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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虽常在爱情中目眩神迷，却仍然少了些东西，她感情中要一个同伴，来与她享受目前，计划未来，温习过去，海军学生则似乎特别关心目前，对于未来不能有所打算，对于过去毫无兴味可言。因此在那时节，她虽然同这个海军学生住在一处，海军学生能供给她的只是一个年轻人的身体，却不能在此外还给她什么好处。为了发散这两方面的感情，她对于一个能够同她温习过去商量未来的朋友，自然似乎就觉得待遇应当温柔些，亲切些。（《记丁玲》）这样的朋友就是沈从文。他可以和丁玲一道回忆湘西的山山水水和风俗人情。每到他们谈到这些感兴趣的话题时，胡也频就只好被冷落一旁，任他们操着乡音，快乐地交谈。
他们的亲切，开始曾引起了胡也频的不满。
第一部分第3节 引起胡也频的猜疑
这仿佛极不利于海军学生，有些时节因这些事情刺激了海军学生，海军学生皱了眉毛装作生病的事也一定有过。但过不久这孩子却聪明了一些。他看清楚了那圆脸女孩子，在我一方面，永远皆不能够使我引起像他那种烦乱的感情，同时且明白她需要我处只是谈谈闲话，我则简直忘了她是一个女子，海军学生就放心多了，同时几个人友谊也显得更好些了。（《记丁玲女士》）这段话中的“我”，在出版成书时，沈从文改成了“朋友”。
在香山住了一段时间后，三人先后搬进了北京城，并曾一起住进公寓，包括汉园公寓等。从此，他们在北京，在上海，都曾常常住在一起，而关于他们三人同居的流言也就因此而久久不断。对此，丁玲、沈从文都予以否认。
汉园公寓的主人的儿子黄伯飞，多年后回忆他小时候所亲眼见到的他们三人的生活情况。他说，在父亲的公寓里，当时住了一批文学青年，诗人有朱湘、戴望舒等，另外就是沈从文、丁玲、胡也频三人。
这几位住在汉园公寓的青年，我虽然只是个十三四岁的孩子，不知怎的却都知道他们搞创作。我和沈从文所住的房间只是一墙之隔。沈从文的房间是楼房后座二楼左角的一间。我的房间正对着围绕着天井的左边的走廊。沿着左边走廊的两个房间，一间是胡也频的，一间是丁玲的。这两个房间里边彼此相通，他们两个只用靠近楼梯的一个门口出入。
这三个人我常看见是沈从文。他每次从外面回来，差不多总是挟着一些书籍和纸张，脚步迅捷地走到我的房间前边就向左一转走到他的房间去。胡也频总是一早就出去，很晚才回来。有时几天都看不见他。丁玲则多半的时间躲在她的房间里。（《确是有缘》）沈和丁是否有胡和丁同样的关系，由于双方当年都已曾予以反驳，将之斥为谣言，所以现在、甚至永远都不能证实了。其实，人们不必过于着眼于这一史实的真伪。应该注意的是：他们的友谊是现代文坛上的戏剧色彩，他们不同的创作变化和人生的发展，以及各自由此而在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中所具有的特殊意义。
北京三年亲切的交往，使沈从文能比他人更深切地以艺术家的目光审视丁玲，理解或分析丁玲。故而他对丁玲的性格和情感，有不同于他人的独特的表述，对她的艺术天性和走向文学的过程，也有细致的体味和了解。
沈从文如同他观察湘西的一切一样，总是以人性而不是以政治意识来勾画丁玲的性格及其变化。他的回忆，他的描述，尽管不免带有小说化的艺术点染，但却能有助于人们从一个独特的角度，了解沈从文眼中的丁玲。
正因为是朋友，沈从文才能毫不遮掩地写出他所认识的丁玲。他这样描述北京时期的丁玲：朋友们所得于丁玲女士的好印象，实不在她那女性意味方面。她能给朋友的是亲切洒脱。她既不习惯使用脂粉，也缺少女性那分做作。她待人只是那么不可形容的爽直，故朋友相熟略久，就似乎极容易忘掉了她是个女人。
然而从另外一方面说来，则凡属于一个女子某种美德，她却毫无缺处。她亲切却不狎亵。她爽直并不粗暴。她无时髦女人风韵，也可以说她已无时间去装模作样的学习那种女性风韵。她容易使熟人忘掉她是个女人，不过因为她没有一般二九年华女人那分浮于眼眉行诸动止轻佻风情罢了。认识她灵魂美丽天分卓绝的，只是很少几个朋友，一般人对于她的美丽处与长处的认识，则必需数年后从她的作品上方能发现的。（《记丁玲女士》）当丁玲尚未闯入文坛时，1926、1927两年，沈从文与胡也频的作品则开始发表的比较频繁了。特别是沈从文，在1925年底得到徐志摩的大力赞赏之后，逐渐成为北京文坛引人注目的新星。1927年，他的第一个小说集《蜜柑》由新月书店出版，更是标志着他已经从一个湘西的“乡下人”，走进了他所为之奋斗多年而梦寐以求的文学殿堂。
和沈和胡在一起，丁玲虽然没有开始创作，却也同他们一起结识了许多诗人和作家。除了前面黄伯飞提到的戴望舒、朱湘之外，他们经常来往的还有焦菊隐、于赓虞、王鲁彦、蹇先艾等。当时崭露头角的女作家凌叔华，半个世纪后回忆说，她认识丁玲，便是沈从文介绍的。
那时，凌叔华还在大学念书。一天，她从学校回家，便看到沈和丁站在她家门口等着她。她们交谈起来。尽管她们在北京来往并不密切，但为她们后来的文学交往打下了基础。她说，丁玲几年后为左联编辑《北斗》时，便通过沈从文向她约过稿。（1989年12月与本文作者的谈话）当沈和胡大步走向文坛时，丁玲还在默默地局限于她的小小的情感天地。但是，沈从文却认为，丁玲正是在这种默默之中，在沈、胡及其文学友人的影响之下，孕育着一颗文学灵魂。
过分的闲暇使她变成一个沉静的人，由于凝静看到百样人生，看到人事中美恶最细致部分，领会出人事哀乐最微小部分，海军学生相伴长时期的一分生活，培养到她的感情，心灵与智慧已成熟到透明如水。她等着写作的机会，“成功”与“荣誉”却同样又在等她！（《记丁玲女士》）丁玲的文学精灵开始飞翔了。1927年秋天，她创作了第一篇小说《梦珂》，寄到《小说月报》，得到编者叶圣陶的赏识，发表在当年的12月号上。同年冬天，她又创作了成名作《莎菲女士的日记》。从此，一个女作家应运而生，沈、胡、丁都走上了文学之路。
早在30年代，就曾有评论家认为丁玲的创作受到了沈从文的风格的影响。1934年出版的《丁玲评传》中草野的文章《坐有女作家交椅的丁玲女士及其作品》写道：现在我要重复的说，中国女作家的交椅是属于作者了。她的创作能有他人的所不能长，而没有他人的所短。它的造句新颖，结构别致，风格特殊，她确是中国枯燥的文坛上一位健将，末了总括起来，我对于作者的批评是：一、专长于女子心理的描写；二、受沈从文先生作品风格的影响。
对自己为什么走上创作之路，丁玲后来说是因为1927年“四一二”事变后，知道一些她所敬重的人牺牲了，为此感到痛苦。在北京，她苦于没有真正的朋友，这样，她再试图在小说中寻求一种安慰。她写到：我很恨北京！我恨死的北京！我恨北京的文人！诗人！形式上我很平安，不大讲话，或者只像一个热情诗人的爱人或妻子，但我精神上苦痛极了！除了小说我找不到一个朋友，于是我写小说了，我的小说就不得不充满了对社会的卑视和个人的孤独的灵魂的倔强。（《一个真实人的一生》）不管各自的说法有多少差异，北京对于沈从文和丁玲，毕竟是一个有着重要意义的地方。北京曾使他们困惑，曾使他们痛苦。然而，又是北京使他们结识，是北京在他们面前铺开一个广阔的天地，成就了他们的文学之路。在以后的岁月里，尽管北京也会带给他们一些难以预料的坎坷，但他们还是应该深深怀恋这座古城的。
青春是浪漫的，文学家的青春尤其具有他人所没有的戏剧性色彩。
就在丁玲和胡也频刚刚建立起一种亲密关系时，另一个人出现在丁玲面前，他便是真正使丁玲产生爱情的冯雪峰。
丁玲与冯雪峰的爱情插曲，发生在沈从文离开北京之后。
1928年2月，功成名就的沈从文先行离开北京，前往文化中心南移后的上海。大约在沈从文之后两个月左右，丁玲和胡也频也从北京来到上海。就在沈从文离开北京的这段时间里，丁玲爱上了帮忙讲授日语的冯雪峰。
面对胡也频和冯雪峰，丁玲陷入一种情感漩涡。为了摆脱这一棘手的选择，丁玲和胡也频便也南下上海。
在北京结下友谊的三人，就这样很快重逢在上海。在这里，三个人将度过快乐和痛苦并存的时光，其间最悲哀、最具影响力的事情将会发生在他们身上。沈从文和丁玲的友谊，差不多也是在这里结束。
丁玲和胡也频刚到上海，第一天便住在沈从文的住处。重逢伊始，相见的喜悦很快就被丁胡之间的矛盾而冲淡了。沈从文发现，第二天早上，他们两个人不知为什么事闹翻了。在北京时，他曾多次见过这种场面，常常对所见所闻感到迷惑而难解。这次依然如此。他们吵着，闹着，流泪的只顾流泪，赌咒骂人的只顾赌咒骂人。
沈从文面对意想之外的变化和这种场面，又急又愁。他不清楚究竟他们之间发生了什么事情，不知该如何劝说，只能无助地在一旁观看。
渐渐地，他从他们的言语中明白了一点：胡也频认为丁玲不再爱他，而是爱上了另一个人。丁玲伤心地痛哭，把沈从文送给她的一双“美丽的羊毛手套用牙齿咬得破碎不成样子”（沈从文语）。
开始，沈从文以为是胡也频对自己产生误会，一听两人的进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