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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和他身旁的许广平听得入了迷，雪前的烟雾在鲁迅眼前缭绕升腾，他那双拿着陈赓勾画的草图的手在微微颤动。听罢陈赓的叙述，他久久地仁立在窗前，遥望西天，激动不已。
时间在极度地兴奋中一分一秒地过去，不知不觉间，他们谈了整整一下午。天到傍晚，许广平邀请客人吃饭。鲁迅拉着陈赓的手步入餐厅。鲁迅亲自打开一瓶韶兴者窖，两人边饮边谈。
两杯酒下肚，陈赓情绪更加奔放。苏区军民的战斗，红四军战士的生活被他讲活了。
“先生，您写了那么多，您知道得那么多。在您面前，我简直是个文盲。”
陈赓谦虚地说。
“是的，我的确写了许多东西，但我还没有写像你这样的人，还没有写到你们红军——中国的脊梁！”
“啊，中国的脊梁！”陈赓的眼里闪着激动的泪花，“您说红军是中国的脊梁？”
“是的，红军是在用血用肉、用头颅书写中国的新历史！你们是在用前赴后继的战斗，创造最伟大的作品！”
陈赓兴奋他说，“先生，我一定把您的话带到前线去，让红军战士们都听到您的声音，让您的声音和我们一起战斗！”
夜己很深，月亮已悄悄地爬上天空。鲁迅拉着陈赓的手，送他下楼出门，并为他雇了一辆黄包车。
在回家的路上，陈赓仍沉浸在无比的兴奋之中。
几天后，陈赓再次应邀来到鲁迅先生的家，将军与文豪促膝相谈，为陈赓富有传奇性的生活又增添了色彩斑澜的新篇章。
与陈赓的两次谈话，给鲁迅先生以极大的震动。先生对于写一部反映苏区红军战争题材的小说，在心里酝酿了很长一段时间，他几次与冯雪峰谈起要写一部像《铁流》那样的作品来反映红军生活。但鲁迅先生不熟悉红军及其战斗的实际情况，这很难给他以创作所需要的灵感和真实感，而先生的创作态度是很严谨的，终于未能动笔。后来，先生不幸早逝，这一写作愿望终于未能如愿，这不能不说是中国文坛上的一大遗憾。
就在陈赓即将离开上海的前一天，陈赓来到上海贵州路北京大剧院看电影，不幸被叛徒认出，当场被捕。将军蒙难，在狱中受尽折磨。蒋介石耍尽花招，终不能使陈赓“悔过”，最后迫于各方面的压力，被迫释放了陈赓。
经历了四个月监狱生活的磨难，1933 年8 月，陈赓来到上海，找到中共上海临时中央，随即又经赣东北转入红都瑞金。
此时红色根据地受临时中央的错误领导，党内一大批正确路线的执行者受打击、遭排挤。毛泽东首当其冲！陈赓历尽千难万险，好不容易回到党的怀抱，可迎接他的却是接受审查，取消其共产党员的称号！
这是怎么啦？陈赓愤怒、痛苦，可他对革命、对党的一片忠心仍矢志不渝，他坚信乌云终究遮不住太阳。怀着这样的心情，他到红军学校担任教官，不久后又被任命力红军步兵学校校长。
不久，中央军委命令，中央红色区域的四个军事学校——红军大学、彭杨步兵学校、公略步兵学校和特科学校合并组成红军干部团，番号为“中央第一野战纵队第四梯队”，陈赓担任团长，宋任穷任政治委员，归中央军委第一纵队司令叶剑英指挥。
这是一支非常奇特的队伍，不仅陈赓自己的问题没有公开的结论，另外还有不少干部，也是被“左”倾错误领导者迫害打击视为“包袱”、“累赘”
而欲抛弃的。但干部团有优势的装备，人才济济。
秋风阵阵，落叶遍地，一片凄凉。
1934 年10 月，红一方面军指战员，怀着沉重的离情别绪和欢欣的转移战斗的兴奋，告别了瑞金，告别了中央苏区，精神抖擞地踏上了艰险的征程。
决定中国革命历史进程的二万五千里长征，从瑞金迈出第一步的时候，并不叫长征，而叫战略大转移。最初采取这一行动，有很大的被动和盲目性，只因为有了遵义会议，才使二万五千里长征有了史诗的意义。
陈赓带着干部团这支特殊的部队，跟随中央红军从江西南部瑞金县铜锣湾出发，开始向西线突围。
夕阳西下，暮色苍茫。中央红军怀着依依惜别的心情，一步一回头地走着。他们告别了红色故都，告别瑞金父老，告别兄弟姐妹，踏着夕阳，走远了，走远了，在苏区人民的视线内消失了。
两个月过去了，红军突破敌人的一道道封锁线。湘江一役，红军与敌人展开了殊死搏斗，最终虽突破了湘江，但八万红军损失三万五千人。
在惨重的损失面前，红军指战员们越来越感到困惑。红军要转移到哪里去？红军的前途何在？这样硬拼下去能行吗？
即是临时中央的主要领导博古，也是六神无主，万般无奈。湘江之役，红军损失过半，博古感到责任重大，可又一筹莫展，痛心疾首。在行军路上，他拿着一支手枪朝自己的脑袋比划，苦恼得不能自拔。红军当时的“头羊”
精神面貌是这等状态，可见红军濒临什么境地了。
红军继续向湘西开进，只能把红军带向灭亡的绝境。在此紧要关头，毛泽东力主放弃会合二、六军团的意图，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开辟新的根据地。毛泽东据理力争，党内多数同志也逐步清醒过来，站在毛泽东一边。红军改向贵州方向前进，几乎没放一枪一炮就占领了黎平。
“天无三日晴，地无三里平，人无三分银”的贵州，在寒冷的冬天，变得更加凄凉，萧瑟，红军的到来，给这里增添了生机。
12 月18 日，皓月当空，繁星闪烁。党中央在黎平召开了政治局会议， 研究红军战略方向问题。会后，我军向遵义进发。但欲取遵义，须强渡乌江。
乌江，是贵州第一条大河，江面虽不宽，但两岸峭壁悬崖，水深流急，十分险要，是天然的屏障。先头部队抵达乌江，发现渡口只有两只木船，红军如何渡江呢？中央军委经过研究，认为只有架设浮桥，才能迅速渡过乌江。
架设浮桥的任务就交给了陈赓领导的干部团。
元旦夜，任务下达给干部团工兵连。战士们顶着风冒着雨，在漆黑夜空下沿着畸岖的山路急进，于天亮前赶到了江边渡口。
陈赓首先派人到江边测量了乌江水情，决定扎竹排，搭浮桥。他还特意请来技术指导员，并将工兵连全连二百多名学员分为器材供应、编制竹排，架设、救护、预备等作业小组分头行动。他们用三层叠起的竹排做桥脚，每对桥脚中间铺两根枕木，枕木上连接四个桥衍，再铺上门板钉上横木，组成一节节门桥。战士冒着严寒和对岸敌人的炮火，把门桥送到江里。可门桥一进到深水就像脱缰的野马直向下游冲去，无人能控制。怎么办？后面敌人的追兵将至，全体红军将士的安危全系于此，陈赓心急火燎。
俗话说，“三个臭皮匠凑成一个诸葛亮”，每当这种时候，陈赓就会召集大家献计献策，共同讨论研究。最后陈赓根据大伙的意见，用大小石头装在竹篓子里，四周插上粗大的竹杠，作为锚爪，锚的顶端再系上一根粗锚纲、这样才把门桥固定住了。问题解决了，陈赓的眉头也舒展开了。
“加油干哪！同志们！”他大声鼓舞着战士们。
浮桥不断地向前伸。突然，投锚组组长手中的竹篙被迎面敌人一颗炮弹打落，他一头栽倒在门桥上，门桥立即失控。在这危急时刻，投锚组组长摇摇晃晃地爬起来，扑通一声跳入水中，用手拉住门桥的边沿，用胸膛死死地顶住门桥。门桥下移的速度减慢了，险情解除了，可投锚组组长却献出了年轻的生命。
经过三十六个小时的紧张战斗，浮桥终于架起来了。四路大军浩浩荡荡地通过浮桥向对岸前进，直取遵义。
毛泽东走过浮桥时，连声称赞：“真了不起，我们工兵就地取材，用竹排架起这样的浮桥世界上都没有！”
当薛岳纵队追至乌江时，红军已烧掉浮桥，跃马在乌江上游一百里以外了。
乌江天险终于变成了红军的通途。“莫道乌江天堑，看红军等闲飞渡！”
但它却真正成了追堵中央红军的国民党中央军的天堑。
中央红军突然挥戈遵义，甩掉了十几万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为中共中央在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提供了可贵的时机。
为保卫遵义会议的安全，陈赓派肖劲光率上干队由桐梓赶到遵义，负责会议的安全。长征开始时，肖劲光被视为犯人失去了党籍和军籍。上干队在经娄山关时，顽强地顶住了敌人的进攻，坚守娄山关，保证了遵义会议的顺利召开。
事后，周恩来接见肖劲光，对他说：
你这次主动坚守娄山关，为遵义会议顺利进行作出了贡献，是有功的。你的问题过去搞错了，处分不算数，恢复党籍、军籍，中央准备安排你的工作。”
遵义会议，结束了临时中央的错误统治，确立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从而成为中国革命由失败走向兴盛的重要转折点。
1935 年1 月27 日。
土城镇。
中央红军撤离遵义挥师北上，到桐梓后，发现四川军阀刘湘的部队已渡过长江，准备对我红军进行阻击。27 日，中央军委到达土城镇，决定利用当地有利地形，集中优势兵力，对敌实施合围夹击。并作如下部署：一军团继续北上夺取赤水城，以三军团三个师、五军团二个师占领土城镇以东，朱德总司令亲临三军团指挥，刘伯承坐镇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