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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许多方面，明治维新所倡导的内容都是极具革命性的，其目的在于建立一个现代国家，消除封建残余。新的统治精英不是从大名当中提拔起来的，而是主要来自武士，其中包括部分并入武士阶层的农民，还有一些商人。阶级力量显然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是与欧洲不同，日本的新兴阶层――商人，既不会煽动这种变化，也不会亲自挑头去促成这种变化，实际上，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们并没有与陈旧的制度发生冲突。相反，明治维新的领导人，也即武士阶层，已经逐步转变为更广义上的统治阶层。为了强调历史的延续，同时也为了取得大众的支持和为新政权提供合法性，武士将天皇重新尊奉为日本民众生活中更为核心的角色，天皇迁都东京，便是一个极富象征意义的举动。与其说明治维新是日本人民自下而上的起义，还不如说它是一场自上而下精心策划的政变，它其实是一次以将日本从外国的威胁中拯救出来为名，行维护现存精英权力之实的行动。其目的在于，要努力使这场变革运动在保守主义的指导下，尽量采用非激进的、有所保留的方式进行。
第二章 日本：现代国家但非西方国家（6）
日本是一个非常保守的国家，其连续性远远强过非连续性：甚至在1868年，当非连续性成为一种必要的时候，它也没有像法国和中国那样――两国都实行了革命，最后以和解而告终。它是由怀揣着实现根本性变革的理想，但在实践过程中又尽可能保留旧秩序的精英们建立的。因此，与大多数革命相比，维新过程中的流血牺牲相对较少也就不足为奇了。统治者在很大程度上，成功地保留了生活习惯、传统、习俗、家庭结构、等级关系和层级结构。明治维新证明了日本精英阶层的灵活性、实力、适应能力以及在必要的情况下改变时局的能力。
欧洲的革命与日本的明治维新变革相比，存在一个根本性的差别。比如，除了其他的情况以外，法国大革命是对资产阶级兴起这一内部威胁的回应，而明治维新则是源于对外部威胁也即西方列强的反应。当然，这是欧洲和其他地区最根本的地缘政治差异，欧洲是领导者，因此也是奴役者，对此，其他国家必须找到一种对付欧洲列强和其扩张行径的方法，这个差异也有助于解释明治维新怎样以及为什么由一部分精英统治者而非当时正兴起的敌对团体发起。迫使日本改变局势的不是商人阶层的兴起，而是西方国家的威胁。
对历史的传承
日本是世界上第一个主动迎接现代化的国家，一种在西方强权和本国特性之间做出权衡的现代化。日本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也是该国自觉并刻意在西方化和日本化之间走钢丝的过程。然而，与后来的其他亚洲国家现代化的例子相比较，它处于相对有利的地位，就是能自由地做出抉择，这一点在如何实现现代化的问题上表现得尤为突出，而后来者可能无权进行选择。因此，日本现代化是一个引人入胜的研究案例：一个国家的现存精英统治者为了保护国家的本质，对西方化做出了自愿并适当的选择。
尽管在德川幕府统治时期，日本几乎与世隔绝，但是在关键时刻，日本对待外国影响并非采取盲目排斥的态度，而是表现出一定的开放性和适应性，从5~6世纪日本与中华文明的关系中就可以看出这个特征。在必要的时候，愿意吸收外来影响力，已经成为日本社会的潜在力量。断然拒绝被完全同化，希望在吸收外来影响力的同时，保持日本的“本质”或民族情绪，已经在试图界定日本作家吉野耕作（Kosaku Yoshino）所描述的“我们自己的领域”，也即传统习俗、体制和价值观的过程中得到体现。正如吉野耕作所说：
“为了坚守‘我们的领域’，人们坚守着重大的差别，不仅要区分‘我们’（日本）和‘他们’（值得借鉴的其他国家），更重要的是，要强调‘我们的领域’的存在，从而表明‘我们’的民族作为一个文化实体的连续性。这样，历史就可以延续。日本声称对‘我们’的这种文化领域保持独家所有权。”
日本的独特性可以用两种方式来分别加以界定并保留：第一，在日本独有的认知领域，保留着那些被视为具有排他性的和真正意义上的日本要素；第二，由各种各样的外国影响力和那些被视为具有日本独特性的要素结合而形成的独特产物。正如有人认为，日本的“领域”概念远不止于日本自身的“混血性”。尽管日本文化很独特，例如榻榻米、日本清酒、相扑，但是日本的特性归根结底还在于日本人为何会行为特别，也即日本人和其他国家的民众的根本的认知差异何在。这种二元性允许固有本质和外来影响力的共存，也广泛地扎根于从饮食和服装到电影和婚礼等日本生活的方方面面。两者以某种方式共存，它们之间基本上少有激烈冲突，日本吸收外来影响的精髓然后加以重构，与之融合形成自己的特色。故而，日本现代性是一个相当复杂、不协调、有时候甚至有些怪异的现象。它的融合可以追溯到中国影响力时代，但是在西方化时代，这种特征表现得最为明显，日本所受的精神创伤也是最大的。这种融合是如此根深蒂固，使人们理所当然地将它看成日本最自然、最固有的特性。
第二章 日本：现代国家但非西方国家（7）
经历了极端的西方化时代后，日本人和西方元素的关系，一直是人们认真思考和激烈争辩的主题。1868年后，日本经历了西方化和日本化的交替。明治维新后的头20年，日本国内许多领域迅速西方化，但是到1900年，这种现象让位于内省和寻求国家本质定位。在这场辩论中，日本国民性可以从三个方面来加以界定：天皇制度、武士精神和家庭社会观念（天皇即父亲）。日本在太平洋战争中失利并被美国占领后，再一次进入了疯狂追赶西方经济的西方化时期。随后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初期，又迈向了更深层次的重新定义日本国家本质的阶段。然而，历史从来都不会故步自封，在这节骨眼上展开的日本“国民性”概念，与其在20世纪初叶的意义完全不同。20世纪70年代关于日本国民性的讨论，大多认为日本是一个以集团为主导的单一同质社会，日本国民的一致性是难以言表的、不合逻辑的。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这种看法不足为奇，“二战”后美国对日本社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但日本仍然固守着自己的“国民性”。
当然，日本国民性的本质实际上不能用如此简单的词语来描述。日本性（Nihonjinron）是针对西方影响而做出的具有政治创造性的文化回应。它让我们了解了日本人的许多心理，他们希望与众不同的愿望，但是它也只能部分地揭示出日本固守的差异性。在《菊与刀》中，露丝？本尼狄克特提出：
在研究西方国家的过程中，如果没有比较各国文化，就会对整个行为领域不得要领。研究者会理所当然地认为：没有必要去探究日常生活中的琐事，这在电视荧屏上司空见惯。殊不知，正是这些琐事决定了国家的未来，而不是外交官签署的诸多条约。
日本的独特性恰恰存在于人们的日常生活中，从人际关系的本质到引导人们行为的价值观，都很容易被人们忽视。
日本的人际关系，要遵循严格的等级制度，这种等级制度主要基于人们的阶层、性别、年龄来做出划分，每一种人际关系都可以根据以往的接触频率和熟悉程度，按照这些标准来精确地分出等级。等级制度的重要性，最初都是从家庭中习得的，父亲毫无争议地扮演一家之主的角色，每个家庭成员的地位都是注定的。家庭是整个社会的缩影：天皇被视为国父，公司也是按照家庭的思路设想出来的。等级在语言的使用中也得到了体现，比如，表达“你”的时候，要根据对方的社会地位来选择词语。语言也是分性别的，男人和女人需要使用不同的词语和称谓。日语中有很多敬语，尤其微妙的是日本有一套严格按等级设定的鞠躬体系，鞠躬的程度取决于对方的身份地位，公司经常建议员工们根据他人的地位来确定鞠躬的程度。
日本不仅要求尊重等级制度，而且还存在一个庞大而复杂的责任系统。日本存在两种类型的义务，比方说对自己父母承担的义务是无限的和终身的，而情理则是有限的。这些义务和责任构成了日本社会的核心，日本所谓的贞德是从承担义务的角度来定义的，而不像西方社会那样，通常用金钱来衡量美德。如果一个人不够担当，他会有一种羞耻感。从广义上讲，文化可以划分为（类似基督教衍生出来的）负罪文化和羞耻文化。一方面，负罪文化源于原罪的观念，即人本质上都是有罪的，它是依据事实来判断；另一方面，羞耻文化是通过站在他人的立场上审视自我，从而进行自我约束的产物。日本的耻辱文化根深蒂固：与一个人自己的良心相比，他如何被别人评价，才是最为重要的。罪恶感可以通过道歉来减轻；而羞耻感则正好相反，几乎是无法减轻的，它会导致一种非常独特的行为方式。比如，在西方社会，自杀作为一种自私的举动，被视为人所不悦的行为；而在日本，自杀却被视为敢于担当的终极方式，因此是一种崇高的行为。在日本社会，自杀现象更为常见，平均每100 000个男性中个会自杀；而美国只有个，英国只有个，德国则为个。
第二章 日本：现代国家但非西方国家（8）
第二章 日本：现代国家但非西方国家（9）
第二章 日本：现代国家但非西方国家（10）
第三章中国：动荡的历史与翻天覆地的变化（1）
“从1949~1978年，新中国成立的第一阶段扭转了中国一个世纪以来的衰败局面，实现了先前的政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