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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关于自己的传言，沈从文和丁玲在不同场合，都异口同声否认。
早在1931年，沈从文就写到：“那时还有一些属于我的很古怪的话语，我心想，这倒是很奇异的事情，半年来上海一切都似乎没有什改变，关于谣言倒进步许多了。”（《记胡也频》）1980年，沈从文访问美国时，美国学者夏志清教授问他和丁玲是否有过“罗曼司”，他回答说：“没有，只是朋友。”
1984年，沈从文对凌宇以一种不容置疑的口气说：没有这回事，那是上海小报造的谣。
1983年丁玲访问美国时，台湾诗人丛苏也问她同样的问题：你和沈从文有没有超友谊的感情。丁玲回答：“没有，我们太不一样了。”
他们的否认，是令人置信的，凌宇对此事的分析是有一定道理的：然而，倘若承认男女间的性爱，并非仅仅是一种生理欲求，它还需要情感与精神（包括双方的人格、气质）的相互吸引，那么，一贯被丁玲看作“软弱”、“动摇”、“胆小”的沈从文，是不会引起丁玲情感和精神上的共鸣的。她与沈从文的关系，即便在当时，也不会超出朋友之间的范围，应该是可以相信的。（《沈从文传》）一段生活的小插曲，就让它无声地消失在流逝的岁月之中。人们应该浏览品味的，是他们的真诚友谊，是他们共同的创造。这些创造，才是他们最为留恋的回忆。
《红黑》、《人间》同时问世了，1929年的新年，对于三个已经闯进文学殿堂的年轻人来说，前景从来没有这么美妙。繁忙的日子，反倒充满着创业的喜悦。在文学创作的道路上，经过多年努力，现在终于有了自己的出版社——虽然小得可怜，无疑是一件令他们雄心勃勃的大事。
尽管难免带有青年人的单纯和浪漫，但他们毫不胆怯。上海虽大，资金虽拮据，但自北京萌发的办刊物和出版社的愿望，却受自己的创作日益受到读者的欢迎的鼓舞，一天天强烈起来。上海日见兴旺的出版业，也更加刺激了他们。
捕风捉影的小报消息，他们都不曾予以公开反击。他们有太多的事情要做，他们要走自己的路。
他们梦寐以求的办出版社和刊物的计划，终于因为胡也频的父亲的来到而变成了现实。他们从胡也频的父亲那里借来一笔钱，红黑出版社便在萨坡赛路204号这幢房子里诞生了。首先是《红黑》杂志于1929年1月10日创刊，随后开始出版“二百零四号丛书”。与此同时，他们还为人间出版社编辑出版了《人间》杂志，这个刊物也在同年同月20日创刊。
这是他们最值得记载的又一个重要的春天。
第一部分第7节 在思想上有了分歧
丁玲谈到办刊物的经过：1928年夏天我和胡也频从杭州到上海，沈从文就讲是否办一个刊物。那时候我们住在萨坡赛路（今淡水路）196号，沈从文住在附近，常来我们家。这时，正好胡也频的父亲来上海，带了一千元钱来，是一笔卖房子钱，想投资入股到一家叫“小有天”的福建菜馆。胡也频便和他父亲商量，借这一千元钱开书店，讲明三分利息，他父亲同意了。于是，胡也频、沈从文和我就用这笔钱办刊物，取名《红黑》。（《丁玲谈早年生活二三事》）沈从文也写到这一情况：那里人间书店请我们编辑一个月刊，我们恰恰又借到了一笔钱，想自己办一个出版处，为了一切的方便，我们就合赁了萨坡赛路的二百零四号房子，搬了家，《人间月刊》由我们三人产生了，《红黑月刊》也由我们产生了，在名为“新房子”的住处，我们生活忽然完全就变了。（《记胡也频》）最初，刊物的名称设想为《红黑创作》，因不是限于创作，便改为《红黑》。他们还曾想出版为周刊，觉得月刊的周期太长，但因为资金等原因，便只好出版月刊。刊物取名“红黑”与丁玲和沈从文有关，因为他们借用了湘西土话中“红黑”的含义。在创刊号上，胡也频对此特地作了说明：红黑两个字是可以象征光明与黑暗，或激烈与悲哀，或血与铁，现代那勃兴的民族就利用这两种颜色去表现他们的思想——这红与黑，的确是恰恰适当于动摇时代之中的人性的活动，并且也正合宜于文艺上的标题，但我们不敢窃用，更不敢掠美，因为我们自信并没有这样的魄力。正因为我们不图自夸，不敢狂妄，所以我们取用红黑为本刊的名称，只是根据于湖南湘西的一句土话。例如“红黑要吃饭的！”这一句土话中的红黑，便是“横直”意思，“左右”意思，“无论怎样都得”意思。这意义，是再显明没有了。因为对于这句为人“红黑都得吃饭的”土话感到切身之感，我们便把这“红黑”作为本刊的名称。
在办《红黑》的同时，他们还为人间书店办了《人间》刊物。三个人略有分工，胡也频主要负责《红黑》，丁玲协助沈从文编《人间》。在《红黑》创刊号上，刊有《人间》出版的预告消息，说“沈从文与丁玲主编之人间月刊定于十八年一月十日出版”。但在第二期《红黑》上刊登《人间》第二期目录广告时，却标为“沈从文主编”。不管如何，《红黑》和《人间》是他们三人共同的事业，凝聚着他们共同的心血。
《人间》先于《红黑》停刊。丁玲除了写作之外，每天还负责将订户的地址抄写在信封上，以及其他一些编辑事宜。除此之外，他们还把住处作为红黑出版处的地址，代为推销其他刊物。在《新月》杂志上，就曾刊有他们所作的广告，代销几种刊物。
这是他们最忙的时候。沈从文描述了忙碌的日子：为了《红黑》的事情，我们于是都显得忙起来了。其中最忙的还是海军学生，从编辑到去印刷所跑路，差不多全是他理。他去送稿，去算账，去购买纸张同接洽书店，直到刊物印出时，我才来同丁玲把刊物分派到各处，清理那些数目，或者付邮到外埠去，或者亲自送到四马路各书铺去。我记得刊物封面十分醒目“红黑”两个大字，是杭州美院教授刘阮溧先生作的。（《记胡也频》）面对眼花缭乱的文坛，在创作界已经滚爬数年的这三个青年，真有说不出的复杂感受。虽然他们开始尝到成功的滋味，但也难忘当年艰苦奋斗时的艰辛。难以忘记的不止是投稿时曾受到过的冷漠和偏见，还有种种理论批评给他们带来的困感。当创办自己的出版社和刊物的愿望一旦变成现实，一种强烈的独立意识，随即充分表现出来。
他们似乎对文坛许多现象，有难以名状的厌烦。五光十色的理论，现在还引不起他们的兴趣，他们只是作家，创作才是真正偏爱的。对文坛时起时伏的文艺论争、互有兴衰的文艺派别的纠纷，他们也予以贬斥。在他们的心目中，文学是独立的事业，需要真正痴恋一般的投入。创作，创作，除此之外，没有什么更能诱惑他们。
虽然他们的政治和文艺见解，很快就会发生分歧，但至少在这个春天，他们是怀着同样的愿望、同样的情绪。沈从文在《人间》创刊号上所写的“卷首语”，可以说集中表述了他们的心境：开始，第一卷本刊，出了世，没有什么可说。几个呆子，来作这事，大的希望，若说还有，也不过希望另有许多呆子来作本刊读者而已。
放下了过去，一切不足迷恋。肯定着现在，尽别人在叫骂揪打中将个盛名完成。
希望到未来，历史为我们证明，所谓文学革命运动的意义，是何种方法可以达到。这三件事是我们一群另一目的。
所谓一群，人数真是怎样稀少！三个吧。五个吧。比起目下什么大将，高踞文坛，文武偏裨，背插旗帜，走狗小卒，摇旗呐喊，金钱万千，同情遍天下者，又真是如何渺渺小小之不足道！然而为了一种空空的希望，为了我们从这事业上可以得到生活的意义，干下来了。
此时的中国，要不要一些呆子来干，许不许可各人找寻自己的方向，是很容易明白的。说教者充满天下，指挥者比工作者多十倍千倍，适于专制制度下生存的民族，虽在政治表面上无从磕头作揖，口称奴仆，然性情所归，将趣味供某种主张驱使，则仍为必然的一事，想象所谓首领辈，对于接见年青人时，年青人或曾用笔作揖，或用口作揖，连说“崇拜”，首领则掀髯大笑，口称“准予入伙”情形，不禁嗒然若失。中国在文学上是已有正牌子首领了。同政治一样。于政治，则人人都应有信仰，否则“反革命”，杀。于文学禁律眼前虽尚不至于如此，然不表示投降，则多灾多难，亦一定。我们是在写文章以外还没有学到“载笔称臣”
的本事，来日大难，可以预卜！我最后可说的话，是先在此来为本刊悼。
《红黑》与《人间》同时与读者见面了。尽管他们牢骚满腹，也信心十足，但刊物并没有显出令人耳目一新的特色，更没有以特殊的气势，在文坛产生一种震动。他们强调独立，强调走自己的路，固然是可贵的一种文学态度，而且刊物上也发表了一些他们的重要作品。但在编辑刊物上，却使他们无形之中将刊物形成一个狭窄的天地。除了自己的作品，他们没有引人注目地扩大作者队伍。
《红黑》出版了8期，共发表作品48篇，他们三人的作品就有37篇。除了他们之外，叶圣陶、戴望舒、姚蓬子虽然各有作品发表，但数量有限，难以形成气势。几个月里，两本刊物，以及“二百零四号丛书”，基本以他们三人为主，虽然其中有他们创作中比较重要的作品，但不能在上海文坛成为一个新的中心，在读者中也没有产生预想的效果。刊物和出版社的亏损，就不可避免了。
他们毕竟只是热衷创作的青年作家，更不了解上海商品社会的奥秘。他们纵然雄心勃勃，却会因缺乏经验而告失败。
探索和追求，纵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