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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多找些老文人的文章，尤其想多推出几个好点的女作家，如上述的几个，还有沉樱也很好。八月若赶不及出创刊号，则九月也好。第一期或出一特大号，这样一定要有几篇长的好的大创作。我自己愿来一篇。你顶好也来一篇。你再好好的做一篇批评；单论一部书或一个人；这书这人都要有影响的才好。第一期，一定希望冰心或其他一人有文章登载。你最好快点替我进行，过几天便可登一预告，说是：丁玲主编的杂志，已有了这些已成名的有地位的女作家，来合作。这真是动人的新闻。我希望能得到他们的同意的。事情还刚刚开始，一切计划皆不落实，你可多多为我想一想。上海的施蛰存我也想要他的稿子。北平有什么新的诚恳的小文人，我们愿意不放弃他们。
我已在开始写文章了，我想有个刊物必可逼迫自己多写一点……（《记丁玲女士》）沈从文收到信后，很高兴丁玲有了充实的生活，并且还开始了新的创作。他答应她的请求，四处为之约稿。在北京，他找到冰心、林徽因、徐志摩、陈衡哲，还给政治大学的凌叔华写信约稿。他依然看重他们的友谊，他愿意在丁玲需要的时候伸出援助的手。
沈从文一边帮忙约稿，一边把自己的一些想法如实地告诉丁玲。他按照她的意思，还真的与她在信中就刊物的编辑方针作了认真的讨论。他完全知道丁玲正热心于左翼文学，但在朋友面前他没有掩饰自己的态度。在一封信中，沈从文写到：绅士玩弄文学，也似乎看得起文学，志士重视文学，不消说更看得起文学了。两者皆尊敬文学，同时把文学也俨然近于溺爱的来看待文学“是什么”。虽各有解释，文学究竟“能什么”却皆糊涂了。我既不是绅士又不作志士，对于文学则惟只知它的产生，与产生技术，以及产生以后对于它在社会方面的得失而加以注意。我且注意到它的真实分量同价值，不许它把价值开的太大，也就是不许人对它希望太大。一切基础皆固定在我知识上，而不在权威或时髦理论上，目前大家所争持的似乎同我毫无关系。他们既称为作家，我想想，是不是还宜于来接近文学事业，真成为问题了。
绅士骂不绅士，不绅士嘲笑绅士，这算是数年来文学论战者一种永不厌倦的副题，我觉得真不必需！其实两者正差不多，就因为两者还是人，坏的一样的坏，懒的一样的懒，至于好的，也还是一样的好。造谣谩骂对于根本问题有什么益处？
但若干人的成败，显然皆有从此处下手的情形，我觉得对于这风气无法攀援，故预备不再让自己在这事业上鬼混了。照理来说，使一个人阔大不凡，实不在乎如目前一般人所谓有无思想，却只看这人有无魄力。一些无用的人，即或从小到大吃长斋，生来既无补于佛教的兴衰，死后也不会成佛，有些人毫无一个君子的品德，他却可以做出一些有益于社会人类的事业来。有气魄的人沉默，比小小东西呐喊还动人的多了。你不觉得吗？为了社会正需要小麻雀吱吱喳喳，正欢迎小丑，我想离开这分生活，过几年再看看一堆日子能不能帮我们把习气修正一些。……丁玲的回信说：不要发牢骚，把自己的文章抄好，把熟人的文章逼来吧。这刊物，就正是想用成绩来修正一切上海习气的一个刊物！为什么不赶快把文章寄来？我问你。稿件你一定为我催催，顶好在七月二十号以前能寄来。我还欢喜同他们能够直接通信，你可不可以把我的意思告诉他们？我更希望他们能对丁玲和善一点，亲近一点，没有事的时候，将丁玲当个朋友，同我在纸上说些不客气的空话。自从九九走了后，我连一个说话的都没有了！要人爱容易，找人玩也容易，然而要得到几个那么熟悉，那么不拘束，那么可以发点小脾气的朋友实在太难了。九九到了北京不为我写信，我难过得很！刊物取名曰《北斗》，这个名字你以为怎么样？
天气热，流汗使人生气。既预备过青岛，到了那里你看看，住得安稳，我想想我要来青岛玩时也容易多了。青岛海滩真美丽，抓起一把砂子，你可以看出若干螺蚌的残骸。那是一本真的历史，不过只是用这些小小生命写成的历史罢了。我到过青岛，忘不了那个地方……从这些通信来看，他们两人此时虽然思想有分歧，但友谊还是依然如旧。
沈从文替丁玲约稿十分顺利，这些文坛著名作家都先后送来了新作。冰心回忆，当年是沈从文前来找她，把丁玲的请求转告她，还留下丁玲的地址，由冰心直接寄到上海。她于七月底写出一首诗《我劝你》，寄给了丁玲，成为《北斗》创刊号的重头之作。接着，她又为第二期创作了另一首诗。（1989年10月与本文作者的谈话）沈从文的得力帮助，使丁玲感到非常高兴。沈从文在离开北京前往青岛大学之前，收到了她的又一封充满感激和自信心的来信，她把沈从文的功劳和《北斗》的顺利创刊联系在一起：……看见她们一些奶奶们都将要为我们这个杂志而重新提起创作的趣味，我觉得是非常高兴的事。她们或许要更来认真一下，努力一下，假使她们有了什么一点可贵的成绩，我觉得这也还是我们的成绩呢，所以我很快活。假如我能将她们一切已成的，过去的女作家们，已经为一种好的生活营养着，无须乎怎样努力了的，还和一些新的，充满着骄气和勇气，但不知道怎么样去努力的年轻的女作家们联结在一块，于一种亲切的友好的形式下握起手来，无间无忤的往前去，大家会在里面感到充实有意义一点！
我自己呢，自然得分外努力！我觉得，真是常常觉得，对我好的人太多了。我常常会为这些难过，会觉得太对不起这些人；这些并不在我前面，而感到很切近的一群。他们爱我，他们希望我；希望我更能写出些好的东西。而我呢，我觉得过去简直骗了这一批人。我的成绩还不应当得到朋友那么多的尊敬与友好。我的力量有限，生活又那么一个样子，只能让别人失望！我看我自己的缺点，比什么皆还看得清楚，我只是个纸扎的老虎，现在好像完全怕人拆穿，怕失去一群人的好意，勉强把这纸扎的空虚皮囊填满起来，填的大部分却是稻草！一个人经验太少读书太少怎么行？我还得去学，若我有一分勇气，还应当放下这枝笔，再到另外一种人群里去学习！你说“我担心你在绅士方面的成功，将使你成为另外一个人”。我觉得没有一句相当的话可以表示我感谢你的意思。你说的是。不过，你放心，我不是希望在这方面得到成功的，我正惭愧在这方面的小小成功！
……生活就是工作，工作也就是生活，把自己精力凝聚在某一点上面去，是的，人人皆应当那么办！你且等着看，倘若我过去日子，真如你所说的“那不幸的命运绊了一跤”，那么，“应当爬起来再走”的气概，又回到我身边来了。我预备走。我明白，不走也不行啊！
经过丁玲三个月的努力，《北斗》终于问世了。1931年9月20日创刊号与读者见面。在创刊号上，因沈从文的关系而发表作品的有：冰心、林徽因、徐志摩、陈衡哲等人。在编后记中，丁玲特地提到了朋友沈从文的帮助：现在第一期是出版了。使我高兴的，就是各方面拉稿，不算困难。都愿意为这刊物写了一些稿来。我自己觉得这里是很有几篇可看的东西。至于关于每篇的内容，我想不必详细的介绍了。不过这期创作小说我认为少了一点，因为我的朋友沈从文先生答应的稿子，寄来得太迟了一点，不能等他便付印了。不过第二期一定可设法再弄丰富一点。现在可以预告的是还有冰心女士的诗，叶圣陶先生，沈从文先生的小说，……和以往左联的其他刊物相比，《北斗》显然有所区别。诚如中共中央宣传部的文化工作委员会和左联常委的指示，《北斗》的作者阵容和《萌芽》、《拓荒者》、《巴尔底山》等刊物比，的确“灰色”了一些。沈从文也好，徐志摩、冰心等也好，恰恰就是左翼文艺曾经激烈批评过的人，可是如今，他们堂而皇之地出现在左联机关刊物上，对于扩大左翼文艺的影响，不能不说起到了重要作用。
第二部分第15节 最后一次的合作
然而，这一面貌很快被改变了。在第2期（10月29日）、第3期（11月20日）上，还刊有冰心、凌叔华、沈从文的作品，第4期他们的名字便消失了。丁玲的一番努力，忽然受到了扼制。她如此醒目地集中地发表为左翼文艺所批评的作家的作品，完全可能受到指责。
就在《北斗》第3期上，发表了一篇署名“读者之一”的致编者的来信。许多年后。从阳翰笙等人的回忆中，人们才得以知道这位读者即是曾任左联党团成员的耶林。
耶林的信主要批评一、二期中的小说作品，认为这些作品“描写技术上固然获得了较满意的成功，具体意识则不免颇多不正确的倾向……”他甚至说有几篇的取材对象“更是十足的小资产阶级性”。他几乎对每篇小说都作了分析，他这样批评凌叔华的《晶子》：《晶子》的技术十分圆熟。毫无意识可言，却读得不感晦涩。它写着一般小家庭的美满生活，现社会与这小集团不起任何冲突，他们的生活程序契合着规律。这类非社会化的文学作品，我以读者之一的资格敢说，大多数人已不欲接近了。
耶还批评了冰心、徐志摩等人的诗：“诗多旧派，倾向太坏。”他还希望编者重视文学批评专栏，“批评给予作者的指示是很大的，可以叫现在倾向坏的作者不再重蹈覆辙，同时可以使文艺界一般走上轨迹。”
耶林的来信并非只代表他个人的意见。在此之前，他曾以一个工人工作者、文学青年的身份给丁玲写过三封信，而且都是在《北斗》出版之后。在其中的一封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