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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许赛英
《灵山海会》2006年第1期发表了胡晓光《真常唯心论思想初探》一文（以下简称《初探》）。我原以为在“初探”的名义下，胡晓光只是要对“真常唯心论”作出事实判断，但读完全文才知他的最终用意根本不在对“真常唯心论”进行事实判断，而是要对它进行价值判断，其价值判断的最后结论，亦即文章的最后一句话，曰：“真常唯心论是附法外道，大乘正统正法是唯心和中观这两大车轨。”有鉴于此，我认为《初探》一文应该属于“护教学”的范畴，不是纯学术的，故而标题似应改为《真常唯心论思想批判》才较为贴切。
胡晓光其人我不曾谋面，也不知他在何处高就，但久闻大名，读过他的许多佛学论文，颇见功力，实乃我辈学习的榜样，比如，在《初探》一文中，他对“真常唯心论”所作的事实判断部分完全可以看作是我们全面了解“真常唯心论”思想的一个标准文本（尤其是对初学者来说），言“初探”实是他的谦虚。在文中，胡晓光从如下十个方面来分疏“真常唯心论”：1、真常唯心论所依经纶；2、真常唯心论思想的起因；3、真常唯心论思想体系的内涵；4、真常唯心论与根本佛法；5、真常唯心论与唯识中观；6、真常唯心论与印度外道哲学；7、真常唯心论与中国传统哲学；8、真常唯心论与中国化佛学；9、真常唯心论之判教思想；10、从中观、因明观点看真常唯心论。通过这张“菜单”，胡晓光为读者奉献了一道“真常唯心论”的大餐——他向我们全方位地展示了“真常唯心论”思想，许多分析见解独到，入木三分，比如，“真常唯心论与中国传统哲学”一节就讲人所未讲，让人耳目一新。如果有机会将上述十个方面加以扩充，无疑地，一本全面阐述“真常唯心论”的专著就产生了。
我还将《初探》一文复印了几份，作为范文发给我的研究生，以让他们从中了解“真常唯心论”的概貌，但我同时也警告他们，对《初探》一文不可一概盲目信从，因为《初探》一面是令人欢喜的“慈悲观音”，另一面却是让人害怕的“怒目金刚”；它既是范文，又是反面教材。我旗帜鲜明的告诉研究生们，《初探》一文对“真常唯心论”的事实判断是令人佩服的，但其对“真常唯心论”的价值判断却难以令人接受。
前文已经提到，《初探》对“真常唯心论”所作出的价值判断是：“真常唯心论是附法外道”，说得直白些就是“真常唯心论不是佛教”。不过，胡晓光下这个判断还是有点“犹抱琵琶半遮面”的，话留半句没尽兴说，为什么呢？因为他说“中国佛教有二千年悠久历史，然而占据历史主流地位的佛学则是真常唯心论”，“中国化佛学是天台宗、华严宗和禅宗，这三宗是基于真常唯心论。”既然，“真常唯心论是附法外道”，“真常唯心论不是佛教”，那么，很显然，按照形式逻辑的三段论，包括天台宗、华严宗和禅宗在内的中国主流佛教都是“附法外道”，都不是佛教。胡晓光没有明说这一点，可能不是他没有这一想法，也不是他不想说，而是他生活在中国佛教的氛围中有所顾虑。
也许我不该擅自引伸胡晓光的观点，还是回到《初探》本身的语境吧。我与其说是不同意胡晓光“真常唯心论是附法外道”这一观点，还不如说是不同意他据以得出这一观点的“大乘佛教正统论”。在胡晓光看来，“瑜伽和中观是印度大乘佛教的正统”，“大乘的正统正法是唯识和中观这两大车轨”，因为“真常唯心论与唯识、中观是理不通事不合，是完全对立的思想体系”，所以“真常唯心论是附法外道”——这就是《初读》一文的总逻辑。在这个总的逻辑前提下，胡晓光多角度地对“真常唯心论”作了批判和声讨，极度彰显“真常唯心论是附法外道”。
我承认“真常唯心论”与唯识、中观是不同的（当然应该是不同的），甚至在很多地方确实也互相矛盾，但是我不同意将唯识、中观立为“大乘佛教之正统”，然后又将与这个 “正统”不合的“真常唯心论”斥为“附法外道”；也就是说，我与胡晓光的矛盾之处乃在于，胡晓光说大乘佛教有“正统”，且这个正统就是唯识、中观；而我则认为大乘佛教没有“正统”，不应人为地给大乘佛教立一“正统”。我的理由略陈如下：
（一）大乘佛教是一个开放的体系，不循教条，不蹈定式，这是从其前身印度部派佛教之大众部流传下来的优良传统，这一点在当时有关“十事非法”或“大天五事”的论争中就表现得淋漓尽致（参见姚卫群《佛学概论》第一章之二）。大乘佛教讲求因地制宜，因机施教，只要有助于解脱，“一切法皆是佛法”，亦即大中德隆禅师所说的“法无异法，道无别道。时时逢见释迦，处处撞著达磨。”（出自《五灯会元》）——这实际上也是《金刚经》判定佛法的标准。胡晓光不会不知道《金刚经》是大乘佛教的一部重要经典，“一切法皆是佛法”就出于《金刚经》第十七品“究竟无我分”；再者，《金刚经》第七品“无得无说分”中还说“如来所说法皆不可取。”《金刚经》中的这些说辞表明，大乘佛教不是一种教条主义的佛教，在它的体系中是没有“正统”的，那怕是如来说的也不能执为“正统”。大乘佛教检验佛法的标准是实践而不是理论。在大乘佛教那里，不是说符合某种理论（比如唯识、中观）的才是佛法，而是说在实践中能有助于众生解脱的才是佛法。“真常唯心论”在长期的中国佛教实践中被证明为是有助于中国人之解脱的（否则就不会在中国如此广泛地流传），因而在大乘佛教的框架内，“真常唯心论”完全是正当之佛法，怎么会是“附法外道”呢？窃以为，小乘佛教可以有“正统论”，但大乘佛教不可以有“正统论”，“正统论”与大乘佛教反教条的开放精神是格格不入的。“大乘”与“正统”这两个词是不能放在一起的，胡晓光说“大乘佛教的正统”和“大乘的正统正法”，这犹如说“方的圆”一样荒谬。然而，对于胡晓光来说，《金刚经》给他带来的麻烦还远不止于此。我们都知道，《金刚经》是中观经典，这一点胡晓光肯定也是清楚的。胡晓光既然说唯识、中观是大乘的正统，那么作为中观经典的《金刚经》中的所有观点他应该都是支持的，比如他应该支持“一切法皆是佛法”的观点；然而，如果他支持“一切法皆是佛法”的观点，那么他就应该承认“真常唯心论”也是佛法，这显然就与他在《初探》中所说的“真常唯心论是附法外道”的结论相违背了。再者，如果胡晓光为了满足“真常唯心论是附法外道”的结论而胆敢否定《金刚经》中的“一切法皆是佛法”，那么他又与《初探》中“唯识、中观是大乘正统”的说法相矛盾了，因为《金刚经》是典型的中观经典，所以无疑也应该是“大乘正统”！既然是“正统”，你就应该肯定它的思想！怎么能否定呢？如此看来，《金刚经》将不幸的胡晓光给缠住了，难以“出缠”。
（二）胡晓光所谓的“正统”也就是“正确”之意。在胡晓光看来，唯有唯识、中观才是“正统”而“正确”的大乘思想，“真常唯心论”因为与唯识、中观是不同的，所以也是错误的，这就是《初探》一文中随处洋溢着的“不同即错误”的语境。“不同即错误”，这不是大乘佛教的思考方式，而是基督教的思考方式。我们都知道，基督教属于“启示宗教”，它有绝对真理，这绝对真理就是上帝的启示，载之于《圣经》。基督教认为凡是与《圣经》中的上帝启示不同的皆是谬误。如果某种思想是《圣经》中所没有白纸黑字地说过的，而又是基督教在后来的发展中根据情势的需要所必须要讲的，那么基督教神学就会将这种思想诠释得与《圣经》原文不相矛盾，哪怕是七转八拐的诠释（这是十分常见的）。总之，在基督教的思想发展史中，这种诠释是必不可少的。所谓诠释，就是要“强按牛头喝水”，强迫后起的思想臣服于《圣经》，尽管明眼人一看便知这后起的思想完全与《圣经》无关。于此可见，基督教是将《圣经》立为绝对真理的，而且这种绝对真理还是“在先真理”，即最早出现的《圣经》就是最权威、最正确的思想。在科学中，往往越是后来出现的就越是真理，而在基督教中则刚好相反，越是先出现的就越是真理，但在佛教中，这两个定律都不适用，因为佛教既不是科学，也不是“启示宗教”，而是一种“开示宗教”。所有的佛法都是佛菩萨或祖师大德的随缘“开示”，那一个“开示”都是相对于特定对象的，因而都不是绝对真理，都不可立为判定是不是佛法的标准。我们不能说，唯有这个“开示”是绝对正确的，其他的“开示”若与此不合便是外道。总之，要清楚，所有的佛经都不是象《圣经》那样属于“绝对的启示”，而只是“相对的开示”。佛教史上的哪一部佛经都没有也不应该有《圣经》那样的地位，更不应该人为地赋予它那样的地位。佛教史上只有“相对经”，没有“绝对经”；只有“相对佛法”，没有“绝对佛法”，哪怕是释迦牟尼说的也不是“绝对佛法”；同样地，佛教史上也只有“相对圣者”，而没有“绝对圣者”。“相对圣者”是人，是觉悟了的人，“绝对圣者”是神，即使是释迦牟尼也不是“绝对圣者”，也不是神——所谓佛教是无神论即此。佛教与基督教的分野就在于前者要打破一切绝对，而后者却要拚命树立绝对。可是胡晓光却偏偏要以基督教的“绝对思维方式”来读解大乘佛教，读解“真常唯心论”。他将唯识、中观视作是大乘佛教的“绝对真理”，并以此为标准来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