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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起了汝龙的一封信，这是我在病中读过几遍的少数几封信中的一封。信里有这样一段令人难忘的话：
文化大革命刚开始，我们左邻右舍天天抄家，打人，空气十分紧张，不料有一天他来了。那时我……一家人挤在两间小屋里，很狼狈。……他从提包里拿出一个小包，说，“这是二百元，你留着过日子吧。”……我自以为有罪，该吃苦，就没要。他默默地走了。那时候我的亲友都断了来往，他的处境也危在旦夕，他竟不怕风险，特意来拉我一把。
汝龙接着感叹地说：“黄金般的心啊！”“人能做到这一步不是容易的啊！”
在病房里想有关健吾的往事，想了几天，始终忘不了汝龙的这两句话。对健吾，它们应该是最适当的悼词了。
黄金般的心是不会从人间消失的。在病房不眠的夜里，我不断地念着这个敬爱的名字：“健吾！”
七月十九日
掏一把出来
《随想九十九》是在七月十八日写成的。在文章的结尾我引用了朋友汝龙（翻译家）来信中的话。发表私人通信，没有事先征求本人同意，我应当向写信人道歉。在某一个长时期，私人信件常常成为个人的罪证。我有一位有才华、有见识的朋友，他喜欢写长信发议论。反右期间一个朋友把他的信件交给上级，他终于成了“右派”。后来他的“右派”帽子给摘掉了。过了几年发生了文化大革命，他的另一个做教授的朋友给抄了家，拿走了他的一叠信，造反派学生根据信件又抄了他的家，并促成他的死亡。所以到今天，还有人不愿写信，不愿保留信件。
但是那样的日子是不会再来的了。今天人们可以随意讲心里的话。汝龙也不愿意在我面前把心遮掩起来。那么让我再从他的信中抄录几句：
我知道他死讯的那天晚上通宵没睡，眼前总像看见他那张苍白的脸，他那充满焦虑的目光，他那很旧的黑色提包，他那用手绢包着的钱，我甚至觉得我再活下去也没意思了。……
汝龙是少见的真挚的人，他一定没有忘记那十年中间种种奇怪的遭遇。我也忘记不了许多事情，许多嘴脸，许多人的变化。像李健吾那样的形象，我却很少看见。读了汝龙的信，我很激动。那十年中间我很少想到别人，见着熟人也故意躲开，说是怕连累别人，其实是害怕牵连自己。一方面自卑，另一方面怕事，我不会像健吾那样在那种时候不顾自己去帮助人。
我变了！我熟悉自己在“文革”期间的精神状态，我明白这就是我的所谓“改造”。我参加“运动”还不算太多，但一个运动接一个运动，把一个“怕”字深深刻印在我的心上。结果一切都为保护自己，今天说东，明天说西，这算是什么作家呢？当然写不出东西来。想起健吾，想起汝龙信中描绘的形象，我觉得有一根鞭子在我的背上抽着，一下！一下！
汝龙不是悲观主义者。他可能因为看见好人的死亡而感到绝望。这绝望只能是暂时的，不然他怎么能长期伏案勤勤恳恳地翻译契诃夫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呢？在这一点上我和他有不同的看法。他认为一个好人死了，自己活下去也没有意思了。我却认为一个好人死了，我们更有责任、更有意思“再活下去”，因为可以做的事、应该做的事更多了。尽管十年“文革”至今还给我带来血淋淋的噩梦，但长时期的折磨却使我更加懂得生活的意义，使我更加热爱生活。
想到健吾，我更明白：人活着不是为了“捞一把进去”，而是为了“掏一把出来”。
好人？坏人？各人有各人的解释，但是我们国家目前需要的正是“掏一把出来”的人。
七月二十三日
病中（三）
人以为病中可以得到休息，其实不然。
我在病中想得太多，什么问题都想到了，而且常常纠缠在一两个问题上摆脱不开，似乎非弄到穷根究底不可。其实凭自己的胡思乱想，什么也解决不了。例如生与死的问题，我就想得最多，我非常想知道留给我的还有多少时间，我应当怎样安排它们。而仰卧在病床上动弹不得，眼看时光飞逝，我连一分一秒都抓不住。我越想越着急。于是索性把心一横，想道：只要心不死，我总会留下一些什么。又想，只要有信心，我还能活下去。
甚至在我给钉在“牵引架”上的初期，我也曾想起许多过去的事情。我忘记不了那些可怕的日子。就在同样的地方，同样的季节，发生过完全不同的事。那几年中间我不敢到医院看病，因为害怕两件事情：一是在“医疗卡”上加批“反动权威”或“反共老手”；二是到医院群众专政登记处去登记，表示认罪。我们去看病，要向本机关监督组请假，他们就在“医疗卡”上随意批注。不用说，这种做法早已跟着“四人帮”一起消失了。这次在医院中我从亡友西禾的口里听到“非人生活”四个字，他是在讲自己病的痛苦。其实我在病床上回想“文革”时期的生活，我也几次吐出“非人生活”这样的句子，在那一段时期我们哪里被当成人看待？！有多少人过着不是人的生活，有多少人发挥兽性对待同胞？！
我激动起来，满头冒汗，浑身发颤。那种“非人生活”是从哪里来的？它会不会再来？我抓住这个问题，想穷根究底，一连想了好几个晚上，结果招来了一次接一次的人与猛兽斗争的噩梦。我没有发高烧，却说着胡话，甚至对眼前的人讲梦中的景象（当时也怀疑自己是在做梦，却又无法突破梦境），让孩子们替我担心。他们笑我，劝我，想说服我不要胡思乱想。他们说从来梦景荒唐，不值得花费脑筋。他们不会说服我，倒是我说服了自己，我想通了：十年“牛棚”正是对我的迷信的惩罚。
记得七十年代初我在奉贤“五·七干校”的时候，有一个参加监督组的造反派（也做过我的专案组或“打巴组”的头头）发表过一篇《看牛小记》，很得意地嘲笑“牛们”的丑态。听人讲起文章的内容，我感到可悲，以人为兽不过是暴露自己的兽性，在我们文明古国的脸上涂抹污泥。
在病床上反复回想十年的“非人生活”，我不断地责备自己：只有盲目崇拜才可以把人变成“牛”，主要的责任还是在我自己。不用说，今天还有人想做“看牛人”，但是我决不再做“牛”了。“十年牛棚”的一笔账让下一代的历史家去算吧。连关于欧洲中世纪黑暗时期也有那么多的历史记载，何况我们口号震天、标语遍地的十载“文革”！
我说过在病房里儿女们封锁消息，不让我知道好友的噩耗。可是在医院中人们常有机会接触死亡。我入院后四十天光景，著名导演吴永刚也摔伤住院了。他住在我隔壁的房间，进院时就昏迷不醒，说是正在同别人讨论新的剧本，很兴奋，向痰盂吐痰，忽然倒下去，说是脑溢血，又说脑部受伤。听说家里没有人，只有一个媳妇在照料他。这些话都是间接听来的。我仰卧在病床上，连房里的陈设也看不清楚，何况门外的邻居！
我和吴永刚同志不熟。两三年前有一次同朋友在上海电影制片厂看《巴山夜雨》，见到他，看完出来他陪我走了一段路，一面解释他的导演构思。影片和他的话都使我感动，我从心底感谢他拍出这样的电影，我也同情他近二十多年的遭遇，痛惜他那些年中白白浪费了的才华。后来《巴山夜雨》得奖，我为这位重见光明的老导演感到高兴，我盼望他拍出更好的电影。他似乎也有信心。却万想不到他在进行创作构思的时候发了病，先给送进另一家医院，第二天才转到这个医院来。从星期天到星期五凌晨，他一直昏迷不醒，护士们轮流值班守着他。我经常从儿女们的谈话中知道一点他的情况。我女儿代我去看过他。听说在病房外方桌上放着纸笔供探病者签名，我让女婿代我去写上一个名字，对永刚同志表示最后的敬意。
十二月十八日凌晨我忽然听到了哭声，便对陪伴我的女婿说：“一定是永刚同志过去了。”这天上午死者的遗体由几位电影界的负责人护送下楼。我让病房门开着，仰卧在床上我看见一群人过去。然后走廊又空了。
这就是我在病中第一次接触到的死亡。永刚同志去了，但是《巴山夜雨》中的几个人物活在我的心里，甚至在病床上他们还常在我的眼前出现。为了那些人我也要活下去。
八月三日
我的哥哥李尧林（1）
一
前些时候我接到《大公园》编者的信，说香港有一位读者希望我谈谈我哥哥李尧林的事情。在上海或者北京也有人向我表示过类似的愿望，他们都是我哥哥的学生。我哥哥去世三十七年了，可是今天他们谈论他，还仿佛他活在他们的中间，那些简单、朴素的语言给我唤起许多忘却了的往事。我的“记忆之箱”打开了，那么一大堆东西给倾倒了出来，我纵然疲乏不堪，也得耐心地把它们放进箱内，才好关上箱子，然后加上“遗忘之锁”。
一连两夜我都梦见我的哥哥，还是在我们年轻的时候，醒过来我才想起我们已经分别三十七年。我这个家里不曾有过他的脚迹。可是他那张清瘦的脸在我的眼前还是这么亲切，这么善良，这么鲜明。我不知道自己还可以工作多少时候，但是我的漫长的生活道路总会有一个尽头，我也该回过头去看看背后自己的脚印了。
我终于扭转我的开始僵化的颈项向后望去。并不奇怪，我看到两个人的脚印，在后面很远、很远的地方。在我的童年，在我的少年，甚至青年时期的一部分，我和哥哥尧林总是在一起，我们冒着风雪在泥泞的路上并肩前进的情景还不曾在我眼前消失。一直到一九二五年暑假，不论在家乡，还是在上海、南京，我们都是同住在一间屋子里。他比我年长一岁有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