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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日本：现代国家但非西方国家（10）
第三章中国：动荡的历史与翻天覆地的变化（1）
“从1949~1978年，新中国成立的第一阶段扭转了中国一个世纪以来的衰败局面，实现了先前的政权无法创造的经济腾飞，而且有一点是毫无疑问的，中国转型的基础是在毛泽东时代建立起来的。历史证明，1949年革命完全不同于1911年辛亥革命，它成为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转折点。”
遵从乔治三世的命令，第一个英国贸易使团于1792年9月离开英国前往中国。他们给这个遥远的封建国家带来了许多稀奇古怪的礼物，比如望远镜、钟表、晴雨表、装有弹簧悬挂装置的马车和气枪。贸易使团乘坐一艘装有66门火炮的军舰和两艘补给舰来到中国，任务是向大清乾隆皇帝展示本国工业革命取得的巨大成就和精湛技术。这个700人的使团中包括外交官、商人、军人、科学家、画家、园丁等，不论对国家还是对个人而言，他们此行的目的就是寻找机会。代表英国政府的东印度公司（实际是英国的海外公司，统治印度直到1858年），非常希望打开中国市场，但他们之前的努力都付之东流，所以本次使团出访之前进行了精心的长期准备。英国人抵达澳门后，发现葡萄牙早已在这里建立了一块基地，于是又花费4个月的时间向北航行，与清朝皇帝的代表进行了一番谈判，并左等右等，才见到他们此行最想见的人――乾隆皇帝。
1793年9月，英国公使马戛尔尼进京拜见乾隆，希望获准在通商口岸广州从事贸易，并愿意上缴关税。但乾隆不为所动，贸易使团的努力化为泡影。乾隆皇帝没有给马戛尔尼明确的答复，而是向乔治三世发布了一道敕令，称清政府没有必要扩大对外贸易，因为中国地大物博，根本不需要其他国家的东西。乾隆这样写道：
“天朝德威远被，万国来王，种种贵重之物，梯航毕集，无所不有。尔之正使等所亲见。然从不贵奇巧，并无更需尔国制办物件。是尔国王所请派人留京一事，于天朝体制既属不合，而于尔国亦殊觉无益。”
自恃拥有不断强大的国力和工业革命的早期成果，英国十分傲慢自大，但是81岁的乾隆皇帝对此却一无所知，英国人也颇为费解。遭拒后，两手空空的马戛尔尼只能通过走陆路到广州的唯一路径离开中国。在这次航程中，他坚持作了大量的记载，其中有一条写道：“中国是一个古老、疯狂的国家，它拥有一流的军舰。那些足智多谋、谨小慎微的政府官员固守着150年来的陈旧思想，试图以自己的大国地位威慑邻国。”他对大清帝国的未来非常悲观，认为其命运注定是要“在海岸上被撕得四分五裂”。 马戛尔尼指出，中国拒绝英国的要求是没有用的，因为“遏制人类知识前进的步伐是徒劳的”。一个时代行将结束、另一个时代即将来临的看法，不仅表现在马戛尔尼的过于自信中，也表现在清朝皇帝对英国新制造技术的无知中。同时，文明的碰撞在外交礼仪争端中表现得淋漓尽致，中国要求马戛尔尼拜见皇帝时行三跪九叩大礼，但后者却一再坚持只行脱帽礼和吻手礼，并表示如果中国官员也向乔治三世行同样的礼节，他就愿意给清朝皇帝叩头。对于中国来说，这显然是无稽之谈：皇帝是“天下”的统治者，根本不可能与一个遥远的藩王平起平坐。甚至围绕着英国带来的物品也产生了许多争论：根据有1 500多年历史的中国传统，外国只能作为朝贡国进贡，中国人认为马戛尔尼只不过是向朝廷进贡的使者，但后者却再三坚持自己应该拥有与清朝地位平等的外交使节身份，两方各不相让，就这样，处于两个时代的两种文明在未能相互理解的情况下不欢而散。
第三章中国：动荡的历史与翻天覆地的变化（2）
贸易使团最后只能以失败而告终。马戛尔尼关于中国命运的预测也许是中国人无法想象的，但是当时实力不断增强而且富有侵略动机的英国显然已发出了某些暗示。马戛尔尼出使北京的时候，东印度公司已经开始从印度贩卖鸦片到中国，这个行当很快就被证明一本万利。1829年，中国明令禁止鸦片，英国对此大为恼火。随着两国关系渐趋恶化，英国发动了第一次鸦片战争（1839~1842年），凭借大炮让中国的南方城市屈服。在《南京条约》中，清政府被迫割让香港岛，而且还首次开放了5个通商口岸并支付大量赔款。中国 “屈辱的世纪”从此开始。
如果说日本是19世纪开始工业化进程的唯一东方国家，那么中国就是最好的反面教材：即便1800年时它仍与日本处于同一起跑线上，但后来却没有踏上工业化的道路。结果，19世纪的中国被当时的欧洲和美国远远地甩在了后面，随后又被日本超越。1800年以后――特别是19世纪中叶之后，中国经济日渐衰弱、几近崩溃，整个国家承受着分裂、失败和被外国列强瓜分的屈辱，主权大量沦丧。1949年以后，中国开始出现转折，特别是1978年后更是出现了巨大的转变。但是，中国现代性的动力来自历史而非向西方学习的结果：尽管当时没有出现这样的迹象，但现代性的过程肯定不是简单的“屈辱的世纪”就能解释的。不过，这一时期的确给中国带来了巨大的心理创伤。跟日本一样，中国的现代性之路与西方所走的道路存在着非常大的差别。
辉煌的世纪
耶稣诞生前数年，中国就已经出现了现代的雏形：中国第一个皇帝秦始皇的胜利，标志着战国时期的结束和秦朝的开始。截至公元前206年，秦朝的边界广阔无垠，我们所认为的当今中国心脏地带的大部分地区都包括在内，其中还包括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之间人口密集的区域，向南延伸至越南南部，向北扩展到长城以北。可以毫不夸张地认为，现代中国诞生于公元前221年。秦朝的衰亡之后，汉朝的边界继续迅速扩展，并于公元前141~公元前87年，实现了领土扩张的最高峰，东北至朝鲜半岛，南至中国南部和西南部，以及越南北部。在后来的1 000年里，中国的领土范围向北、东北和西北，向南和西南，均有所扩展。中国稳步获取的庞大规模，与其大陆地块的自然边界有关，北至西伯利亚大草原，其海岸线至南部和东部地区，丘陵地区延伸至东南部。
大规模的内部迁徙、交通设施的不断完善和长达几个世纪的国家统一（或大体上统一）状态，有助于大量分散的人口创建一种相对同质的文化。秦朝――虽然其寿命可能算不上长久，但是它建造了6 400多公里的交通要道，这是可以与罗马帝国相媲美的一大丰功伟绩。一个中央集权制国家，一种成熟的治国方略，深深扎根于孔子的儒家思想，儒家思想对2 000年来的中国政治和道义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秦始皇的统治下，书同文、车同辙、度量衡、货币都实现了统一。中国的独特习俗――知天命尽人事的思想、依靠恪守孝道形成的家庭结构、使用共同符号和象征的语言、基于崇拜先祖观念的宗教，在这个时代都已经确立起来了。在第一个千年里，中国基本上拥有――考虑到它实际上已经融合了多民族的事实――一种了不起的文化同质性。
第三章中国：动荡的历史与翻天覆地的变化（3）
中国历史上一直都存在一个非常突出的特点：尽管它遭受了来自北方族群的多次入侵，尤其是13世纪的蒙古族和17世纪的满族，但是所有这些入侵者，一旦统治得到稳固，便试图学习汉族人的习俗和价值观，并且按照中原人的原则和制度来进行统治，这都证明了汉族人当时所享有的声誉和威望。汉语的坚持不懈和稳步传播是文化力量的一种象征：虽然遭受北方持续不断的入侵，但居民的迁徙，避免了汉语分化成不同的方言，同时让中国人自己更清楚地意识到这一点，从而也更加保护他们自己的语言和文化。像我们今天所熟知的那样，早期出现的中国国民特性，对于中国来说，可能比其他任何事情都更为关键，因为如果没有这种特性的话，中国就不可能保持超过2 000年之久的统一，同时其规模多少也会遭到削弱。
从历史来看，相对先进的农业形式，能够确保社会维持大规模人口以及社会的有组织性，中国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有资料显示，中国在12 000年以前就已经开始种植谷物，比美索不达米亚的农业文明早了8 000年。虽然中国北方通常采用旱地种植谷物，但也已引入了水田种植。谷物种植在第一个千年发展缓慢，但后来迅速得到普及，这不但推动了中国农业的大发展，还促使经济重心从关中平原转移到长江流域。这一时期发明了水稻种植新方法，包括育种、早稻、种子的系统选择、带踏板水车和许多先进的灌溉工具。新技术和新工具使得中国拥有了世界上最先进的水稻种植技术，极大地提高了农作物的产量。
到宋代时，先进的农作技术已在中国的广大土地上得到推广，并稳步推动南部边境的进一步拓展。农业繁荣促使人口迅速激增，1000~1300年中国的总人口几乎翻了一番。500~900年，砖砌路沿着大中华帝国的中部铺开，使得从帝国的首都到其他任何规模相当的城市，都只需要8~14天的时间。意义更为重大的是，河运（包括运河）、海运等水上运输方式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各个水路体系连接成一个网络，为1200年全国市场的形成奠定了基础。正如欧洲最大的海港城市威尼斯居民马可波罗13世纪晚期所观察到的：“我保证自己所说的句句属实，这条运河如此之长，经过的地区和城市是如此之多，要是测算它所能承载的航运量及其交通价值，那意义将超过所有基督教徒的河流再加上他们的海洋。”
到12世纪时，纸币在北方和南方的地位已经非常稳固，中国经济逐步走向商业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