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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出了重金，差人上外地去买回许多白马，每匹都给配上白缎子的绣花马鞍。时候正在春天，遍野都绿着嫩草。他邀请了许多邻居，各骑上马背，放到一片大草坪上去。但自己又是不会骑马的。只好背着一条光滑的长辫，站在草坪边，眼看白马的蹄子在绿草上奔驰着，心里感到了一种说不出的满足。（《我们的朋友丁玲》）姚蓬子的文章写于1933年底，与沈从文写《记丁玲女士》几乎同时。他们一个在上海，一个在青岛，而且又是政见、文艺观点不同的人，不可能相互商量写作。
但他们的文字，除细节外，其情调，其情节，却出奇地相似。他们都曾是丁玲的朋友，各自的故事来源显然出自丁玲本人。
丁玲读沈从文的作品时，距他的写作时间、距他们交往的时间已经遥远，恐怕她很难断定自己早年对沈从文、对姚蓬子没有讲述过类似的故事。姚蓬子便说过“丁玲是很会讲故事的”。更何况沈从文的描述符合她晚年对父亲所下的定语。
无法理清一切纠葛，无法将历史还其本来面目。纵然沈从文、丁玲都在世，他们也难以做到。
河水每天都在流动，时间每时都不同于从前，阳光每天都闪烁不同的光芒。对于往事，即使每个人的记忆是准确的，也会因为情景的变幻，意识的变迁，而得出相反的结论。
生活就是这样，因其复杂才显得多姿多彩。人，也因其复杂，才引发出无尽的话题。
沈从文、丁玲，各自的文学成就和曲折的人生道路，本身就是独立的高峰，有各自的风景。他们即使从不相识，他们即使没有恩怨沧桑，他们的过去也可以作为独立的存在而丝毫不减其耀眼的风采。
但是，历史既然安排他们相识在北京，相识在他们开创未来文学生活的起端，他们的恩怨沧桑，就不可避免地成为他们人生的一个组成部分，折射出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生活和性格的复杂，反映这一代人的心境历程。
他们的人生是一部大的交响乐，相互的恩怨自然是密不可分的乐章，哪怕它最后发出不和谐的音。惟其不和谐，更显其重要。惟其重要，才诱惑人们去聆听，去欣赏，于欣赏之中，更深切地了解他们，感悟各自的性格。
他们的恩怨已成过去，但他们的恩怨沧桑却是他们写出的另一本作品，它属于未来。人们会像阅读他们其他的作品一样，时时翻开它，寻觅旧的痕迹，作出新的解释，获得新的领悟。
说不尽的沈从文，说不尽的丁玲，说不尽的恩怨沧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