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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年的场面了。是不是还要让骗子们再来一个大发展呢？不！现在应当向某些人大喝一声：“睁开眼睛”了！
请那些“一贯正确”的人相信并非我对骗子有特殊的兴趣，坦白地说，《四谈骗子》的标题，本来就是《最后谈骗子》，因为已经到了人民与骗子势不两立的时候，不需要我在这里讲空话了。
一九八六年一月二十日
答卫××
来信收到，我读了很难过。我还以为你们已经到了泉州，在大学里找到了“理想的工作”。没有想到你还在美国医院治疗，又病到了这样。我有病，小林又忙，无法代笔，因此久未给你去信。我责备自己只顾到我的困难，失去几次跟你们联系的机会，现在突然得到你这封信，似乎一切都完了！
这两年我常常在想自己的事情，我这个病也是不治之症，我也是靠药物在延续生命。我整天感到浑身不舒服，而且坐立不安。我估计再活二至三四年，一直在考虑怎样安排生活，安排工作。万想不到你会落在比我更坏的境地里。你和我不同，我活了八十多年，多少做过一些事情，你却是这么年轻。你是你父亲最小的女儿，你活泼爱动，又学到一些本领，你一直想把自己真诚的感情献给我们这个“多灾多难”的国家。甚至在第一次动手术以后，你还准备回到你父亲熟悉的地方，“找一个工作园地，好好地将所学用出来，在祖国人民中间平静地过一段日子，等病魔再来时，走得也心安理得，就像有一种沙漠植物，四十年开一朵花，花高四十英尺，花落，整个植物的生命也就结束了。”
你讲得多好！多么美的愿望！哪里像是晚期癌症患者的信函？我拿着信，从我熟悉的那些字迹上感觉到春天的温暖。我仿佛看到了你那颗火热的心。你第一次回国前后我并不理解你，你准备舍弃比较舒适的生活环境，放弃比较方便的工作条件，回来长期工作，我还以为你只是一时的冲动。我和你父亲分别多年，你在台湾长大成人，又在美国读书就业，我单单在一九八○年同你见几次面，怎么能接触到你的内心？我只看出你的乐观和干劲，却并不理解你的毅力和深沉。你从未谈过你对祖国的感情和对事业的理想。今天反复念着你这次病中写的那些字句，我才明白什么是对祖国的爱，事业在你心里占什么样的位置。原来你这位建筑设计师六七年前还没有发病的时候就设想在先人生长的故土上修建千万间广厦。你为这个理想到处奔走，就在它快要实现（你是这样看吧）的时候，突然来了可怕的病，开刀时发现癌细胞已经扩散、转移。目前你正在进行药物治疗，是否有效，说是三个月后便见分晓。你说：“我只盼望这药物延续的生命不只是维持一个接受药物的肉体，不只是锻炼我和家人的耐力，但愿能找到个有意义的‘事’把时间投入，免得白白地浪费。”
你正在经受生与死的考验，一切希望都濒于破灭，四十年一次开花的机会已经“没有可能”，你还在挣扎，争取生命的延续，你念念不忘的仍然是你的理想、你的事业。你还在考虑把争取回来的宝贵时间怎样用在有意义的事业上。你要走得心安理得。你用了一个“走”字，这说明你有毅力工作到最后的一刻。你不只要锻炼你和家人的耐力，你用了“耐力”这个词组，就说明你有决心坚持到最后一息。这都是我以前没有想到的。你在讲自己的心愿和心情，你的每一句话，仿佛你拿了刀把它们刻印在我的心上，你的确是在给我指路。我也应该锻炼自己的“耐力”，不让靠药物延续的生命白白浪费；我也应当“走”得平静、从容。而心烦意乱，思想集中困难，这说明我不能坚持到最后一刻了。你这番话使我出了一身冷汗。
写到这里，我的眼前起了一阵雾，满眶泪水中我看见一朵巨大的、奇怪的、美丽的花。那不就是沙漠中的异卉？不，不是，我从未到过沙漠。它若隐若现，一连三天，不曾在我脑中消失，也有可能它永远不会消失。它就是生命的花吧。我明白了，只有深沉的爱、强烈的爱、真诚的爱、执着的爱才能够开出这样的花。你不要太多地折磨自己，你让我睁开了眼睛，这是你的生命在开花，你得到了我追求一生却始终不曾得到的东西。
爱，尤其是像你有的那种对祖国、对事业的爱，要战胜疾病，战胜死亡！
问候你的老父亲，你的病对他是多大的打击！三年前他回国讲学即将结束的时候在广州病倒，是你接他回去就医，那时我患骨折，给拴在病房中牵引架上动弹不得，少同你们联系。行动不便，讲话困难，他一直同你相依为命。他为你的病“落过几回泪”，这情景我想象得到。虽然还有你姐姐和你哥哥，可是他多么需要你！你真能撇开他“走得心安理得”吗？但愿你的“耐力”、你们一家人的“耐力”能创造奇迹！
一九八六年一月二十五日
可怕的现实主义
二月十四日《大公报》头版头条新闻有一个这样的标题：《北京惩处作恶衙内》。原来在上海有三名“强奸、流氓犯”给判了死刑，其中有两名是高干子弟。到十九日这三名犯人真的给送往刑场枪决了，于是大家拍手称快，说是“大得人心，大快民意”。这几天到处议论纷纷，没有人不关心这件事情。当然各有各的看法，没有经过充分讨论，还不会有一致的意见。我也读了各报评论员的文章，它们对我很有启发。但是我想来想去，还有两个问题一直得不到解决。
先说第一个，那就是关于“衙内”的。我最早知道衙内是从施耐庵的《水浒》来的，我读这部小说时不过十二三岁，林冲的故事使我入迷，我爱英雄，所以我憎恨高衙内父子和陆谦、富安之类的走狗，可以说印象很深，至今还忘不了。我还看过一些公案小说，如《彭公案》、《施公案》，书中也有强占民女的恶霸、衙内、采花贼等等，这类人在地方戏中，我也见到不少，他们都不是单干户，大都没有好下场。我从未想过要做他们那样的人。解放后衙内仍然常在戏曲舞台上出现，而且似乎更多了些，可能是为了反映旧社会的黑暗、腐败的现象吧。但是我过目就忘，今天还在我眼前“活灵活现”的就只有一个杨衙内，那是由于川剧名丑笑非同志精彩的演技。这出戏叫《谭记儿》，人物还是从元代戏剧家关汉卿的名剧《望江亭》里来的。一个高衙内，一个杨衙内，刻画得十分逼真，非常出色，却都是元代作家塑造出来的人物。我很奇怪这两位大作家当时怎样深入生活，进行创作，居然写出了几百年以后在社会主义社会中“活动”的人，即使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衙内坐摩托车或者小轿车，开家庭舞会，住高级宾馆是关、施两位所梦想不到的，但他们的所作所为始终跳不出那两位作家的掌心。作为一个读者，我理解关、施二公当初塑造那两个衙内是在鞭挞他们，批判他们，绝非拿他们做学习的榜样。可是现在偏偏有人要学他们而且学得很像，好像两部作品就是为这些人写的一样，人物的思想、感情、心境、人事关系又是那么近似。我读报上发表的几篇报道，有些地方读来读去始终弄不明白，总觉得有些话没有讲出来，后来我想起《水浒》，找出来翻了翻，来龙去脉，讲得清清楚楚，我才恍然大悟。
这是因为什么？因为什么？……难道不就是讲真话的作用吗？……难道不就是现实主义作品的伟大成就吗？
我今天才理解现实主义的威力。可怕的现实主义！
然而现代的衙内究竟是怎样“成长”起来的？这个问题我仍然没有完全解决，我还在思考。
二月二十二日
衙内
的问题其实我已经想了多时了。每当报纸沉默的时候，小道消息就特别活跃，“某某人的儿子做了什么事情”，“某某人的儿子给抓起来了”，这一类的话早就在人们中间传播开来。案情越传越大，终于到了公开宣判、押赴刑场的一天。那些人的儿子的确是按照一种“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规律慢慢成长起来的，那就是从无到有、从小到大。这一点我也懂了，渐渐地懂了。我不明白的却是另一件事。
从仅有的几篇内容差不多的报道中，任何读者都会看出那些年轻犯人的思想感情，那样的精神境界，真是一片漆黑，令人战栗的一片漆黑啊！残忍，贪婪，破坏，毁灭，发泄兽欲，占有一切，以损害别人为乐……那也是高衙内、杨衙内的精神状态啊！
报纸又沉默了，事情也应该结束了。是不是我们必须忘记它？可是我还在想，我不能不想，这样一种可怕的精神境界，怎么会发生在高干子弟的身上？怎么会出现在革命家庭的中间？有人说：“这是资本主义腐朽生活方式对青年人的影响。”那么我们不妨堵住这个口子试试看。不过高衙内、杨衙内以及各式各样的衙内都是旧中国封建主义的土特产，因此要搞好清洁卫生，还是要大反封建主义。
是的，要反封建主义，不管它穿什么样的新式服装，封建主义总是封建主义，衙内总是衙内。
二月二十三日
牛棚
别人说我坚强，其实我脆弱，或者可以说有时也很软弱，举一个例子：春节期间在电视节目里一连几天听见人唱“样板戏”，听了几段，上床后我就做了一个“文革”的梦，我和熟人们都给关在里交代自己的罪行。一觉醒来，心还在咚咚地跳，我连忙背诵“最高指示”，但只背出一句，我就完全清醒了。我松了一口气，知道大唱“样板戏”的时代已经过去，牛棚也早给拆掉了，我才高兴地下床穿衣服。
第二天有位朋友来找我。我谈起这个梦，他笑着说：“还是那句老话：你心有余悸嘛。”这朋友也是一个知识分子，他的遭遇比我的好不了多少。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