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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就领他去香槟厅。
在滚梯上，他掏出一方手帕，揩着额上、鼻头的汗，有点不好意思地对你说：“真不习惯……”
7
“要点什么饮料？”
“随便……随便……”
“你要哪一种色拉？”
“都行……都好……”
“热菜呢？能吃烤波尔多蜗牛吗？”
“蜗牛？……挺贵吧？别……不用……”
“喜欢还是不喜欢？不喜欢蜗牛？那么，羊腿怎么样？烧羊腿？”
“那好……行……”
“汤呢？你喜欢浓的还是清的？”
“怎么都好……”
“喝一点干白？白葡萄酒？中国的就挺好，喝‘长城’的，
还是‘王朝’的？”
“你定吧，你定……”
“你如果主菜要羊腿，不要鱼和海鲜，那就该配点红酒，干红怎么样？给你来点法国的干红，如何？”
“不必，不必，我就也白的吧，跟你们一样吧……”
“想吃哪一种甜食？要不要点干酪？法国的干酪世界第一，有几百种……”
“不用了……要一点也行……不要吧，够了够了……”
“餐后来咖啡，还是香槟？建议都来一点，先香槟，后咖啡……”
“不用了不用了……行，行，我一样就行了……”
……
你望着胥保罗，仿佛对着一面镜子，照出了10年前的你，那时候你初次出国访问，大家请你吃饭，你也是这样；好在年先生毕竟不是洋生洋长的洋人，他还能懂得“随便”、“都行”、“都好”、“不必”、“不用”……一类话语背后的心理状态，还能在这样一种情况下耐心地为胥保罗安排好他的那一份食谱。
……边吃边聊。你注意到胥保罗并不同于那些从未玩过洋荤的土包子，他能中规中矩地使用刀叉，喝汤时能自然而然地由内向外地用勺舀汤，只是那动作都不够麻利，对了对了，胥保罗本是牧师的儿子，他家里一度非常的西化，他从小就弹钢琴、练体操、打冰球……而且，当年年虔祈、胥保罗他们住的那个院子原来根本就是教会的房产，里面住的不是神职人员便是两代以上的教民，生活方式都有点偏于西化，而胥保罗家似乎在其中又是最富裕的……
年虔祈问到胥保罗的父母：“令尊令堂都还健在吧？”
胥保罗简单地说：“家母去世多年了，家父现在很好，他是神学院的教授……”
你注意到胥保罗脸上隐现出一种难以形容的表情，你能读懂那表情，你知道他心里一定缠搅着痛苦与困惑，活像一团蠕动着挣扎着而分离不开的蛇群……
自1965年那一回在“革命化”取经活动中邂逅之后，你同胥保罗只有次数不多的来往。有一回他来找你，你也是问到他的父母，他坦然地对你说：“他们一个是友，一个是敌，在组织的指引下，我能够站稳革命的立场，区别地对待他们。我母亲，你知道的，一直在小学教语文，她思想落后，跟我父亲划不清界限，我对她采取的是‘原则性关怀’的态度，就是说，生活上照顾她，思想上批判她……因为下面还有弟弟、妹妹，生活上发生暂时困难，那几年我母亲就每一季度去血库献一次血，这也是支援社会主义医疗事业，没有什么不好，同时国家也给予献血者一定的补贴，体现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但她回到家总是说：‘唉，又卖了一次血！’我就批判她，告诉她不能说‘卖血’，要说‘献血’……当然我采取的是耐心的、充分说理的、和风细雨的方式……跟我父亲那就不一样了。我一度想跟他断绝父子关系，但学校党支部批评了我，我懂了，那是一种懦夫思想，也是一种投机心理，我不能逃避斗争，更不能以为只要一刀两断就解决世界观、人生观的问题了……所以我就一方面坚决不去劳改农场看他，让他不要对我存在幻想，一方面又绝不回避他是我父亲这一事实，我就主动回忆他对我的毒害，每月定期交一份揭发和批判他的思想汇报给党支部……”
四牌楼 第七章（7）
你至今还记得胥保罗——那时候改名叫胥保红——对你讲到的这番话，你当时很震惊，不是对他震惊，而是震惊自己——你惊恐地发现，尽管你也确实在努力地使自己“革命化”，拼命地改造思想，但直到那时你还是完全不能理解他讲的那些话，特别是因为你比其他人更相信他的真诚和执著……
但那时令你震惊的事层出不穷，并不断地加速着呈现的频率……有一天你从报纸上看见一大版的文章，文章批判着一个文化界的领导人物，说他提出了一系列修正主义的观点和主张，那被点名批判的不是别人，便是黎曙霞的父亲。你当时心里怦怦乱跳，并且不得不作如此联想：黎曙霞是否也在某一处地方看那张报纸那篇文章呢？她会怎样？是露出她那粉红色的牙龈，还是鼻子皮起皱？……
你知道，当你和胥保罗被分配到师范院校的时候，黎曙霞却尽管考分不够高，但政治条件奇好而被清华大学录取，什么专业你不记得了也无关紧要——因为听说她刚上到二年级便被抽出去当了专职的政工干部，先在系里当，后来升到校一级机构里被委以了重任……
“文革”的急风暴雨铺天盖地而来，你吓坏了，不明所以，不知所措，除了自己家里的亲人，你顾不得念及其他人的安危……
“文革”后你趁时顺势，竟终于成为了一个作家，有一天你偶然在一本杂志上翻到一篇署名黎曙霞的文章，不由得细读一遍，读完不禁遍体清凉。这以后你再没在报刊上看到过署名黎曙霞的文章，也许她还在清华？她还在干政工方面的工作？那样的文章她只能写一遍，而你也只能读一遍。
黎曙霞的文章是应刊物之约写的，内容是悼念她的双亲。她的父母都是几十年党龄的老革命，这本是你早已知道的，你不知道是她的父母二位在“文革”中都以反革命的罪名而被弄死。她父亲死在批斗会的现场，从三张桌子搭成的一个高台上昏倒摔下来当场毙命，母亲则在隔离审查的屋子里用撕成布条的衬衣结成绳子把自己勒死在了门把手上——完成了她继那先进女工、农村女干部和红军女政委三个舞台形象后的第四个形象，不过这一回是在人生的大舞台上。
……你在“文革”结束好几年之后，才想起来去找胥保罗，那是出于一个实用主义的目的——你想得到一本《圣经》，因为你弄文学，需要把那当作一本必要的参考书和工具书；你在报纸一角的一则消息中获悉天主教和基督教都已恢复了正常的宗教活动，而在一个有关部门召开的落实宗教政策的座谈会上，有几位宗教界的代表发了言，开列出的发言者名单中，有一位牧师正是胥保罗的父亲；你去胥保罗任教的那所中学去找胥保罗，他果然还在那里没有换过别的单位别的工作，他见到你既未流露出高兴也绝对没表现出不高兴，他知道你已经成为了一个作家，已经结婚并有了一个女儿，他主动问你的头一个问题依然是：“你入党了吗？”
你便问他：“你呢？”
他认认真真地回答说：“这回是真的——快了！”
你和他在学校操场边上那高高的白杨树下一边漫步一边聊天。你记得他对你说：“我跟父亲要本《圣经》给你那没有问题。其实你直接找他要他也会给你，他还记得你。他现在是神学院的教授。现在我不能单纯地把他看成一个宗教界人士，一个唯心主义者，我认识到，他也是国家的一个难得的人才。因为，你知道，他懂得罗马文，古罗马文，还有希腊文，古希腊文，那是好比梵文、满文那样的死文字，现在世界上已经没有人用那样的语言说话了，也几乎没有人用那样的文字书写，就是能读能认能解的人也不多了，而我父亲还会。尽管他在劳改农场呆了20多年，他居然还拾得起来……有关部门很重视他这个专长，正让他带几个学生……不过我当年确实对他太‘左’了，现在回过头来看，是‘左’了，受‘左’的路线、‘左’的思潮影响么！你不知道，1965年年底，劳改部门把我找去了，他们对我说，我父亲劳教期满了，让我把父亲接回家去，我一听就懵了，那怎么行？我多年来一直同他划清界限，不跟他见面，不允许他钻空子用父子情什么的那一套资产阶级的人性论人道主义来软化我。再说我母亲已去世了，我们家已经拆散了，我作主把我们家住的房子捐给街道托儿所了，我和弟弟妹妹都不再依赖父母那不干不净的房产过活；对了，我弟弟、妹妹跟我一样，考大学不管原来填的什么志愿，最后都只被师范类院校录取，而且全被分配到中文专业，所以跟我一样全是语文教师，满门语文教师……总之那时候我们都没有结婚，都住学校的集体宿舍，接回我父亲去我也没有地方安置他，劳改部门就说他们可以通知我们学校，让学校为我和父亲专门安排一间宿舍，那不成问题，可我不同意，你想想，我好不容易坚持了那么多年，同我父亲划清界限，现在可倒好，忽然他跟我一块儿住在学校，住在一间屋子里，我怎么受得了？并且你要知道，劳改部门跟我说得很清楚：我父亲尽管劳教期满，但他的右派帽子还没有摘掉，因为他拒不承认自己的右派罪行；你想当时我能接出那么个父亲来一块儿住么？我也实在不懂，他不认右派罪行，那又为什么不继续对他劳教呢？劳改部门就耐心给我解释，说虽然我父亲不认原有的罪行，但他在劳改农场的锅炉房烧火很尽职，又没有新的右派言行，而原来所判的劳教年限确实已到不拟对其加判，所以我作为家属中的最年长者应当将其领出……我坚决拒绝，我说我无论如何不能容忍跟他住在同一个屋顶下的那种生活，劳改部门就劝我跟父亲见个面，双方协商一下，看怎么办；我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