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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走来走去。也许，一套过分男性化的办公室装束穿在女人身上也会传递一个同样的讯息—作为对男人主导的公司帝国一种狡猾的嘲笑。
“至于身体语言，”普利斯科特继续说，“你将双手插在腰上的方式说明你似乎在克制什么。”
这是真的。我放了一只手去拿咖啡杯，但是另一只手必须保持原状，因为要遮住裤子拉链拉不上的那段距离。
“需要一条项链来提升整体效果。”他继续建议。
我表示抗议，我觉得在头部和胸部的有限区域，就有眼镜、耳环、丝巾和胸针这么多配件来争夺注意力，再加一条项链似乎太烦琐了。但是他说，不，一条项链显然有益促进和谐而不是竞争。
《穷途末路的美国梦》 第二部分形象大转变（4）
指出我着装缺点的话语还在源源不断，让我应接不暇。还有外套问题：不可以穿和外套不配套的裤子，上装和下装必须成套，也许最好是类似军队制服。出于善良，他对我的腕表并未发表意见，只是温和地建议我换一个大表面的手表，最好配一条金表链。
然后，他说到整体色彩的问题，在这一点上我备受打击：据说我不能再穿黑色和灰色，因为它们会让我脸色难看。这一点几乎是惩罚我干脆裸体，因为我整个衣橱里全是黑色和灰色的衣服，并不是我努力追求1995年纽约城市风格的酷感，真实原因是我总打翻东西，溅在衣服上，所以什么桃红色、黄色的衣服在我身上就穿不了两三次。即使我最保守的那枚银胸针，一个挪威出版商送我的礼物，也被普利斯科特判定为“不适合公司”。在此之前我一直觉得自己是个打扮得体的中产阶级专业人士，难道事实上我竟然是个胡乱穿衣、形象糟糕的家伙？
如果普利斯科特不是这么完美—他如此完美的整洁、如此完美的谨慎—这些评判也许是不可忍受的。我有无数的借口可以说，可是当然我并没有当他的面说出来。主要的借口是，作为一个作家，我没有穿正式服装去上班的需要，我每天所穿的不过是上健身房的那些运动衣，或者如果只是健身，也可以什么都不穿。当作家不得不“打扮起来”的时候，他们通常也会得到很大的宽容。我记得有一次和诗人兼短篇小说家格蕾斯·帕利参加一个聚餐活动，她穿着一件宽松的粉色印花长裙出现。当我恭维她时，她承认那是件晚礼服，近看确实很明显。
评价完了后，普利斯科特将我引进第二个没有窗户的小房间。我们坐在面对镜子的一张长台上，开始听化妆品的学问。他要求看我现在使用的化妆品及工具，所以我被迫展示化妆包里的内容，就像在进行登机前的安全检查。包里面有两支口红，一瓶粉底液，一个粉饼还有腮红、睫毛膏和眼影。“液体眼影？”是啊，够震撼吧。这里面大多数东西应该都会遭到批评：口红中都隐藏着灰色，那会使我看起来精神不振；腮红是另一种致命灰色的携带者；粉饼的表面有些凹凸不平—我感到羞辱—因为这被他认定是我脸上的油脂造成的细菌堆积。敢情我这么长时间以来一直用一块藏满微生物的脏海绵拍打双颊。我可以看到，必然结果就是再听他夸耀一通这里的特别化妆品，我呢，就再为这次咨询多贡献250美元。
在我用他自己的调和物化了个专业的妆—我必须承认，相当好—以后，他把一件镶有多种颜色小布样的夹克衫放在我脖子旁比画着，一次换一种颜色，这样，我就好像轮番穿着褐色、黄色、绿色、红色、橙色和桃色等等的衣服出现。“看到了吗？”他一面说一面换了种可怕的颜色，“它让你看起来苍白极了。”我承认我现在就像一个洞穴人或者一具尸体。然后他展示了“好”的颜色给我看，坚持认为那些颜色为我的脸色增添了丰富的蜜色光影。我再次表示同意，虽然以我的角度看来，我仍然像个结核病患者。
这本来应该是个好玩的部分—似乎在跟那些油彩和布样玩游戏—但是一阵眩晕和恶心突然袭击了我。我理解要把自己变成一种可以在市面上出售的“商品”，就必须先变成一件“产品”，一个物品。我也进一步理解到，这阵恶心也许只是中午吃了一个培根双层奶酪汉堡的后续反应而已。不过，的确有一种明白无误的病态和苍白从那张经专业化妆后的脸上透射出来。但是我还没理解到要变成一件物品，竟必须要经历一场死亡。
我找借口推掉4点钟和别人的预约，买了价值55。5美元的化妆品，并允诺一定会用电邮的形式继续定购普利斯科特的“私人典藏系列”，然后我拿回自己的睫毛膏，一路奔回酒店，停好车后，就开始漫无目的地狂走，经过办公楼和娱乐中心，穿过无以名状的居民区和市中心的公园，直到我脸上的色彩都在雨中冲洗掉了。
第二天下午我开了近1个小时的车出城去见帕特里克。我还穿着昨天去见形象顾问时的那一身，我还把今天要说的主要论点背诵了一番：为什么他需要我，我能为他提供些什么，以及摆在他面前的光明未来。这个策略是从书上学来的，书上总是强烈建议你应该事前对你未来的雇主做一个彻底调查，然后利用面试的机会—不要在面试时夸夸其谈，而是要着重表达你能对公司付出什么。比如，杰弗里·J·福克斯在他的俏皮书《千万不要递简历》中鼓舞人心地解释了“公司也许并不知道它需要你”，直到你概括出“这个公司可以获得提高的5~6种方法”。液压油泄漏？过长的货运时间？你可以指出这样的几个缺点，然后说明你可以怎样改善。
但是当我一走进他位于一家中国快餐店上面的办公室，我就知道我的计划出错了。我本来预想的是一间办公套房，里面至少包括一名接待员，而且应该设有一间会议室，当经理人圆桌的会员们定期聚会时，也好有个地方让他们喝咖啡吃牛角面包啊。但是，来开门的竟是帕特里克本人，门后的屋子只相当于一个衣橱的大小。比起上次见到那个滔滔不绝的训练营宗师，他似乎委顿得多了。他穿着汗衫和牛仔裤，好像在公然挑战得体端庄的公司风格，而且还一脸浮肿的病态，跟最近被人蒸煮烹炸、狠狠折磨了一通似的。
我在沙发上就座后，他问起了我求职的情况。有那么一刻，我被那种“推销员之死”的悲伤氛围深深笼罩，甚至对他的问题都无法回应。我应该找个借口赶紧逃离这个地方，我应该承认这时我感到的“障碍”甚至比我在训练营里感到的还要巨大，我应该加入一个正常些的职业指导项目。在我看来，他甚至请不起一个清洁女工，即使清洁女工来了，也不见得能找到一块地方供她打扫卫生，因为这里从地面到桌面，到处堆满了大众心理和自我提升类的书籍。但是我已经准备好对他进行游说，不可以偏离计划。于是我开始发表演说：“帕特里克，我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我研究了你的录像带，还有我在训练营的笔记，我认为你应该雇用我。你需要一个公关人才，你需要进行形象改造，而我就是可以胜任这个任务的人选。”
除了一个突然扭脖子的动作（似乎是表明肌肉疼痛）以外，我没有得到任何反应，于是我开始进入我精心准备的发言稿：无论经济会不会回升，职业培训业一定会扩大，因为公司世界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今天，在上一次经济衰退的余波下，各公司似乎出现了一种永远保持精简的趋势。他们按自己的需要把人员呼来喝去，因此经理和专业人员中平均每人都可能在一生中换上10~11种工作，不管他们自己愿不愿意。而且，有趣的是，我们的社会对此变化毫无准备。比如说，大学帮助人们做好工作的准备，却没有帮他们对接受工作变更的痛苦做好准备。所以，一个巨大的、长期存在的职业指导市场，也就是帕特里克准备攻克的市场出现了，这里有无限商机，有大笔的金钱可赚，非常大！
“我是第一个职业教练，”他没有表情地插了一句，“20世纪70年代我就开始经营这行了，早于所有的同行。”
很好，现在我觉得火候到了，他正在接受我对这件事的思想框架，或者至少他并没有提出他的意见，这给了我继续滔滔不绝的勇气：你有天赋，这一点任何人都看得见。许多东西是可以通过学习获得的，但是你和别人一起工作的方式，我在训练营看见过，是不可学的，你识人的能力和真正知道别人问题所在的能力都很突出，当我在训练营看到你时，我根本不能相信你是一个未受过训练的心理治疗师。
“哦，是啊，我一直是这样的。”
对他的恭维起了作用，而且谁知道呢？也许他能从他的经理人朋友圈中募到资金来雇用我呢。于是，我继续说：“你还不仅仅是一个心理治疗师，因为你还能将整个团队的人同时激励起来。那就叫做领导魅力，那是一种你有就有、没有就没有的素质。而你是天生具有领导魅力的人，那魅力发源于内心。”
《穷途末路的美国梦》 第二部分形象大转变（5）
“我知道，”他对着书架说，“我有天分。”
“问题是，帕特里克，”我尽量温和地说，“你被卡住了。”“卡住”是借用他的词汇，他录像带的中心话题就是帮助被“卡住”的人。
“比如，你想想那个训练营，”我继续说，“现在我都不知道你的计划是什么，你的任务，如果你想告诉我训练营的目标受众是年薪6。5万美元的下岗中层经理，那好，我完全尊重你的做法。这是个重要的年龄层，如果你的任务是帮助他们，那我表示尊重，我很佩服你的做法。”我是在试图说明他还不如搞个救世军呢，他又扭了一下脖子，所以我能看到的只有他的眼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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