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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日本：现代国家但非西方国家（3）
在德川时代（1603~1867年），真正的政治权力是由幕府将军控制下的军队行使的。天皇仅具有象征性和礼仪性的意义，尽管在形式上，军事首领仍然对天皇负责。露丝？本尼狄克特，在她对日本的经典研究著作《菊与刀》中发表了一些令人感兴趣的言论：“日本天皇的概念，是在太平洋岛屿之间反复再三才形成的。他是一个神圣的首脑，可能参加也可能不参加政府内阁的事务。在某些太平洋岛屿，他会参加，而在另外一些太平洋岛屿，他会下放自己的权力。但是他的人格总是神圣的。”换个角度来看，要了解日本，我们必须把它放在太平洋和东亚的背景下进行研究。
明治维新之前统治日本长达250年之久的德川时代，见证了一个权力高度集中和正式的封建制度的创立过程。自皇室家族和大名以下，整个社会分为四个等级，其等级制度如此森严，使当时的社会具有某种种姓的特征：四个等级分别是武士、农民、手工业者和商人。严格地说，部落民――即从事屠宰业、皮革业等所谓贱业者和乞丐游民，他们一直都被看成社会的隐形人，是社会中可有可无的角色，直到今天仍然如此。
在日本，人们的身份等级是以世袭原则加以世代传承，千百年来一成不变。每一个家族的首领，都需要在自家门道里张贴自己的阶级立场，并详细地说明自己的世袭地位。他与生俱来的权力决定了他能穿什么样的衣服，吃什么样的食物，住什么样的房子。大名每年都从农民那里收缴一定比例的粮食，除了满足自身的需要，还要给下属的武士分发一部分。武士没有土地，他们的正式职能是保卫大名及其土地和财产。他们是唯一被允许佩剑的社会成员，比起地位更低下的阶层，他们享有广泛而独断专行的权力。在德川幕府时代，大名主要对将军负责，而将军至少在形式上又要对京都的天皇负责。日本的儒家思想与中国的不同：后者尤其重视优质教育，官话便是竞争激烈的科举考试的产物；而在日本，最卓越的称谓都给了武士，幕府时代尤其赞美武士道精神。在德川时期，中国实际上是一个重视平民儒家思想的国家，而日本则是一个地地道道的重视军事儒家思想的国家。
德川家族是从17世纪初叶开始统治日本的，上台不久，他们便实行闭关锁国的政策，切断日本与外界的联系，并*基督教，反对外国势力对日本习俗和宗教传统的干涉。欧洲船只不许使用日本的港口，只有荷兰可以把出岛作为贸易港口。日本人被禁止建造或经营大型船只，否则要受到严惩，这些规定严重阻碍了日本沿海的贸易活动。统治者制定这些政策的原因，似乎是希望能以此来限制商业活动，同时也表现了他们对外来影响的恐惧，尤其是从欧洲进口的枪支，统治者认为它可能会动摇将军之间微妙的权力平衡。尽管这些行为让日本倒退到专制主义时代，但是德川时代也出现了很多充满活力的变化。随着语言的日益标准化，不同地区的人们的认知和生活习惯趋同，日本社会日益朝着一元化的方向发展。
总之，当时的日本已经开始具备形成现代民族国家所需的条件。新建的公路网进一步发挥了促进国家统一的作用，沿着这些交通枢纽兴起的商业区，逐步变成了充满生气的贸易中心：到德川家族统治末期，江户，也就是今天的东京，其城市规模堪与伦敦相媲美，人口也超过了100万；而当时日本其他的一些城市，例如大阪、京都、名古屋和金泽，也具备了相当规模的人口。如我们在第1章所描述的，1800年的日本经济与当时的西北欧相比，更为发达，在1868年明治维新的前夕，除了缺少一个致力于此目标的政府，日本已经完全拥有经济腾飞的条件。
第二章 日本：现代国家但非西方国家（4）
最后，我们还必须注意到一点：武士的职能和作用不断变化。虽然他们最初的目的是保卫大名，但是随着后来必须承担越来越多的管理责任，并负责保护大名的财产，以及代理主子大名与其他大名和幕府之间的谈判协商和签订议定书的事务，所以他们的地位日益重要。事实上，在明治维新前夕，他们就已经从一个军人阶层转变成日本社会里一个关键的管理阶层。尽管沉湎于儒学的管理治世思想，但是他们的认知和癖性本质上还是倾向于军事和科学技术，而不像当时的中国主要侧重于文学和学术理论，这种目标和倾向，对后明治维新时代日本的特质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明治维新
1853年，美国海军上尉佩里率领“黑船舰队”，出现在江户湾（今东京湾），粗暴地打破了日本国德川时代相对和平与稳定的局面，佩里伙同其他欧洲列强，特别是英国，要求日本打开国门进行贸易活动。日本长期实行的孤立政策，再也无法持续下去：如同19世纪其他许多国家那样，日本再也不能无视西方及其疯狂抢掠的变态行径了。1858年，面对外国的持续侵扰，日本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列强由此打开了日本的贸易之门，并对日本的主要港口实行治外法权，从而使西方列强逍遥于日本法律之外。这些不平等条约，包括治外法权，严重削弱了日本的主权。1859年，日本被迫取消已经执行了300多年的对基督教的禁令。
英国、美国、法国、荷兰等西方国家的干预，引起了日本国民的强烈反感和愤怒，国内掀起了一波巨大的排外浪潮。面对日益动荡和骚乱的局势，德川政权陷入了几近瘫痪的困境。这样的状态持续了两年，并于1868年达到了顶峰，随后，幕府――有效统治日本的军事体制――被萨摩藩和长洲藩的联合势力推翻，天皇下诏将江户改称东京，后迁都东京。至此，以天皇为首的新政府便建立起来了。武士是德川政权倒台的发动者和新明治政权建立的主谋，后者是以1868~1912年的统治者的名字来命名的。明治政府致力于创建一个现代国家，武士为了巩固新生政权，提升新政府的威望，自己做出的牺牲就是废除陈旧的封建特权，被剥夺了随身佩剑的权力，以及以实物付款的垄断权，改为以现金付账，至此，武士原来享有的特权大为削弱。
长达两个半世纪的德川幕府统治结束了，这个富有戏剧性的政治变化并没有受到任何政治蓝图、政治目标或政治远景的驱使。刚开始，日本国内从上到下都弥漫着浓厚的反西方情绪，但是在后来的发展过程中，部分统治精英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孤立不是上策：如果日本想要从西方国家的野蛮行径中幸存下来，它就必须对西方强加的种种挑战做出回应，而不是简单地忽视它们。先前还充满仇外情绪和孤立情结的统治阶层，经历了一场彻底的政治转变，产生了一种强烈的共识，明确了自己需要做的事情，并决心迅速实施。现代君主国家创建了首席大臣辅佐天皇的制度，但是实权都集中在首席大臣手中。到1869年，婚姻和工作可以自由选择。1871年，日本的封建体制事实上已经解体了。1873年，日本颁布征兵令，在全国范围内广泛征兵，彻底废止了武士随身佩剑的特权。政府立即着手建立工厂，由先前的武士负责运营，这些举措使日本迎来了一个极具特色的经济时代。
第二章 日本：现代国家但非西方国家（5）
如果说早先吸收中华文明的精髓，对日本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那么遭受西方威胁的亲身经历，则有力地说服了日本新的统治阶层：如果日本希望维护国家独立，不重蹈中国的覆辙，就必须尽快向西方学习，而当时刚经历了鸦片战争的中国，正在逐步丧失国家主权。明确了发展方向，日本新政府便开始了一次前所未有的探险，在缺乏明确周详的行动方案的情况下，其行动的快速、执行目标的坚定不移，政策覆盖面的广泛性和综合性，的确令人称奇。
在这激动人心的20年里，日本如饥似渴地学习西方国家，迅速建立起一系列新机制。它派出特使和代表团到欧洲，甚至还到美国，研究到底应该学习什么，借用什么，吸收什么。一切都以高度系统的方式运行，其目的在于明确哪些国家在哪些特定领域能提供最多最有价值的信息和经验。恰当快速地学习和吸收西方的经验是当时日本最为紧迫的任务。日本1873年引入的教育体系，是模仿法国学区制的结果；其海军的建制，先是效仿英国海军，后来又相继借鉴了法国和德国的陆军系统才得以完成；日本修建的铁路是以英国为范例的，创立的大学则是效仿美国而成。1871~1876年，大约300名欧洲专家被政府部门和相关机构邀请到日本，协助日本进行设计和施工。其结果便是外国经验的集成（这成为日本的一大典型特色），并不知不觉地融入日本的民族特性中。
从19世纪70年代后期，政府开始低价出售新建工厂。由此，日本开创性地孕育出资产阶级。政府以发行债券等方式逐渐取消俸禄，消灭了武士阶层，他们可以用债券购买新建的工厂，而且通过这种方式取代了他们原先以实物付款的封建做法。因而，日本的资本主义业主从一开始就表现出两个显著的特点，并且在明治维新以后，一直作为日本的标志延续至今：首先，他们能够存在，并取得举足轻重的地位，主要得力于日本政府的慷慨赠与和大力资助，所以背负着艰巨的责任和义务；其次，依据他们的背景、接受的训练和品性来判断，这些新兴资本家更像是管理者而非企业家。
在许多方面，明治维新所倡导的内容都是极具革命性的，其目的在于建立一个现代国家，消除封建残余。新的统治精英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