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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倾向去与新事物发生作用，当新事物与原有情感体验不一致时，原有情感会成为个体接受新经验的障碍。只有通过情感学习，使个体消除情感障碍，产生情感沟通，才能接受新经验，建构新的经验体系。传统上心理学家一直把情绪学习看成是在直接经验的基础上，通过个人对愉快或痛苦刺激的亲身体验而产生的。班杜拉则认为情绪学习也可以在替代经验的基础上，即通过对他人情绪体验的观察而产生。而情绪反应一旦深刻、持久、稳定，便能消除原有的不一致的情感障碍，实现情感沟通。
认同的执行机制是通过行为趋同来实现的。行为方式往往是通过具体的榜样，即一定的范式来体现的。个体在“意义沟通”和“情感沟通”的基础上，逐步获得从现象到本质的认识，并以与一定的具体情境相适应的行为方式体现出来。
认同的反馈机制是通过体验整合来建构的。体验是心理活动的一种带有独特色调的知觉和意识，是心理的一种主观成分。所谓体验整合，是指个体通过接受反馈信息，进一步消除意义和情感障碍，实现新旧经验和知、情、行的一体化过程。
通过对认同形成的心理机制的分析，我们可以了解，认同的心理过程其实就是个体对于外界赋予的各种信息的感受、选择、吸纳的过程。这就给了我们很好的启示，个体对于“谁是中产阶层？”和“我是中产阶层吗？”的判断，首先是基于自身的一种主观感受，同时，在与其他人的交往互动的过程中以及与外界信息的交流过程中，个体不断地在分析与调整着自己对中产阶层的看法与观念。最后，经过自己的情感体验，整合出一套有系统的看法，形成自己的观点，于是便形成了中产阶层的社会认同与自我认同。
第一部分中产阶层认同的建构与重构（3）
中国中产阶层的认同局限与重构
作为意识层面的认同，对中产阶层的形成和发展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中国的中产阶层是否可以健康顺利地发展下去，是否可以担当起历史赋予的重任，有赖于在社会大众中形成一种中产阶层意识，这样才能使一个阶层真正具有凝聚力，也才会让中产阶层群体形成认同感和归属感。
然而，就目前城市中产阶层的认同现状来看，仍然存在着一定的局限。
首先，在对“中产阶层”这个概念的理解上，就存在着很大分歧。一个极端是，部分人把“中产阶层”等同于社会上为数不多的有钱人，由于这些有钱人大多通过不法手段获取财富，因此“中产阶层”不免被蒙上了一层贬义色彩，有人甚至明确地说“中国没有中产阶层，只有腐败分子”。另一个极端是，部分人把“中产阶层”等同于生活温饱的一族，认为“现在都是中产阶层了”，原因是：“日子比以前好过多了，有吃有穿。”而更多的人对“中产阶层”的认识是雷同的，几乎就是媒体宣传的翻版。由此，笔者认为，当前中国人对“中产阶层”的理解主要是外界信息的输入，很少有人在真正思考“中产阶层”到底是怎么回事。
其次，在“中产阶层应具备的条件”这个问题上，人们的看法也显得非常肤浅。人们除了认识到中产阶层应该“有房有车”之外，便就是他们精致的生活品味和考究的穿着打扮了，少有人会想到其他。事实上，作为充当社会缓冲层的中产阶层，除了经济上的特征之外，至少人们还应该具有这样的认同：他们具有力求上进的心理状态和良好的敬业精神，他们具有现代的个人主体价值意识和社会道德责任感，他们具有渐进的社会改良意愿，等等。而在自我认同方面，则表现出了一定的非理性色彩。这种非理性表现在：自我阶层认同偏低、错误的参照群体、假性的阶级意识等。不管是社会认同上的局限还是自我认同上的非理性，都会对中国中产阶层健康发展的带来不良后果。其结果，不是将中产阶层的发展引入误区，让人们一味追究经济收入，讲求生活的奢靡，就是引发社会冲突，带来不可料想的局面。
由此，我们必须审慎地对待中产阶层的社会认同与自我认同。首先，不能让人们认为“中产阶层”只是意味着经济上的富有。而是在富有之后，更多地回报社会，考虑自己对社会应该承担的责任与义务。其次，中产阶层也应该是社会普通一员。他们不应该认为自己有比别人更多的权利，但也绝不应该放弃自己拥有的平等权利。他们应该主动维护社会秩序，平时参与公共生活和社区建设，比如打义工、为各种民间事业捐款等。说白了，他们有一种大家平等地参与社会管理的意识。一个社会这样的人多了，当然就稳定。因为他们觉得社会是自己参与建设的，一旦出了事，就觉得自己有责任，不会一味依赖政府。不像一些缺乏中产阶层的社会，一有风吹草动，老百姓就觉得政府骗了自己，一起起来造反。如果我们只以金钱来衡量中产阶层，不讲公民的权利、品格、责任，那么我们培养的，就只能是个唯利是图的中产阶层。
面对目前中国中产阶层认同的现状，我们没有理由不焦灼，因为本次调查明显地表明，当前的中国人尚未有对中产阶层的正确认识与理性认同。我们认为，重新建构中国中产阶层认同，是一件刻不容缓的事情。那么，我们又如何来建构中国中产阶层的认同呢？由于中产阶层的认同是伴随着中产阶层的形成而发生的，因此我们仍旧需要回到中产阶层的形成机制中去进一步挖掘。
笔者认为，在今后较长一段时间内，我们还要进一步深化改革，减少政府的行政干预，从制度安排上去控制并杜绝政府人员的腐败行为；要扩大市场的调节范围，让权力逐渐淡出社会分层机制。在意识领域，倡导积极向上、勤勉爱国的精神风貌与高尚、诚信的社会道德。强调中产阶层负有不可推卸的促进社会公正、民主和进步的责任，引导他们积极参与社会事务，积极参政、议政。同时，社会舆论和广告媒体不可过度宣扬其经济财富和生活方式，以免将人们对中产阶层的认识引向歧路。
成熟的中产阶层必将伴随着全面的、理性的认同，否则中国中产阶层的成长非但不能带来一个“橄榄型”的社会结构，相反，可能因为它的分化而带来社会的两极分化，这是我们大家都不愿意看到的。
第二部分中产阶层的消费及其社会逻辑
中产阶层的消费行为向来是人们关注的中心，他们被认为是有品味、有格调、有消费激情的消费“前卫”。作为消费观念上的享乐主义者、社会阶梯上的地位追求者、生活方式上的品位制造者，他们总是会以其独有的消费激情和为人瞩目的前卫角色，在社会发展与时尚兴替中执着地寻求自我表现与社会认同的空间，他们是不折不扣的竞赛者和表演者。在一定程度上，他们甚至就是因此而存在的“消费阶级”。在社会大众的眼里，中产阶层是一群有钱、有闲、有情调的优雅人士。他们生活无忧、衣食考究、紧追潮流、出手大方、不计价格，低劣商品与他们无缘，讨价还价也不是他们的作风，他们是时尚与格调的代名词。他们是高档专卖店的常客，各种名牌商品的爱好者与推广者，甚至还是各种休闲场所与俱乐部的会员。锦衣玉食、香车宝马、时尚住宅、豪华家具、手提电脑等一系列与生活品位相关的高档消费品使得中产阶层成为物质享受与幸福生活的表征，成为消费社会的英雄和大众的梦想。
但种种迹象表明，这些为大众媒介所热衷宣扬的、在一定程度上已经为人们所接受和认可的中产阶层的消费镜像并不是中产阶层生活的全部。在光鲜亮丽的外表和优雅闲适的举止背后，中产阶层同样有着并不轻松的一面。特别是当我们注意到有关中产阶层消费的研究与炒作大多是基于对西方发达国家业已成熟的中产阶层的机械翻版的话，那么对于我国当代新生的城市中产阶层的消费就不应该简单地沿用类似的理解方式。中国当代城市中产阶层是正在形成与发展中的第一代，他们许多人可能刚刚从艰难与困顿中走出来，中产阶层的消费行为是否也秉承了这种理想模式或者说因为具体的成长环境不同而有了一定程度的改变呢？他们是否具有经济学家所期望的“消费激情”呢？他们是否形成了明显的阶层消费行为并与其他阶层形成明显的对比？通过此次对于北京、上海、广州、南京、武汉五大城市中产阶层消费行为与消费观念的调查，我们发现，目前中国城市中产阶层的消费行为与传统的有关中产阶层的消费论述有了一定的出入，而且具有了新的时代与社会特征。
从阶层消费的视角，我们对中产与非中产的消费结构、消费取向、房车消费、人际交往消费、休闲消费等方面进行了比较与分析。对于阶层消费之间的消费异同，通常会出现两种极端，一种是片面夸大阶层消费之间的差异，认为不同阶层之间的消费大相径庭，日常生活中报刊媒介在不断宣扬这种差异所导致的鸿沟。理论界，以福塞尔的《格调》与布迪厄的《区隔》为典型，把阶层之间的消费分化描述到细致入微，以至于消费者的行为甚至可以作为阶层的标志；另一种，由于不同阶层之间消费的共通性，人们有时常常会忽略阶层消费的差异，这一点如我们耳熟能详的“大众消费”，认为现代大众消费带来了自由与民主，只要有钱就可以买到自己喜欢的商品与服务。事实上，通过我们的调查可以发现，就我国社会目前的现实来看，这两种看法多少都有些偏颇。中产与非中产消费方面的比较显示：一方面，阶层之间的消费分化已经足够明显，以致在很多方面形成显著性差异；但另一方面，目前我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