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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父亲逝世在离他所属的那所恢复中的军事院校和我们子女都很遥远的地方，我们赶回去时他已火化。部队来了两个人，因陋就简地在父母所住的那个院子里开了个追悼会，尽管部队带来的悼词也都是些赞扬的话，但原则而空洞，究竟我父亲的一生是扮演着一个什么角色？很不明确；并且他也未能像七舅舅那样，以瞑目的遗体聆听着悼词中的字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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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后来给那个小镇的户籍部门及五金公司写过信寻找那与我父亲同父异母的叔叔，都给了我回信，说根据我提供的线索，他们找不到那样一个人。我又曾向瑶表妹建议约定一个于我们两个都相宜的时间，一同去那小镇一趟，找到那个摆小食品摊的娘娘，同她恳谈，也许她和她丈夫会认下我这个侄儿，但是瑶表妹写信告诉我，她后来又曾去过那个镇子，沿河那条街的旧房子全拆了，翻修后的街道为适应旅游已几乎全是商店，大多数居民都已迁往别处，她又不知那位娘娘的姓名，如何问得出下落？而在街巷市场中邂逅的机缘又实在渺茫。她对此已全不抱希望。瑶表妹毕竟与那对夫妇毫无血缘关系——就算他们真是我爷爷的儿子和儿媳妇——而我却总在心中萦怀着一种拂不去的柔情。也曾向最亲近的朋友讲起过这桩事，有的就打趣我说：“人家都是忙着跟失散在台湾的叔叔婶婶相认，因为都知道台湾人如今腰包鼓，你倒好，急着要认小地方的穷亲戚……”我便也揶揄地说：“你怎见得我那叔叔没发财呢？也许他是个乡镇企业家，已经腰缠万贯了哩！寻上他，不是连你也能揩一点油么？”
近来我对寻找这位叔叔的兴致也淡下去了。因为我悟到即便真有那么一位叔叔，当县里有关部门或五金公司有关人员拿着我的信找到他面前时，他明知我们有那么一层血缘关系，也会冷淡地否认，因为，他一定从他父亲——即我爷爷，还有他母亲，以及他也叫作“七舅舅”的那位亲友那里，继承到一种心理，那是一种隐姓埋名的心理，一种退出政治的心理，一种减少复杂的社会联系的心理，一种避免内心激动而归于永远恬淡的心理。该怎么样来评价这样的心理呢？
四牌楼 第十二章（11）
当然，我爷爷、爷爷那位未与之正式履行结婚手续的爱人，其具体的心理状况及形成那么一种状况的契机与我七舅舅并不相同。似乎不好一概而论。
从前面的叙述可以看出，我爷爷有同乡间口碑相符的一面，在所谓“朴园时代”，他享有“小孟尝”的美称；到广州投入大革命，他在中山大学任教授，周围也总是簇集着若干相得的学生，并且他与廖仲恺、何香凝、胡汉民、鲁迅、郭沫若、黄琪翔、孙炳文等历史上留下重大痕迹的人物都有过从。然而，他的人生观里一开始就有着某种排拒公开登上社会政治舞台尤其是浮上表层涌向漩涡中心的固执想法，他总是既积极投入演出，又自觉地与舞台中央保持距离。因此，他就总带有着某种神秘色彩。据我父亲告诉我，奶奶临终以前，告诉我父亲，历史上著名的刺杀摄政王的“银锭桥炸弹事件”。其实是爷爷同黄复生、汪精卫及一位日本浪人一起干的，他们的地下机关就设在地安门外大街的一家照相馆中，炸弹就是在那照相馆的暗室中制作的——谋炸未遂后黄复生和汪精卫均遭逮捕，并成为名噪一时的社会政治名人，我爷爷逃脱并始终未让清廷得知，辛亥革命后，我爷爷亦绝不提起曾参与此事。又据说爷爷在北京时曾参加过陈独秀、李大钊初创的共产主义小组的活动。但他并不每次参加，并主动向陈、李二人说明他不算正式成员。到广州中山大学任教后，他与大学中的中共党员如毕磊等过从甚密，在近年出版的一册《鲁迅在广州》的资料书中，尚可见到有关资料。当时毕磊出面组织了学习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组织“社会科学研究会”，曾邀鲁迅先生演讲，鲁迅先生并多次捐款给这个组织，而我爷爷则是这个组织的幕后张罗者之一。虽然如此，估计我爷爷却未见得正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就像找不到证据判定他曾正式加入过中国国民党一样；大革命失败后，我爷爷得知孙炳文、毕磊等同辈及晚辈的挚友惨遭国民党杀害，曾愤而写下长达千行的七言歌行《哀江南》，由神州国光社印行。诗中大骂蒋介石和汪精卫，但在这个小册子上他并未署下真名；又传说他由武汉赴上海前夕曾在一次集会上有过他生平最后一次演讲，因为他既痛骂了蒋、汪，又抨击了当时使他不能理解的某些共产党人的言论做派，而当场遭到了一位年轻的共产党员的枪击——没有击中；但那位共产党员后来被共产党本身宣布为“托洛茨基派分子”，加以开除，不知所终。我爷爷到上海后在“上海公学”任教，仍保持着一种所谓“独立知识分子”或“个人革命家”的做派。他1931年中风后住进一家教会医院，他在不能说话的情况下，用颤抖的手歪歪扭扭地写下了几行字，请他的爱人——那位湖南农民赤卫队的女队长——带着孩子赶快去自谋生路；在1932年的“一·二八”事件——即日本飞机向上海掷下炸弹引起国民党十九路军奋然抗战的当天，我爷爷被日寇的炸弹炸死在医院中，同日被炸的还有上海商务印书馆，炸毁了许多未刊的书稿，其中就有我爷爷写成送去只等付梓印成一厚册的《人类命运论》。也许那本《人类命运论》得以出版会使我爷爷成为一位在中国政治思想文化史上留下一点切实痕迹的人物吧，但异族的侵略之弹把他本人与他的著作一古脑炸成了齑粉，因而他的一生表面上颇为轰轰烈烈，实质上是躲避于自我心灵因而等同于隐姓埋名的一生。
我爷爷的那位湖南籍爱人，那位能左右开弓的“双枪将”，她的退出革命，则又是一种情况。估计她带着孩子离开上海后，大概也曾想方设法再回到革命的阵营中，在当时革命已非洪流，潮锋、潮心都已隐退，难以寻觅，大概她是直到很久以后，才知道毛泽东领着暂时失败的农民赤卫队残部上了井冈山，那对她来说是太遥远而朦胧了；她内心的波澜在现实的生存问题面前大概不得不一环环地收敛。最后，她可能就此流落在江南，成为烟花梅雨中的一位谁也难知底细的小镇妇人。
七舅舅大约是在离开南昌后的第三年或第四年在上海又与我爷爷及其年轻的爱人重逢，想来他一定向他们坦白了他在那个夜晚的人生抉择，他们对他的这一行径是怎样的一种评价？显然他们不曾把他视为难以宽恕的叛徒或逃兵，所以有后来瑶表妹见到的那样一幅留影。
我那至今未曾谋面的叔叔，生长在这样的一种氛围中。可想而知，他并不渴望与我们这样一些潜在的亲属取得联系。但令人悬想不已的是：倘若七舅舅生前，多年里都同他们一家保持着联系，当七舅舅同我爷爷的那最后一位爱人相会时，他们难道丝毫也不忆旧吗？他们心底那熊熊燃烧过的烈焰，难道再没有一星可以复燃的回光？或许，仅仅在他们两人之间，可以进行一种隐秘的对现实政治关注的交谈，展现出他们灵魂的那一个不曾真正泯灭的棱面？
四牌楼 第十二章（12）
这都成了永远的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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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问来自故乡的女郎，找没找过我七舅母，她说：“找过。在她那儿简直没有一点收获。”
这很自然。七舅母是七舅舅脱党十来年后，才同七舅舅结婚的。估计七舅舅一直没向她坦白过自己早年的激进与那个历史性夜晚的脱党。直到“文革”中“东窗事发”，七舅母才知道原来如此——但七舅母并没有被这桩事弄得六神无主，而且，据瑶表妹说，反倒是经过这桩事之后，七舅母与七舅舅之间才有了些看得出的温存。
亲族之间，其实早有“七舅母守活寡”的窃窃私议。我很早便问过母亲：“七舅舅七舅母他们怎么不要孩子呢？”母亲自然用一些似是而非的话搪塞过去了，然而待七舅舅的历史问题大白于天下之后，我既已成年，便也悟出了个中究竟。七舅舅自那一晚的“全面退出”，像一只劈劈啪啪尽情燃尽的火把，不剩一点的火星。他是不仅退出了政治，退出了涉及面广阔的社会生活，而且在拼命收敛的同时，也一并退出了某些迸发型的生理机能，比如说大声喊叫、大声哭泣、仰脖大笑、快速迈步、手舞足蹈、滔滔议论、用力握手、出声叹息、闻讯色变、自吟自唱……所以不难判断，他肯定阳痿，七舅母跟他在一起，哪能有什么严格意义上的性生活？
幸而七舅舅在游山逛水、看戏、饕餮方面维系住了自我同外界的联系，并且不求甚解、不择精粗，因而苟活到比古稀人年还高的寿数。
来自故乡的女郎对我说：“也找过你表妹，因为她长期跟他七舅舅七舅母住在一起，可是我们谈了不足十分钟——不是她懒得接待我，是我不想听她讲那些琐琐碎碎的事……你知道，只有当一个人成了伟人、名人的时候，人们才会想知道他的私生活，他的各个方面，包括他结过几次婚，有没有子女，一直到他爱吃什么东西穿什么衣服常进行哪一种娱乐和体育活动……可你七舅舅，说实在的，不过是我们小小县城党史县志里得提上一笔的人物罢了……对了，为了让我不虚此行，是不是还是麻烦你找一找你七舅舅的旧照片，你表妹说你这里有，我们明年计划搞一个展览，可以展示——我们复制成大幅的后，不仅归还你原照，还将送给你一幅大的……”我还是告诉她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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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走了故乡来的女郎，我便想取出七舅舅的那张照片来看一看。自从搬家到如今这栋楼里以后，我还没有翻检过父母一辈留下的旧物。
很奇怪，我把父母遗留下的东西从箱子里取出来，翻检一通后，却怎么也找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