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蠢的指挥毁了他的军队，使他感到绝望，还是因为他当真牵连在炸弹阴谋中，这我并不知道。我承认，自杀的念头在八月间也曾不止一次掠过我自己的心头。
但是九月过去了，还没一个敌军士兵踏上德国的土地！
蒙哥马利用空降部队在阿纳姆一片狭窄的地区鲁莽地向前挺进，企图通过荷兰包抄西方防线。在伦斯德的部队取得辉煌的战果，击退了蒙哥马利的部队以后，艾森豪威尔向莱茵河的疾进也渐渐放慢了速度。汽油桶全空了，将领们互相争吵，兵力从低地国家分散到阿尔卑斯山山区。俄国人则停留在维斯杜拉河畔，应付我们的一次次反攻，而在河这一侧，武装的党卫军则以炮火与爆炸物夷平了华沙，扑灭了那场起义。敌军从南方对我们发动的攻势全部停顿下来。在最最凶猛的攻击之下，面对着现代历史上最众寡悬殊的形势，德国浑身是血，屹立不动，使四周的一圈敌人无法近身。
假如一九四○年英国的单独抗战值得称赞的话，那么一九四四年九月德国武装部队的这次英勇的奋起迎敌，为什么不应该加以称赞呢？
“九月奇迹”可加分析的要点是很清楚的。西方和东方，我们的敌人在惊人的快速推进中，已经使军需供应跟不上了。同时，在祖国的神圣领土受到威胁的情况下，德国的军纪严格起来，总动员也实行了。不过我们也不能忽视侵略军作战意志的低落，特别是在西方：前一阶段的长驱直入、巴黎的失陷以及暗杀希特勒的阴谋等，引起了一种欣快的感觉，认为“嘿，我们已经打赢了这场战争，我们到圣诞节就可以回家了”。还有，希特勒单方面坚持加强法国各港口的防御，最终也有了收获。艾森豪威尔有两百万人在大陆上，可是通过瑟堡那个遥远的瓶口和一个人造港口，他无法提供必要的军需品去对西方防线发动一次全面的进攻。他需要安特卫普，但我们依然控制着斯凯尔特河口。
战后的军事著作中，有不少对艾森豪威尔发出不切实际的嘲笑。这些作者详细叙述了地图上的距离和部队的总数，却忽略了决定现代战争的顽强、艰苦、复杂的后勤工作。艾森豪威尔是典型的美国军人，在战场上稳扎稳打，但是在组织和供应方面，却多少是一个天才人物。他的谨慎小心和广阔战线的战略，即便不是拿破仑式的，至少不是乖谬错误的。我们还是一个很危险的敌人；他在九月间抵制了一些似是而非的冒险行动，这是值得称赞的。
拥护蒙哥马利和巴顿的人士争辩说，只要有足够的汽油，他们两位英雄中的任何一位本来都可以直捣柏林，迅速结束战争的。勃鲁门特里特将军对审问他的英国人说，蒙哥马利肯定可以办成这件事。我在我的作战分析中将要说明那些决定性的不利因素。简括地讲，依靠拉得过长的供应线来进行这样一次范围狭隘的推进，其两侧都会招致一次灾难性的挫败，一次更大的阿纳姆战役。我和特鲁门特里特很熟；我很怀疑这些是不是他的军事观点。他是在把战败他的人想要听的话告诉他们。即使艾森豪威尔拥有需要的港口设备和交通工具，这件事还是办不到的。他的部队的消耗率是令人震惊的：每一师每一天要消耗七百吨军需品！德国一师人每天靠不到二百吨的军需品作战。
艾森豪威尔经受不起一次大规模的冒险和挫败；有好几百名美国新闻记者紧紧跟随着他，总统选举又不过两个月的时间就要举行，他实在经受不起。敌人的联盟是很不稳固的。在夏季的战役中，英美两国一直大粗龃龉地争吵挣扎。而俄国人未能援助华沙的起义——更糟的是，他们甚至拒绝允许英美派空降部队去援助——已经播种下了波兰问题的毒害，到时候将会毁了资本家和布尔什维克的这个奇异的联盟。
不幸，我们缺乏力量去利用我们敌人间的这些紧张关系。希特勒在战场上采取的顽固不化的“死守”政策，使我们损失惨重。在夏季的三次大败——巴格拉齐昂、巴尔干地区以及法国西部——和二十次较小的攻防战中，一百五十万德国的第一线部队被打死、俘虏、包围或者丧失了武器、混乱地溃退。如果这些久经战阵的部队不是奉命死守，而是打上一场灵活的防御战，阻扰敌人前进，同时有条不紊地向祖国撤退，那么我们很可能会从战争中抢救出一些实力来。
事实上，“九月奇迹”并不能改变德意志的灭亡，它只能延迟我们的毁灭。然而，就连希特勒倒下时，他还保有那股催眠力，能够从德国征得具有神经质精力和战斗意志的自杀后备军。八月底，他已经发布了在阿登高原反攻 的那道惊人的命令。我们怀着沉重的心情在统帅部制定计划，发布预备性的命令。不论这个人正在如何衰老下去，他的凶残的意志力却是无法抵制的。
英译者按：阿登高原的这次军事行动成为“凸出地带战役”。有意思的是，隆赞扬了艾森豪威尔采用的谨慎小心的广阔战线战略，这是许多权威人士加以谴责的。真正的判断在于阐明霸王行动的很复杂的后勤统计数字。命运支持大胆的人，可是他们要是没有汽油和子弹，那也就无法支持他们。华沙被德国人毁灭掉，隔着河清晰可见，红军很奇怪地按兵不动，这件事仍然引起争议。有些人说，按照斯大林的观点，是一些不正当的波兰人领导着这场起义。俄国人坚持说，他们的军需供应已经到了极限，而波兰人也并不急切地想使他们的起义同红军的计划相互配合。
摘自《一个犹太人的旅程》
第六部 犹太乐园第八十四章（7）
十月四日
拍摄影片结束后的第四次遣送正在装车。我跟尤里•；乔舒亚和简最后一次道别后，刚从汉堡营房回来。这是我在特莱西恩施塔特办的犹太教法典学习班的结束。
我们通宵没睡，呆在图书馆里，在烛光下一直学习到天亮。这些小伙子把自己的几件所有物早已收拾好了，他们想学习到最后一刻。我们也正学到一个奇怪、难解的论题：在田野上发现的无名死尸，埋葬这类死尸是大家义不容辞的责任。犹太教法典为了说明这一论点，走向一个戏剧性的极端。关于仪式纯洁的特别法规，禁止一个高级教士与死尸接触。遵照这些法规，他连自己的父母都不可以葬埋。一个许过拿细耳人的愿 的人也是如此。然而一个许过拿细耳人的愿的高级教士——他因此受到双重的限制——却奉命亲手去埋葬一个无名死尸！犹太人对人的尊严，甚至在死后，也是如此尊重。犹太教法典的声音经历了两千年传来教导我的学生，作为对他们的临别赠言：我们和德国人之间是有天渊之别的。
在我把那本旧书阖上的时候，乔舒亚，剩下的三个小伙子中最聪明的一个，突然问道：“拉比，我们全将被毒气熏死吗？”
这一句话猛地一下把我又拉回到眼前的生活中来！目前，区里传说纷纭，虽然没有几个人意志十分坚强，敢于正视这种传说。谢谢上帝，我当时能够这样回答：“不会的。你这就要到德累斯顿附近的一个建设工地上去和你的父亲团聚，乔舒亚——你们，尤里和简，这就要去跟你们的哥哥团聚。我们委员会里的人是这么听说的，我也相信是这么一回事。”
他们的脸上高兴起来，仿佛我从监狱里释放了他们似的。他们在营房里，颈子上挂着遣送号码牌，依然精神抖擞。我看得出，他们正鼓起别人的精神来。
我是在欺骗他们，也在欺骗我自己吗？柏林郊外的佐森建设工地——政府临时办公的棚屋——是一个事实。特莱西恩施塔特去的工人和他们的家属在那儿受到很好的待遇。拉姆曾经向市政委员会坚决地保证，德累斯顿地区的这个劳动工程跟那完全一样。楚克尔主管这次征工，他是一个能干的人，是布拉格的一个老犹太复国主义者和委员会委员，对于应付德国人反应很快。
市政委员会里的悲观主义者往往是一些犹太复国主义者和犹太区里的老难友。他们根本不相信拉姆的话。他们说，征集去了五千名身强体壮的男子，使我们失去了一场起义所需要的人手；万一党卫军决定要来消灭这个犹太区，我们可能要举行一场起义。其他的犹太区也举行过起义；我们听到了报道。影片停止拍摄以后，爱泼斯坦被捕了，这次庞大的征工命令传达下来，美化运动和拍摄影片这件蠢事所带来的虚假的安全感，全都荡然无存，委员会变得灰心丧气。我们已经几乎有五个月没接到过遣送命令了。我听到桌子四周传来反抗的抱怨声，这使我感到吃惊。犹太复国主义者就起义问题举行了几次会议，我并没给邀去参加。但是这次征工按照预定计划已经遣走了三批人，并没什么骚动。
这第四次遣送是极其令人担忧的。的确，他们是已经走了的建筑工人的亲属。但是上星期，党卫军允许亲属自愿报名前往，大约有一千人表示要去。这些人不问愿意不愿意，正被用火车运送走。惟一使人稍许放心的是，这四次遣送确实形成了一个团体——大规模的征工和工人的亲属。拉姆解释说，使家人团聚在一起是上面的政策。这可能是一个安定人心的谎话；可以想象，它也有可能是真实的。
市政委员会就我们可能遭到的命运进行了没完没了的谈论，结果得出了两种相反的意见：（一）虽然战事暂时沉寂，德国人已经战败了，他们也知道这一点。在党卫军头头开始考虑到保全自己时，我们可以指望他们逐渐温和下来。（二）战败成为定局，只会加强德国人想残杀欧洲全体犹太人的欲望；他们会急煎煎地来完成这一“胜利”，如果他们得不到其他胜利的话。
我在这两种可能的趋势之间犹豫不决。一种是明智的，一种是疯狂的。德国人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