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丘吉尔保守党 ２４８１５票 当选
莱瑟姆工党 １００１８票
像往常一样，丘吉尔参加了最后阶段的计票程序，他在计票大厅慢慢踱步，并同对手谈笑了几分钟，当选举结果发表后，像他以前经常做的那样，他建议对经办选举的官员致谢，然后和政敌握手，作Ｖ字手势，然后乘车回到海德公园门住处。
第三部 余生第2节 退休生涯（2）
此后，由于日益衰弱，丘吉尔很少拜访威斯敏斯特，虽然这时他已继承“议会之父”的称号１９２２年以来一直由工党成员戴维·格伦费尔享有，现由丘吉尔继承，他决定在他的生日那天出席议会，亲自接受议员们的祝贺。１９５９年１１月３０日他进入议会，受到议院中两方议员对他８５岁寿辰的祝贺。第二年生日的时候，他恰好生病，但１９６１年在生日那天又到议会呆了几分钟。１９６３年５月他最后宣布退休，不参加下次的大选。他最后一次到议会是１９６４年７月２７日，即议会会期结束前４天。第二天，在他缺席情况下，现任首相道格拉斯·霍姆提出动议，就他对议会、对国家和对世界所作的贡献，表示无限赞颂和感谢，并“载入议会记录”。这类动议是仿照１８１４年感谢惠灵顿先例采取的，由于议会各方面的支持，“无异议”地一致通过。
丘吉尔辞退公职后，还有一件出版工作使他忙于应付，因此推迟了转向彻底悠闲生活的时间，他的《英语民族史》早在１９３１年已在打算写作，我们已知道他远在１９３３年即已和“卡塞尔”出版公司签订了合同。１９３９年任海军大臣时，已完成大约５０万字初稿，当然从那时起他没有时间作修改校订。战后，他又优先考虑战争回忆录，当他再次任职时，实际上已完成了准备工作。战前写的《英语民族史》草稿，在一批新的历史学者的帮助下，再次修改，其中新杂志《今日历史》编辑艾伦·霍奇是协作者。
第一卷包括从恺撒的入侵到博恩沃斯战役这一阶段，是丘吉尔退休仅一年内在１９５６年的圣乔治日出版的。正如杰弗里·埃尔顿教授说“它受到好意的、但不易接受的评价。历史学者对作者的注意，甚于对作品的注意，看到它写出来了，掩饰不住赞许的惊讶”。但也有一些在写作特点方面的批评。《泰晤士报》评论员认为该书“对社会经济生活，看来漠不关心”。第二卷出版后，甚至更明显表明，丘吉尔的兴趣只在战争和政治方面，因为虽然这一卷包括１４８５至１６８５年，在书的索引中，甚至没有提到莎士比亚。
第三卷叙述到１８５１年为止的史实，在这里丘吉尔能够用上他关于马尔巴罗生活和时代的知识。但另一方面，《听众》杂志一个匿名评论者不客气地指出，工业革命“对某些历史学家来说，是１８世纪历史中具有最重要意义的一件事”，而丘吉尔在书中只以一节处理了事。最后在第四卷，处理１９世纪大西洋两岸其它事项，对美国内战的经过写得非常详细，这一卷在１９５８年３月出版。显然当他写到没有战争的时期时，他感到有困难，曾对莫兰发牢骚，说１８３０至１８６０年这“３０年什么事情也没有”。著名美国历史学家克兰·布林顿抱怨，这部书对美国内战予以“不相称的注意”，而对英属自治领的发展，处理得“比较简单”。作品结尾时，或多或少写到作者自己出场的南非战争。哈罗德·尼科尔森在《纽约时报》对这部书写了一篇宽宏大量的评论，但在他的日记中却更坦率地说这部书“质量很次”。
在英国市场上，这部书第一卷首版印数１３万册，但以后各卷加在一起才１５万册。在美国由都德·米德公司另行出版，此外，还有加拿大版。就丘吉尔来说，这些卷的准备工作在１９５７年初完成。从那时以后，他出版的惟一有价值作品是１９５３至１９５９年讲演集，一似往常由他儿子小伦道夫编辑。这本书收编到他１９５９年１０月底发表的最末一次讲演，那是他在蒙哥马利元帅为他在伍德福德与真人一样大小的塑像揭幕仪式上发表的演说。这一卷的标题，也是他经常关心英、美联合的纪念品：《不成文的同盟》。
１９６３年初，美国国会两院经大多数同意，决定授予丘吉尔美国荣誉公民称号，４月肯尼迪总统签署批准。在白宫举行简短仪式上，小伦道夫代表他父亲宣读了接受称号的信件，其中包括“我反对这种观点，认为英国和英联邦现在应降格为世界上一个任人摆布的和起次要作用的角色”这样的话。迪安·艾奇逊讽刺说，“丘吉尔在成为美国公民３分钟后，便去攻击一个前国务卿，他的举止确像一个美国公民。”曾任杜鲁门总统的国务卿艾奇逊后来说，“大不列颠已失去一个帝国，却还没有找到一个要扮演的角色。”
尽管他同美国有着坚固的纽带关系，丘吉尔还和以前一样渴望英国能出人头地。５０年代后期，他觉得事情很明显，增加科技人员的人数，在“太空时代”能保持和其他大国并驾齐驱的地位是至关重要的。他决心尽他一份力量，１９５８年５月他倡议筹集３５０万镑，在剑桥建立“丘吉尔学院”，他答应由他的８０岁生日的信托基金中拨款２５０００镑。１９５９年１０月他参观了新学院校址，种了一株橡树，并宣布福特基金会捐款１００万美元，运输和通用工人工会捐助５００００镑——后者是为了纪念欧内斯特·贝文，总数现在已超过３００万镑。１９６１年１０月，空军元帅、现任该校校长特德勋爵为该校校舍奠基。第一期工程是１９６４年由爱丁堡公爵支持正式开始的。学校即使在７０年代初，也只能每年招生１２０名大学生，对加速英国大学教育的发展所能起的作用不大。但对将来说是重要的——１９６３年政府接受罗宾报告后，学校有极大发展。
１９５９年丘吉尔已８５岁，如果他还能像以前那样坚持下去，他会作出超人的成绩的。事实上他在１９５９年６月，以及第二年６月和１０月，还是不断被轻度中风所折磨，在日程表上，有一些事情他尽力避不参加，如皇家学院宴会、哈罗学校的“唱校歌会”、“萨伏亚的奥瑟俱乐部的聚餐会等等。他现在听力严重衰退，步履维艰。在议会中沉默寡言，在旁处也很少演讲。他大部分时间，消磨在法国的里维埃拉，或罗克布吕纳—卡普马丹，或在戴尔角的比布鲁克的别墅，或在蒙特卡罗巴黎饭店的一套画室中，那里接近娱乐场。１９６１年２月在巴黎饭店时，他心爱的虎皮鹦鹉托比从笼子里逃走，一去不复返，丘吉尔感到很悲伤。尽管他的私人秘书安东尼·蒙塔古·布朗以前在外交部工作和他的贴身警卫员、密探埃德蒙·默里费了很大劲，但始终没有找到。
丘吉尔现在为失去许多老的知交感到悲伤，特别是患有糖尿病的彻韦尔在１９５７年７月忽然死于心脏冠状动脉血栓症，布伦丹·布雷肯１９５８年８月５７岁未到老年就死于癌症。丘吉尔几乎丧失活下去的信心。他８５岁生日时对莫兰说“我觉得身体很好，我希望我不要继续总觉得很好，我不想浪费时间读小说和玩纸牌。”那年春天，他最后一次到华盛顿私人拜访艾森豪威尔总统。在沃尔德里德医院里短暂地看望了杜勒斯和马歇尔——前者患晚期癌症，后者中风瘫痪。
但是１９５９年，他有了一位新交——希腊百万富翁、船王亚里士多德·奥纳西斯，此人有一艘豪华游艇“克里斯迪纳”号，停泊在法国的里维埃拉。奥纳西斯约请丘吉尔夫妇乘游艇到地中海和大西洋巡游。１９５９至１９６３年有几次他们接受了邀请，最东游历到伊斯坦布尔，最西到达西印度群岛和纽约旅游。奥纳西斯显然很乐于尽量为他的高贵客人作任何他能办到的事。这种旅行对丘吉尔一个明显的有利之处是他逃避了记者和照相者的包围，不然，到处都会遇到这些麻烦。
专为丘吉尔本人举办的一些引人注目的活动，也由他的家庭成员分担。他们尽力保护父亲不出头露面，但有时很难在众目睽睽下躲过麻烦。虽然他们对父亲都很忠诚，想在各方面模仿父亲的行为，例如在豪饮方面，他们不是都有这种坚强的体质，而这正是他父亲的一大本钱。小伦道夫企图再次进入议会，１９５９年当伯恩茅斯市东区和克赖斯特彻奇有把握的保守党席位，因席位占有者奈杰尔·尼科尔森由于反对苏伊士战争而下台，可是小伦道夫没有被提名，希望告吹了。他快５０岁了，证明是一个成功的政治记者和传记作者。他的《兰开夏君王德比勋爵的生活》于１９５９年出版。他在萨福克郡的东贝格尔特，有一所很有吸引力的乡间住宅，但他和他的第二位夫人在１９６１年６月分居。
除玛丽外，丘吉尔的子女都因婚姻不圆满而苦恼。黛安娜同邓肯·桑迪斯的再婚，很多年来似乎是成功的，但在１９６０年两人感情破裂。１９６２年她决定“愿意将来以黛安娜·丘吉尔夫人为世所知”。有几个月她从事于无偿的慈善事业，帮助精神痛苦的人，但在１９６３年１０月，她忽然一下子服用大量安眠药而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她只活了５４岁，她的３个孩子都已长大成人。至于莎拉，她的第二个丈夫安东尼·比彻姆也早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