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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圣地的鸡山有的是和尚，可是会过了肯和我们会面的之后，我却很安心地做个凡夫俗子了。人总是人，不论他穿着什么式样的衣服，头发是曲的，还是直的，甚至剃光的，世界也总是这样的世界，不论在几千尺高山上，在多少寺院名胜所拥托的深处，或是在霓虹灯照耀的市街。我可以回家了，幻想只是幻想。
过了一夜，又跨上了那匹古宗马走出鸡山；若有所失，又若有所得。路上成七绝一首。“入山觅度了无垠，名寺空存十丈身。灵鹫花底众僧在，帐前我忆护灯人。”
第五部分费孝通：鸡足朝山记（节选2）
长命鸡
我们从短墙的缺口，绕进了山脚的一个寺院，后殿的工程还没有完毕，规模相当大，向导和我们说：“这是鸡山最大的寺院，名称石钟寺。”我从山巅一直下来，对这佛教圣地多少已有一点失望，大概尘缘未绝，入度无因了。我抱着最后的一点奢望，进入石钟寺。一转身，到了正殿：两厢深绿的油漆，那门秀丽惹眼，尽管小门额上写着“色即是空”，也禁不住有一些不该在这地方发生的身入绣阁之感。正殿旁放着一张半桌，桌上是一本功德簿。前殿供着一行长生禄位，下面有不少名将的勋爵。山门上还悬着木刻对联，和两块在衙门前常见的蓝底白字的招牌，有一块好像是写着什么佛学研究会筹备处一类的字样。我咽了一口气，离开了这鸡足山最大的名刹。
离寺不远，有一个老妪靠着竹编的鸡笼在休息。在山上吃了一天斋，笼中肥大的雄鸡，特别引起了我的注意。岂是这绿绮园里研究佛学的善男信女们还有此珍品可享？我用着一点好奇的语调问道：“这是送给老和尚的么？”虔诚的老妪却很严肃地回答说：“这是长命鸡。”自愧和自疚使我很窘，我过分亵渎了圣地。
“这是乡下人许下的愿，他们将要把这只雄鸡在山巅上放生，所以叫做长命鸡。”这是向导给我补充的解释。
长命鸡！它正是对我误解佛教的讽刺。
多年前，我念过JackLondon写的《野性的呼声》。在这本小说中，作者描写一只都会里被人喂养来陪伴散步的家犬，怎样被窃，送到阿拉斯加去拖雪橇；后来又怎样在荒僻的雪地深林中听到了狼嚎，唤醒了它的野性；怎样在它内心发生着对于主人感情上的爱恋和对于狼群血统上的联系两者之间的矛盾；最后怎样回复了野性，在这北方的荒原传下了新的狼种。
这时我正寄居于泰晤士河畔的下栖区，每当黄昏时节。常常一个人要在河边漫步。远远地，隔着沉沉暮霭，望见那车马如流的伦敦桥。苍老的棱角疲乏地射入异乡做客的心上，引起了我一阵阵的惶惑。都会的沉重压着每个慌乱紧张的市民，热闹中的寂寞，人群中的孤独。人好像被水冲断了根，浮萍似的飘着，一个是一个，中间缺了链。今天那样的挤得紧，明天在天南地北，连名字也不肯低低地唤一声。没有了恩怨，还有什么道义，文化积成了累。看看自己正在向无底的深渊中没头没脑死劲地下沉，怎能不心慌？我盼望着野性的呼声。
若是我敢于分析自己对于鸡山所生的那种不满之感，不难找到在心底原是存着那一点对现代文化的畏惧，多少在想逃避。拖了这几年的雪橇，自以为已尝过了工作的鞭子，苛刻的报酬，深刻里，双耳在转动，哪里有我的野性在呼唤？也许，我这样自己和自己很秘密地说，在深山名寺里，人间的烦恼会失去它的威力，淡朴到没有了名利，自可不必在人前装点姿态，反正已不在台前，何须再顾及观众的喝彩。不去文化，人性难绝。拈花微笑，岂不就在此谛。我这一点愚妄被这老妪的长命鸡一声啼醒。
在山巅上，开了笼门，让高冠华羽的金鸡，返还自然，当是一片婆心。从此不仰人鼻息，待人割宰了。可是我从山上跑了这两天，并没有看见有长命鸡在野草里傲然独步。我也没有听人说起这山之所以名鸡是因为有特产鸡种。金顶坐夜之际，远处传来的只是狼嚎。在这自然秩序里似乎很难为那既不能高飞，又不能远走的家鸡找个生存的机会。笼内的家鸡即使听到了野性的呼声，这呼声，其实也不过是毁灭的引诱，它若祖若宗的顺命寄生已注定了不喂人即喂狼的运动，其间即可选择，这选择对于鸡并不致有太大的差别。
长命鸡长命鸡！人家尽管给你这样的美名，你自己该明白，名目改变不了你残酷的定命，我很想可怜你，你付了这样大的代价来维持你被宰割前的一段生命，可是我转念，我该可怜的岂只是你呢？
想做JackLondon家犬的妄念，我顿时消灭了，因为我在长命鸡前发现了自己。我很惭愧地想起从金顶下山一路的骄傲，我无凭无据蔑视了所遇的佛徒，除非我们能证明喂狼的价值大于喂人，我们从什么立场能说绿漆的围廊，功德的账簿，英雄的崇拜，不该成为名寺的特征呢？从此我就很安心地能欣赏金刚栅上红绿的标语了。第二天我还在石钟寺吃了一顿斋，不但细细地尝着每一碟可口的素菜，而且那肥胖矮小的主持对我们殷勤的招待，也特别亲切有味。
既做了鸡，即使有慈悲想送你回原野，也不会长命的罢？
第五部分张中行：广化寺
张中行
广化寺是北京北城鼓楼以西一个规模相当大的佛寺，寺前（南面）有守门双石狮和红色大照壁，如果没有这个照壁，就正好面对后海。照壁之外是空地，有两层楼高的土丘，土丘之东有两个水池。如果借周围景色来吹嘘，说是城市山林也不能算妄语。寺的规制是完全依照传统：前有山门、弥勒殿，中有大雄宝殿，后面是楼，两层，下是禅堂，上是藏经阁；还有东西旁院，西院住人，东院存物。
三十年代后期，由于偶然的机会，我迁到寺的西邻李家院内。这李家占据寺的西南一角，我住后院，房后就是寺的方丈院。北京有个迷信，是宁住庙前，不住庙后，宁住庙左，不住庙右。我住的是庙右，所以曾有好心的长者指出我卜居的失计。其时我已经受了西学的沾染，就不以为意，还是住下来。因为成了近邻，对于寺的身世就颇有兴趣。查志书，寺的家世并没有多少显赫的，只说有明朝崇祯皇帝赐曹化淳的御笔草书碑，可是我没见过。可见的是清朝末年一些痕迹。据说寺的大施主是恭亲王奕讠斤，他每天下朝，总是先到广化寺休息。这大概是真的，有不少蛛丝马迹可证。寺有十顷香火地在北京和通县之间，自己雇人耕种，寺靠这个支撑门面，僧人靠这个吃饱肚子，这样多的土地，推想必是超级人物施舍的。大雄宝殿里有个紫檀雕的供桌，大而精致，殿东偏有今青花瓷鱼缸，也是大而精致，据说都是恭王府中物。直到四十年代，奕讠斤的孙子溥心畬，其时已是名画家，还常常到寺里来消夏，所以寺里僧人几乎人人有溥的赠画。再有清末民初，寺还是北京图书馆的发祥地，其时名京师图书馆，馆长是名目录学家缪荃孙，读者更不乏知名之士，其中之一是鲁迅先生。
我结邻的时期，图书馆已经迁走三十年以上，仅存的书香是藏经阁上的经版和散见于各室的佛经。这同我家的生活简直是水米无干。有干系的是每天清晨和尚上殿的念经声，不知怎的，总使我想到世间和出世间。孩子们睡得沉，听不见梵呗声，他们最感兴趣的是一年一度旧七月十五日的盂兰盆会，寺门口放着纸糊的大船，法事之后要烧，烟火冲上半天，很好看。其次是冬天，有的年头在寺里开粥厂，排队领一碗稠粥，不要钱，孩子们觉得很好玩。
四十年代中期，一个朋友赵君迁到寺内东院住。他同寺的住持有交谊，因而经过介绍、交往，我同寺里的许多人就渐渐熟起来。大小和尚认识不少。说到所得，很遗憾，即使有，也是偏于消极方面的。比如我写过一篇小文章，谈出世，分析的结果是，以逆人情为顺教义，即使并非绝对荒诞，也总是非一般人所能做到。坐而能言，起而不能行，作为人生之道，其价值就微乎其微了。这样的认识，或说感触，一部分就是来自与出家人的交往。不过，依古训，我们也不当厚责于人，证涅槃高不可及，可以降而求其次，出了家，真能够信受奉行的也未尝不可传。这方面，有三位似乎可以说一说。
一是方丈玉山，河南人，因为朴实而当了住持，即所谓一寺之主。他文化程度不高，不要说法相，就是寺里标榜的临济宗，恐怕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但他信，无理由地相信依清规做就是好。寺很富，内有很高明的厨师，据说其中之一是来自御膳房，外出有人力车和马车。可是他向来不坐车，远近都是步行。吃斋，寺里有规定：除初一、十五改善，吃白面面条以外，平时都是玉米面窝头。他随着小和尚吃，不特殊。上殿念经也是这样，从来不贪睡缺席。因为他这样规规矩矩，解放以后受到优待，分配他到东郊某工厂工作。有一次我遇见他，问他在厂里做什么。他说喂猪，接着立刻说明：“我觉得这也没有什么，反正我不杀生，不吃肉。”后来，他年岁渐大，厂里照顾他，让他值夜班。有一天早晨，我见他从厂里回来，问他为什么不在厂里就近休息，他说：“出家人只能在寺里睡，这是清规，决不能犯。”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我没有再看见他。七十年代中期听一个旧邻人说，他因为患什么病，死在寺里。
另一位是了尘，东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