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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显然更加恐惧在解放军进城之后，自己的未来更加难以预料。他给在香港的表侄黄永玉的信中这样说过：“北京傅作义都已成瓮中之鳖。长安街大树均已锯去以利飞机起落。城，三四日可下，根据过往恩怨，我准备含笑上绞架……”《转引自黄永玉《这一些忧郁的碎屑》）沈从文完全被多疑、恐慌所包围。实际情况可能并非如他所预料的那样严重。楼适夷说，当时他和黄永玉都在香港，他知道沈从文害怕将来无路可走后，就要黄永玉写信告诉沈从文：共产党不会对他怎么样。（1990年5月18日与本文作者的谈话）然而，沈从文精神没有解脱，他逐渐出现汪曾祺所提到的精神失常现象。在家里，站在窗前，望着胡同里来往的人，他会紧张地说：“他们来抓我来了。”
他的希望没有完全破灭。张兆和回忆，当时他们谈过，在共产党那里，有一些朋友和学生，他们寄希望于有人会帮他们说话。沈从文历来以非党非派自居，他批评过共产党，但也同样批评过国民党。虽然他与北大校长胡适关系密切，但没有离开北京到台湾去。
解放军进城了。丁玲进城了。
第三部分第23节 天涯沦落人
张兆和回忆，他们在得知丁玲回到北京的消息后，非常高兴，沈从文马上前去拜访，处在困境的沈从文，盼望着昔日的友人向他伸出热情的手。然而，这次重逢，却使他们感到失望。
沈从文第一次去看望丁玲，是由十二岁的二儿子虎雏陪同的。
虎雏记得是在1949年春天去看望丁玲，当时还穿着棉衣，因为打仗，学校没有开学，具体时间应是二三月之间。这就是说丁玲重返北京的时间不是1949年7月。
虎雏和父亲来到位于骑河楼的一个大院。铁门前，有解放军士兵在站岗。丁玲穿着灰布军装。在虎雏的印象中，丁玲不像他们预料的那样热情。她显得冷淡，说话没有老朋友的样子，像是礼节性地接待客人。（1990年11月16日与本文作者的谈话）虎雏写过他对这次父亲与丁玲重逢的印象：谁能负责呢？指望谁来解开他心上的结呢？我们都想到了一个人，她在大人的记忆里，在我们兄弟感觉到的印象里，是那样亲近，没有什么事情不能同她商量、向她倾诉，只有她最了解爸爸，能够开导他。爸爸信任她，也在盼着见到这位老朋友。
终于，得到了丁玲的口信，原来这么近！
爸爸攥着我的手，一路沉默。我明白他的激动和期待。没几步，到了北池子一个铁门，穿棉军装的门岗亲切地指着二楼。暖融融的房间阳光充足，我看见爸爸绽开的笑脸，带一点迟滞病容……回来我一直纳闷，这相隔十二年的老友重逢，一点不像我想的。只如同被一位相识首长客气地接见，难道爸爸妈妈那些美好的回忆，都是幼稚的错觉？那暖融融大房间的冷漠气氛，印在我记忆里永远无法抹去。（《团聚》）这次见面之后，张兆和也和沈从文一起去看望过丁玲，张兆和说，本来她预料丁玲见到他们会感到兴奋的，因为自上次北京见面后她与丁玲已有十多年没见面了。张兆和特地带上当年看望幽居南京的丁玲时，为丁玲的儿子拍的照片。但她很失望，丁玲拿到照片，没有任何激动或高兴的表示，只是不在意地放在一旁。对他们的求助，也只是淡淡地敷衍几句。
沈从文不再寄希望于朋友能帮他摆脱困境。他只有独自品尝自己种下的苦果。1949年春末，在日渐严重的精神恍惚状态下，一天，他甚至选择了自杀，用小刀割破手臂上的血管。
被救活之后，沈从文仍然没有完全恢复理智，在病房里却认为是被关在监狱里。
他有许多困惑，他不理解他的朋友、学生在他需要帮助时，为什么不来看他。他对前来看他的马逢华说过这样一段话：我这个当过多年小兵的乡下人，就算是过去认识不清，落在队伍后面了吧！现在为什么连个归队的机会也没有？我究竟犯了什么罪过？共产党究竟要想怎样处置我？只要他们明白地告诉我，我一定遵命，死无怨言。为什么老是不明不白地让手下人对我冷嘲热讽、谩骂恫吓？共产党里面，也有不少我的朋友，比如丁玲；也有不少我的学生，比如何其芳，要他们来告诉我，共产党对我的意见也好呀！
——到现在都不让他们来。（转引自《“行伍”作家沈从文》）但陈明否认了丁玲没有去看沈从文的说法。陈明说当时他和丁玲曾一起去看过沈从文：“大概是在他自杀之前，丁玲和我约何其芳去看他。记得他们住在西单那边。是沈从文写信要丁玲去看他的，丁玲那时还不是作家协会的负责人。
“我们见到他神经很不正常，很紧张，说话也有点语无伦次。他说，今天早上我听到鸡叫，鸡鸣散，我的家就要散了。丁玲告诉他，共产党即使整再多的人，也不会整你的。
“在我看来，那时从公从私，丁玲和沈从文都没有芥蒂。政治上的因素，没有影响他们个人的友谊。”（1990年4月12日与本文作者的谈话）陈漱渝的文章《干涸的清泉》中则是说丁玲看望沈从文，是在沈从文自杀之后。
他写到，丁玲听说沈从文自杀的消息后，立即和陈明一道去看望。
为了使谈话更无拘束，还特约了一位“京派作家”何其芳。丁玲劝他不要疑神疑鬼，自恐自吓，要他把空洞的自大处和过分的自卑处统统抛掉，抛得越快越多越好。临行前，丁玲以二百万元相赠——这在当时不是一个小数目。
老友的关怀和开导使处于精神崩溃边缘的沈从文深受感动。1950年9月8日，他给丁玲写了一封三千余字的长信，主要谈了三个方面的问题。一、大陆解放后，他心中“生存全部失败感占了主位”，感到“什么都完了”。由于“怕中共，怕民盟，怕政治上的术谋”，导致神经失常，“只觉得家庭破灭，生存了无意义”。
在这种情况下，他“实在需要得到一点支持，才能够不再崩溃”。二、通过学习，检讨自己，“已深知个人由于用笔离群，生活离群转成个人幻态，涉于公，则多错误看法，近于病态而不健康，涉于私，即为致疯致辱因果”。三、他请求丁玲转告有关方面，希望能得到中共的谅解，安排他从事工艺美术研究，“为将来建设中的人民工艺美术的保存与发扬终生服务”；同时，希望丁玲劝他妻子留在他的身旁，因为他“目下还能活下去，从挫折中新生”，即因为有妻子和孩子。
我不了解丁玲向有关方面传达沈从文请求的情况，只知道沈从文很快被安排到历史博物馆陈列组工作。
陈漱渝还写到，到1952年，沈从文又曾致函丁玲，托她推荐自己的文章去发表，还向她借100万元。陈漱渝还认为，自1955年丁玲陷入逆境之后，自然无法再关照沈从文了。
张兆和与虎雏说他们当时、或者以后在家中从未见到过丁玲等人来访，如果在他们不在家的时候丁玲来过，那么作为家中的一件大事，其他人应该提到，但他们从不知晓。他们还否认向丁玲借钱的事情，认为根据他们当时的经济状况，不大可能去向别人借钱。他们说，解放后沈从文与丁玲两家的往来，主要是精神上的，不会是经济上的。沈从文希望的是精神上的安慰，而不是别的。至于沈从文希望丁玲帮忙联系安排到从事工艺美术研究一事，他们也认为不大可能，因为在1950年9月8日给丁玲写信之前，沈从文已经到历史博物馆工作了一年了。（1990年11月16日与本文作者的谈话）但是，沈从文此次写信时，正离开历史博物馆在革命大学学习。所以有可能向丁玲求助，以免重新分配时调离历史博物馆。
在以后的岁月里，他们依然维持着脆弱的联系。时光变迁，昔日的岁月不再重返，他们因为各自的志趣和选择而不会再产生友好的情意。在未来的生活里，他们将分别走自己的路。
康濯提到过一件往事：“解放以后，组织上派丁玲去看沈从文，动员他不要在历史博物馆。丁玲拉严文井一起去，谈了很深很久。沈从文说考虑后再定。后来沈从文写了一封信给丁玲，说他没法写，写不出来，还是搞历史研究。”（1989年12月15日与本文作者的谈话）严文井回忆，他记不得有康濯所说的这件事。他说，他早在30年代就认识了沈从文，所以去看沈从文，并不需要别人带着去。他分析，从1949年到丁玲开始跌入逆境的1955年，几乎每年文化界都有运动，这段时间，不可能想到让沈从文出来搞创作。1957年后沈从文参加了一些文艺界的活动，但那时丁玲已经被打成右派了，自顾不暇，怎么会去动员沈从文重新拿起笔呢？（1990年4月16日与本文作者的谈话）1955年，“肃反”的政治风云把一直处于顺境的丁玲，一下子推进了逆境。昔日的功劳、荣耀，顿时化为云烟散去。她不再是受人尊敬的革命作家，而是被定为“反党集团”的成员。1957年更大规模的反右运动，又把她和冯雪峰并列，打成“丁玲冯雪峰反党集团”。她被开除党籍，撤销一切职务，丈夫陈明也同遭厄运，都成了“右派分子”。
被自己所钟爱所为之奋斗的事业抛弃，丁玲是痛苦的，她纵然有对党对革命的真诚情感，纵然清醒地认为自己是蒙受冤屈，是党内宗派斗争的牺牲品，但她也不能一时间改变她的命运。她的作品，会一次次被人们拿出来批判，她的名字会久久地蒙上污垢弃之一旁，就如同沈从文曾经遭遇过的情形一样。她不再属于这个时代，她只能默默地坚守信念，在远离城市的北大荒劳动。
沈从文在经历过灵魂的洗涤之后，已经摆脱困惑，获得了对人生的重新认识。他自觉地泯灭了对文学的热情，转而迷恋古文物，在历史博物馆故宫的高墙大院里与沉寂的生命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