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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春桥、姚文元就要给押上法庭受审判了，他们会得到应有的惩罚。但是他们散布的极左思潮和奇谈怪论是不会在特别法庭受到批判的。要澄清混乱的思想，首先就要肃清我们自己身上的奴性。大家都肯独立思考，就不会让人踏在自己身上走过去。大家都能明辨是非，就不会让长官随意点名训斥。
文艺究竟属于谁？当然属于人民！李白、杜甫、白居易、苏东坡的诗归谁所有？当然归人民。但丁、莎士比亚、托尔斯泰、巴尔扎克、雨果、左拉的作品究竟是谁的财产？当然是人民的。过去是这样，现在是这样，将来也是这样。只有那些用谎言编造的作品才不属于人民。人民不要它们！
这是最浅显的常识，最普通的道理，我竟然为它背二十年的包袱，受十年的批判！回顾过去，我不但怜悯自己，还轻视自己，我奇怪我怎么变成了这样的一个人！
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吧。
十月十五日
作家
前两天我意外地遇见一位江苏的青年。她插队到农村住了九年，后来考上了大学，家里要她学理工，她说：“我有九年的生活我要把它们写出来；我有许多话要说，我不能全吃在肚子里。”我找到她的两个短篇，读了一遍，写得不错。她刚刚参加了江苏省的青年创作会议。她说，“尽是老一套的话，我们受不了。我说：吃得好，住得好，开这个会不讲真话怎么行！”她和别的几个青年作家站出来，放了炮。
我在这里引用的并不是她的原话，但大意不会错。我和她谈得不多，可是她给我留下深的印象。她充满自信，而且很有勇气。她不是为写作而写作，她瞧不起“文学商人”，那些看“行情”、看“风向”的“作家”。她脑子里并没有资历、地位、名望等等东西，我在她的眼里也不过是一个小老头子。这是新的一代作家，他们昂着头走上文学的道路，要坐上自己应有的席位。他们坦率、朴素、真诚，毫无等级的观念，也不懂得“唯唯诺诺”。他们并不要求谁来培养，现实生活培养了他们。可能有人觉得他们“不懂礼貌”，看他们来势汹汹，仿佛逼着我们让路。然而说句实话，我喜欢他们，由他们来接班我放心。“接班”二字用在这里并不恰当，决不是我们带着他们、扶他们缓步前进；应当是他们推开我们，把我们甩在后面。
我决不悲观。古往今来文学艺术的发展就是这样地进行的。我也许不够了解这些新人，但是我欣赏他们。到该让位的时候，我决不“恋栈”。不过士兵常常死在战场，我为什么不可以拿着笔死去？作家是靠作品而存在的，没有作品就没有作家。作家和艺术家活在自己的作品中，活在自己的艺术实践中，而不是活在长官的嘴上。李白、杜甫并不是靠什么级别或者什么封号而活在人民心中的。
这些天大家都在谈论赵丹的“遗言”。赵丹同志患病垂危的时候，在病床上回顾了三十年来的文艺工作，提出了一些疑问，发表了一些意见。他的确掏出了自己的心。这些疑问和意见是值得认真讨论的。希望今后再没有人说“对我已经没什么可怕的了”这一类的话。
不过，对这一点我倒很乐观，因为新的一代作家不像我们，他们是不懂得害怕的，他们是在血和火中间锻炼出来的。
我常说：作家不是温室里的花朵，也不是翰林院中的学士。作家应当靠自己的作品生活，应当靠自己的辛勤劳动生活。
作家是战士，是教员，是工程师，也是探路的人。他们并不是官，但也决不比官低一等。
这是我个人的看法。我就是这样地看待新人的，我热诚地欢迎他们。
十月十七日
长崎的梦（1）
昨夜我梦见我在长崎。
今年四月访问日本，我曾要求去广岛。长崎的日程则是主人安排的，我当然满意。全世界仅有的两个遭受原子弹破坏的城市，我都到过了，在其中生活过了。用自己的眼睛看到的这两个城市今天的面目，加强了我对人类前途的信心。对我这是必要的，我的脑子里装满了背着弟弟找寻母亲的少年、银行门前石头上遗留的人影这一类的惨象，和数不清的惨痛的故事……我必须消除它们。不需要空话，在废墟上建设起来的现代化城市的强大生命力解答了我的问题：人民的力量是无穷的。
一位同行的朋友似乎有不同的看法，他非常谨慎，到了广岛和长崎，他特别担心，惟恐我们中间谁多讲一句话会得罪别人。我尊重他的意见，努力做到不使他为难。对他我有好感，在我遭遇困难的时候，他关心过我；在“四人帮”下台半年后，我的问题还没有得到解决，他出来替我讲话，说是一些日本友人想同我见面。后来我的文章《第二次的解放》发表，一九七七年六月他来上海，要见我，约好我到锦江饭店去找他。因为我是“一般人”，服务处不让上楼进他的房间，他下来交涉也没有用，我们只好在底层谈了一会。我告辞出来，他似乎感到抱歉，一直把我送到电车站。他的友情使我感动，我们社会中这样严格的等级观念使我惶惑。
前面提到的日本友人中有一位是土岐善先生，他早已年过九十。我一九六一年第一次访问日本，曾在他的阳光明媚的小园里度过一个愉快的上午。这次一到东京我便要求登门拜访。听说他身体不适，不能见客。我没有想到我们一到长崎，刚刚在和平公园内献了花，到了国际文化会馆就接到东京的电话：土岐先生逝世了。没有能向他表示感激之情，没有能在他的灵前献一束花，我感到遗憾，仿佛有一个声音一直在责备我：“来迟了！”我这一生中“来迟了”的事情的确太多了。我说过我来日本是为了偿还友情的债。长崎是这次旅行最后的一站，日本友人陪伴我们访问六个城市，相聚的日子越来越短，晚上静下来我会痛苦地想到就要到来的分别，我又欠上更多的新债了。
在这一点上，那位朋友和我倒是一致的。但是在广岛，在长崎我到底想些什么，他就不太清楚了。何况我们一行十二个人，十二张嘴会不会讲出不同的话，他更没有把握。奇怪的是在昨夜的梦里，一九八○年十月十九日夜间做的梦里，十二张嘴讲了同样的话。
其实这是不足为怪的。过去我们就是这样想、这样做的。只有在“思想解放”之后，今年四月十八日我们从长崎回到上海的第二天，我才发表意见：要是十二个作家都说同样的话，发同样的声音，那么日本朋友将怎样看待我们？他们会赞赏我们的“纪律性”吗？他们会称赞我们的文艺工作吗？我看，不会。
每个作家有他自己的生活感受，有他自己的思想感情。在广岛和长崎，我回顾了过去长时间复杂的经历，也想到横在面前的漫长的道路，我十分痛惜那些白白浪费了的宝贵时间。长崎人民和广岛人民一样，花了三十多年的时间，在那样可怕的废墟上建设起一座繁荣、美丽、清洁的新城市。来到这里，谁能够无动于衷？难道我不更加想念我的在困难中的祖国？难道我们就不想在祖国建设没有污染、空气清新的现代化城市？倘使我们说话需要同一的口径，那么这就是共同的理想，共同的愿望。回国的前夕，我们出席了当地华侨总会的晚宴。同侨胞们一起举杯共祝祖国母亲长寿，不仅是我，我看见好些人，有侨胞，有留学生，有祖国来的海员，大家眼里都闪耀着喜悦的泪光。仿佛有两只母亲的胳膊把我们紧紧地抱在一起。
在梦里，我也到和平公园献花，到资料馆观看遗物；我也乘坐游艇看海，在海上机场休息，在繁花似锦的名园中徘徊……我重复了半年前的经历，同真实的见闻完全一样。不同的只是身高十公尺的青铜人像离开像座走了下来，原来他右手指着上空，左手平伸着，现在他高举两只铜臂大声叫：“我不准！”“我不准！”他不准什么？他没有说下去。但是他忽然掉转身往后一指，后面立刻出现了无数的儿童，他们哀叫，奔跑。出现了蘑菇云、火海、黑雨……一只给包封在熔化的玻璃中的断手在空中飞来飞去，孩子哭着喊“爸爸，妈妈！”要“水！水！水！”然后青铜的巨人又大叫一声：“我不准！”于是那一切恐怖的景象完全消失了。
青铜像又回到了像座上。……四周一片静寂。我一个人站在和平泉的前面，听着喷泉的声音，我念着纪念碑上刻的字：“我很渴，出去找水。水上有像油一样的东西……我十分想喝水，就连油一块儿喝下去了。”这是一位九岁小姑娘的话。和平泉就是为了纪念喝着水死去的受难者建立的。当时在原子弹爆炸中心附近有一所小学，一千五百个学生中有一千四百人死亡。这些受难者拼命要喝水。找到了水，大家抢着喝，就死在水边……
感谢日本友人的殷勤款待，两天的长崎见闻深深地印在我的心上，甚至在梦中我也能重睹现实。从长崎和广岛我带走了勇气和信心。历史的经验不能不注意。忘记了过去惨痛的教训，一定会受到严厉的惩罚。广岛和长崎的悲剧，我们十年的浩劫，大家都必须牢记在心。怕什么呢？我们没有理由回避它们。我并不想回避，我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