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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了法院大门，听见有人喊我，正是我那远房亲戚，他也是来法院打听情况的。我把刚听来的添油加醋和他说了一通，他一听我说得都对，抓住我的手让我帮忙想办法。
看着他急切的样子，一个邪恶的念头冒了出来。
我忽悠他要想解决，必须送钱给法院的人。他见我说得头头是道，让我原地等着，转身回家拿了二万元钱，让我到法院送给那个姓孙的审判员。
我拿着二万块进了法院，直接去找那个姓孙的审判员。她很和气地接待了我，然后说了一些官话把我打发出来。我把那二万块全部放进了裤裆里，衬裤是扎在袜子里的，所以不怕钱掉出去。从法院出来，我面不改色，冷静地跟亲戚说：“钱都给她了，她让我晚上约你见个面，想好好和你谈谈怎么办。”还说了一些安慰他的话，告诉他送了钱应该可以搞定。
他乐得跟什么似的，连连抓着我的手说谢谢。我让他去找饭店准备招待审判员，并说我六点会带审判员到饭店找他。
他千恩万谢地走了，我飞快回到家里，胡乱收拾一下自己的衣物，把家里门窗都关好，直奔长途客运站而去。
我要逃了，那一年我24岁。
我记得那一年的冬天好冷，是我生命中最冷的一个冬天！
五、赌场打工
坐上长途汽车，我不知道该去哪里。心里很害怕：人家会不会报案，我会不会被通缉？想归想，那时候也顾不了许多了。
晚上，车到一座大城市，车窗外到处是高楼大厦，满大街的红男绿女，我决定在这里下车。
我住进了一家小旅馆，一天十块，就这样，我算暂时安顿下来。狂睡两天后，我开始想该找点正经事做，先去了劳务市场，发现都是些民工在找活，自己吃不了那苦。翻翻报纸，尽是招聘经理、技术人员啥的，我又干不了。连续看了好多天报纸，终于发现有个职业很适合我——保安。
那会儿还没有什么保安公司，基本上都是派出所在招保安。我看见街上那些开三轮摩托的保安很神气，很是羡慕。于是选了一家去应聘，面试、填表，我很顺利地成了一家派出所的保安，还分了一套保安的冬装。等进了单位才知道，大街上开摩托满街跑的是联防队员，我们是被派到派出所辖区内的酒楼、宾馆、娱乐场所当保安的，一个月三百块，管吃管住。虽然待遇低得很，起码我有了个正经身份，也不用害怕出门被警察查了。
其后半年时间里，我在迪斯科舞厅、大型酒楼、宾馆都干过，在一家潮州酒楼做保安时，我的命运发生了改变。
那是一家规模很大的潮州酒楼，老板是广州人，整个厨房都是广州人。这个老板不用我们去维持酒楼的秩序，而是要我们监督员工的上下班打卡并检查有没有职工私自携带酒楼的物品出门，再就是晚上住在酒楼里打更。
闲来无聊的时候，我和其他保安在一起胡扯，扯得最多的自然是酒楼里哪个服务员漂亮。有时候我也拿出扑克给大家表演几下“魔术”，无非大伟教过的那些。
一天，正在和大家拿着扑克表演玩，厨房的老大溜达过来看我们玩，看了一会儿，他凑过来说：“我抽一张。”
我把牌凑到他手边，他抽了个红桃 7，然后扔在桌上。我就把红桃 7扣过去，放到牌的最下面，准备要发牌，让大家猜一下我能发在哪一堆里。
刚要发，那个老大说：“慢着，我检查一下是不是在下面，别被你小子偷着放上面去了。”我就把牌扔到了桌子上。他掀开看了一眼说：“是在下面。”我开始发牌，发了五张牌，让大家猜红桃七在哪里。有人猜第一张，也有人说还在下面没发，我们这里吵闹不休，老大转身回厨房去了。这时一个同事翻开第一张，说： “喏，这个不就是红桃七吗？”
可不是咋地，大家就闹哄着说猜到了，让我去买烟请客。我嘴里答应着，眼睛向厨房瞅了瞅，我是在发第四张时把红桃七发出去的啊，怎么会跑第一张去了呢？
想来是被老大换的，他怎么换得那么快啊，记得他的动作很慢。我开始留心厨房的老大，刻意去接近他。而他则刻意保持距离，好像没有一天不忙似的，见了我也只是用不标准的普通话打个招呼而已。
有一次我和同班的保安被厨房的人拉去吃烧烤，忘了因为什么原因，一个厨师和摊主起了争执，三言两语就动起手来。那些广州佬打架真猛，我们也参战了。当地人人多势众，我们被人家打得东跑西颠。虽然没打赢，但因此和厨房的老大交上朋友，从那以后，他常常带着我一起出去潇洒。
时间一长便跟老大推心置腹起来，他也知道些我的事情，那天喝了些酒，他问我：“你一个月三百块，哪年才能在这个城市里买一套房子？”老大的话让我想起以前和家人，眼泪哗啦啦流下来，晚上回去我就失眠了。是啊，一个保安能当多久？当一辈子？
我开始为将来打算，不想浑浑噩噩过日子了。跟老大接触久了，才知道他根本就不会赌，他调牌的小把戏是无意中跟朋友学的，把下面的牌拿到牌上面，需要手面、大拇指、食指、中指的巧妙配合，没过多久我也学会了。
现在看来这招不过是小把戏，但就是这招小把戏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
转眼就到了1995年秋天，那时，国内地下赌场很多。我们派出所辖区也开了一家赌场，从别的保安那里听到这个消息时，我感觉浑身血液热烈地燃烧起来。
从此，下班后我经常去溜达，就穿保安制服，并没觉不妥。
赌场设在一家酒吧里，六张桌子，每天晚上都吸引不少人赌钱。我虽然经常去，但很谨慎，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去了我也只是看热闹，从不下注。在赌场，只要我们不闹事，赌场的人也懒得搭理我们，还提供饮料给我们。
我没事就去研究里面的名堂，期望能研究出点啥。
虽然输钱的人更多，但我们的目光好像总被赢的人所吸引，看到了很多人赢钱，我的手也越来越痒，一个月后，魔鬼战胜理智。我从积蓄中取了一千块，换成筹码。倒没着急下注，溜达了很久才在21点的台子前停下，拿着个五十的码在手里掂着。荷官丫头让大家验牌时，正好把牌放在我面前，脆生生地说：“请老板验牌。”一个保安被她称为老板，一阵脸热，后来才知道，赌场对所有玩家都这样称呼。得意中，随手耍了下换牌的把戏，把最下面的那张换到了最上面，“验完了”。
我还沉浸在自己的得意中，压根没发现，我的身边已多了两个“保镖”，原来赌场的暗灯发现了我的手法，就把我认定为小老千，赌场就派专人盯着我。那个时候会这个手法的人不多，所以他们认定我是老千。
我还不知道自己被人家盯上了，还好当时不怎么贪心，每次我只带一千去，赢了五百就收手，输光了坚决不玩。十几天下来，赢了三千来块。
赌场人发现我会换底牌，一直等我出千，但见我总不动手，有些沉不住气，派大宾接近我。大宾是赌场老板的侄子，是个混蓝道（老千行内称出千的为混蓝道）出身。一来二去，他把我的底细探得差不多，发现我只是个一知半解的新手，报告给赌场，也因此放弃了对我的盯梢。而我则跟大宾成了朋友，多少年来我俩一直很要好。
大宾听说我一个月才赚三百块，十分不屑，要我到赌场干，一个月一千块，管吃管住。我一听可乐坏了，忙不迭应承下来，于是我就成了赌场一员。
一进赌场，先给我做了一套黑色西装，戴上了蝴蝶结（荷官以上的才有资格戴领带），还搞了个上岗前培训。每天下午培训，晚上就给客人端茶送水，散场的时候打扫卫生，收拾赌具。
大概培训了二十多天，我上岗了。开始，我的工作是赔码，客人赢钱了，我得快速计算好水钱后把他应该得的筹码给他；输的我就用搂子收回筹码。赔码绝对不可以赔错钱。赔错了是绝对不允许和客人要的，如果在一个台面上赔错两次码，就会立刻被人换下，再从最低级的台面从头做起。赔错的钱则要从工资里扣。
赌场是个等级森严的地方。低级台面上的服务人员和高一级台面上的人发生矛盾，会被立马撵走。只有在百家乐台上赔码很熟练了的人，才有可能被培训成荷官。
从最低级的台面做到荷官，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从摇色子到28杠，再到21点，再到梭哈，然后才有可能去百家乐的台上。
在赌场的日子是一段黑白颠倒的日子，晚上上班，白天睡觉，这样的日子一直持续到了1997年。
短短的几个月，我就成了荷官。大宾似乎很看重我，闲着没事就教我一些赌博的出千方法。大概我有这方面的天赋，他只演示几次我就能掌握全部的要领。不过出千是个功夫活，讲究一个字——快！不是只看就能会的，那段日子里，我只要睁开眼睛，手里就总拿着扑克练。
别看扑克只是一张张硬一点的小纸片，但那纸片快起来就成了刀片。为了练手法和速度，我的手被扑克割了无数小口子，出汗时伤口钻心般痛。也不知道练碎多少副扑克。
我从大宾那里学会了很多，以至于最后扑克方面他没东西教我了，大宾就教我一些打麻将的出千方式。
大宾出千的技术在那个年代应该是相当前卫的东西，似乎很少人会，不像现在这么普及。
他林林总总教了很多，有几种千术现在很多人在用了：
底抠：换出牌底下面倒数15张的任何牌，在别人看来我是从上面一张张地发牌。也有人会注意底牌，但只能看到最下面那张，所以，最底下那张我绝对不去动。底抠的前提是知道底下都是什么牌，需要哪张牌时就从下边直接拿出来发出去。
中取：想要中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