测产权制度的转变是很准确的：历史可以预先写出来！然而，这转变的细节程序八一年我
没有写清楚。一九八二年初我突然惊觉，八○年末开始推行的「包产到户」，如果顺理成章
地推到尽头，是私有产权的制度！八四年十一月，港大同事蔡俊华毫无保留地把他苦心搜集
多年的资料倾囊相授，使我能在一个星期内写好了《从「大锅饭」到「大包乾」》（《信报》
发表，结集于《中国的前途》）。
农业搞包产（即承包责任制——responsibility system）是比工业远为容易的。农业
的生产程序远为简单，土地的划分易于明确，而大致上土地是不会贬值的资产。农业承包还
有一项方便之处，那就是昔日人民公社之后的生产大队、小队、小组等的队长与组长，一般
而言，都按著职位的排列而获得或大或小的土地承包，减少了队长们的反抗。
我为工业承包想了好些时日，因为会贬值的资产很麻烦，写了好些文章，提出了彻底
承包制。但这些是学术上的兴趣，没有刻意改进什么。后来见到中国的工业承包发展与我建
议的不谋而合，但有些却始于我的建议之前，更使我觉得对社会改进的建议，书生之见是无
足轻重了。
为了理解工业承包，一九八五年我到北京的首都钢铁厂住了几天，卧薪尝胆。今年
（2002）四月到北京的中共中央党校讲话，接待我的院长提及八五年我在首钢的讲话他是座
上客，而我当时提出的所有权与使用权可以分离、私产不需要有所有权等观点，他们同事之
间觉得新奇，引起争论，但后来还是相信了。私有产权需要有私人使用权、收入享受权与自
由转让（买卖）权，但只要年期够长，所有权是不需要的。那是我在六十年代末期得到的结
论。承包责任制推到尽，可以做到与私产一模一样。就是有大量会贬值的资产的工业，也可
以由承包推行私产制，但要再推尽一点。我曾数次为文解释，这里不说了。
邓小平可能是二百年来头脑最清晰的中国领导人。他也看到所有权可以分离，提出了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在政治的意识形态上这是一著高棋，因为名义上最重要的土地资
产还是国有。邓老明白改进社会要从个人做起，对个人生产力要有鼓励与保障。这是我们中
国老子与西方史密斯的思维了。不是什么理论家，不多说话，但邓老把人的自私重心拿得准。
他主张的经济政策先后有误，但复出以还，方向从来没有错过。
更重要的，邓老是难得一见的杰出政治家。曾经三上三落，他对中国的政治了如指掌。
于今回顾，邓老当年推出的反精神污染之类的玩意，声东击西，是政治上需要的。当年好些
香港朋友嘲笑邓老搞的经济特区，这嘲笑是看歪了。可不是吗？比起八十年代的特区，今天
整个中国任何地区都有较大的经济自由。
我对邓老的唯一批评，是他对民主人士过于敏感。他独裁改革我毫无异议，但我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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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是当年不禁制方励之，我们可能不会听到这个人。一九八九的「六四」事件，因为其他国
际会议使天下所有传媒都跑到北京去，希望时势造英雄的青年多得很。
时势造英雄。没有七十年代末期的天下大势，世局稳定，邓老不会轻于军备而重于改
革。英雄也造时势，没有邓老中国的改革是不会那样成功的。
一九八一年我以邓老坚持讯息开放而准确地推断了中国的路向。但如果只坚持讯息开
放，没有邓老，我的推断还会准确吗？会的，但不会发展得那样快，不会超于东欧那么多。
当然，今天中国的体制还需要商榷的地方不少，但这里要谈的只是制度转变的粗枝大
叶。书快写完，悲观的话我不想多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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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天下只有三种权利制度
中国二十世纪下半部的经济演进，从人民公社初期的无产大锅饭到今天的私产市场经
济，是历史唯一的经验，以后应该不会再发生的了。时来风送滕王阁，我躬逢其会，学得很
多。不会再发生的事本身没有科学价值，但中国的经验分割开来看，却有多而重要的一般启
发性，好些是前人没有说过的。
经济学上所说的公共产（mon property），是指本来有价值的资产，但因为没有业
主而让所有的人毫无约束地竞争使用，其价值（租值）烟消云散。中国的经验与我一九七○
和七四年提出的关于租值消散的分析，却说这样的公共产从来没有出现过，不可能存在。租
值消散对任何人都没有好处。在局限下争取个人利益极大化的公理下，减低租值消散必定会
导致约束竞争行为的游戏规则。这些我分析公海捕鱼时说过了。
撇开竞争使用毫无约束的不存在的公共产不谈，不管书本或历史怎样说不同产权的安
排数之不尽，实际上人与人之间的权利划分只有三种方法。其一是以人的等级排列划分；其
二是以管制法例划分；其三是以资产划分。第一种莫名其妙地被称为「共产」制度；第二种
印度盛行；第三种就是私有产权制度了。
中国的制度改革是要从第一种权利划分转到第三种那里去，而第二种是必经之路。让
我把每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