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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文其实是“一元说”和“多元说”的一个概括。在人类起源问题上，学界争论不休，传统与现代，一元与多元交织在一起，至今也还没有一个公认的说法。不过，依靠DNA检测，说人类起源于20万年前非洲的一个女祖的说法越来越多，有些学者似乎是默认了这种起源说，著书立说都以十分肯定的口气坚持这种观点。实际上我们对“夏娃”理论做一些适当的分析，也就会避免盲目崇拜的问题。
“夏娃”理论的核心是：“⑴具有现代人特征的人类最早出现于非洲。⑵这批现代人向世界各地扩散，取代了各地的猿人或尼人。⑶来自非洲的现代人祖先没有和当地人类发生融合或基因交流。” 19这也就是说，现代人类的直接祖先就是通过DNA检测确定的非洲的那个“夏娃”，她们像是些疯狂的机器人一样，把世界各地的原住人群统统赶走，杀光，只留下她们繁衍后代，现代的白种人、黄种人都是她们的后裔。这怎么可能呢？虽然，人体细胞的线粒体DNA多元性分析属新技术、新手段，但它也不是万能的，只要这种生物技术和历史结合，就把历史上遗留的一些难题扫个净光，这似乎是不可能的事。因为⑴这种高新的生物技术所涉猎的是人类共性的物质和异性物质间的比照，但在今人中这种纯粹的试验对象已经不可能有了。自从人类有了迁徙，就有了基因的交流和融合，人类的血脉已不是原始人种的那种纯粹，而是变成了混血。所以通过这种生物技术解决人类的源流问题，现在似乎还不大可能。⑵生物技术只能确定人类体内遗传的共同物质DNA，但它不能检测出人类的历史文化和精神状态。人类在最显著的特征上是一种精神动物或文化的生物，“夏娃说”单凭一种遗传物质的检测来结论一个复杂的特别是属于精神方面的历史文化问题，恐怕有失偏颇。而且，“线粒体DNA的测定也并不全无问题。比如日本遗传学家对伯克利小组的测定方法持批评态度。一位日本遗传学家对人类和黑猩猩的线粒体DNA测定，得出人和猿在80万年前分化的荒谬结论。一位美国科学家对世界各人种700例血样中的线粒体DNA测定，获得了现代人起源于东南亚的结论。”20 另外，美国科学家“在对100万年前的古人类化石研究后发现，它们的特征与亚洲现代人极其相似，这就意味着今天的非洲人是百万年前亚洲祖先的后裔。” 21同样都使用高科技手段，同样都从现代人的角度追溯远古人类的足迹，但他们得出的结论又是何等的悬殊。这说明什么？说明这种高新的生物技术也不是全能的，它也不是没有问题。⑶按照“夏娃”理论，或者说“夏娃”理论能够成立的话，以下的问题它也无力回答：
第三章：进化论留给我们的疑问和思考（9）
问题14：既然人类的非洲女祖怀着“播种”世界的愿望扩散到了世界各地，那么，她们是通过什么方式，借助什么工具扩散到世界各地的？她们和当地原始居民没有交流、融合，直接取代了他们，这个过程又是怎么实现的？靠武力还是别的什么方式？以非洲黑人为女祖的她们，在欧洲是如何变白的？在亚洲又是如何变黄的？这种变化除了气候影响说之外，从人类学和体质人类学方面还有什么特别的理论依据？
六、“自然选择”与“生存竞争”
“达尔文认为，在自然界里有一种发展过程，复杂的生物是由不复杂的生物产生出来的。这里一方面是生物的遗传特性――基因型，另一方面是动物或植物同有的完成状态――表现型之间的互相影响起着根本性的作用。达尔文认为遗传性能够自发的变化，这就是突变。我们现在已能证明传递遗传特性的基因的这种突变。这个变化属于微观性质。”22
问题15：这是《协同学》的创始人赫尔曼？哈肯的一段十分微妙的评论。哈肯认为，遗传突变是一种“微观性质”的突变；既然是“微观突变”，突变说怎样圆说它的理论呢？举例说，由于人类在遗传上的“返祖现象”，某女生出了一个“毛孩”，某女生出了一个连体婴儿，某女又生出了一个“鹅掌足”的婴儿，某女生又生出了一个“蟹脚婴儿”等等。按照遗传学的理论，这些“怪胎婴儿”都属“返祖现象”，实际也就是达尔文所谓的“遗传突变”造成的，是遗传基因的一种变形产物，纯属偶然。但是，按照进化论的原理，物种的变异和突变可以产生新的物种，那么变异的“毛孩”就可以变成新型的“毛孩族”人种，连体婴儿就可以变成“连体族”人种，鹅掌足婴儿就可以繁衍出“鹅掌足”人种，蟹脚婴儿就可以繁衍成“蟹脚”族人种等等。按照进化论的“突变”逻辑，如此这般的演义和推论，是否也符合现代科学的精神呢？现代遗传科学是否也能接纳这样的“进化”事实呢？
哈肯从“协同学“的角度提出的一个更加尖锐的问题是：地球动物一定要经过“生存竞争”或“斗争”才能生存下来吗？
哈肯说：“在严密的考察下，只有适者才能生存的这个理论存在着许多难以理解的问题。根据这一论点，使人感到不解的是，为什么世界上会有那么多不同的物种，难道它们都是最适者吗？”“大自然确实设下无数妙计，击败了适者生存这个论点。首先，不同物种之间的竞争，当然只有在它们共同生活的一个领域中才会发生。显然，生活在被海洋隔开的各大洲上的陆地动物之间不可能存在竞争。例如，在澳大利亚演化出一个与其他国家完全不同 的动物圈，比方说，有袋类动物，袋鼠仅是其中一例。即使各个物种所居很近，它们却常能创造出新的生活环境来。例如鸟类，它们因长着完全不同的喙而开发了不同的食物来源。于是，它些鸟类通过建立‘生态小环境’而不需要在相互之间展开激烈的竞争。在这个范围内，我们当然可以说，它们在各自的专门领域中最适者，因为它们是具备这种特殊能力的唯一物种。”“在激烈的生存竞争中，一个特别有趣的例子是共生现象，其中不同的物种相互帮助，而且甚至只有这样大家才能生存。大自然给我们提供了大量的例子。蜜蜂依靠花蜜为生，同时也四处奔波传播花粉，为使植物更加茂盛而操劳；一些鸟飞到鳄鱼张开的嘴中，清理鳄鱼的牙齿；蚂蚁把蚜虫当‘乳牛’。据认为，渡渡鸟……”“但是，我们决不能看这些细枝末节 忽视全貌。通常绝不只是两三种动物相互竞争或共生。事实上，大自然过程是牙磕牙似的紧密联系着的，大自然是一种高度复杂的协同系统。”23
第三章：进化论留给我们的疑问和思考（10）
是啊，进化论的核心即是自然选择和适者生存，前者是物种变化和新物种产生的原因，后者却是物种之所以能够延续下来的原因。但是，按照“协同学”的一些观点，世界上的物种并不完全是“适者生存”，或是经过转化的“生存斗争”和竞争才能延续，很多物种间具有“合作”、“共生”和“协调”的关系，它们之间并非竞争和斗争关系，而是在“共生共荣”的共同环境中延续着各自的物种。
同样的事实，在人类种族进化过程中，人类之间也并不完全是竞争和斗争关系。如果说，黄种人、白种人、黑种人是经过竞争和斗争生存下来的“适者”的话，那么除了这“三大人种”，还有很多“不适者”，仍然生活在我们这个地球上，他们与“三大人种”之间事实上保持着一种“共生”关系。另外如人类的家庭成员之间，亲朋好友和同学之间，民族成员之间，“老乡”之间，甚至在“国人”之间，都有一种“共生共荣”的关系，并非完全处在竞争和斗争之中。
当然，生存竞争和斗争的事实是客观存在，但“共生共荣”的现实也不可否认。假如我们要进一步地探究下去，动物界和人类之间为什么能够“共生共荣”呢？这个原理，“协同学”已经回答了，那就是动物界的“生态小环境”的形成和拥有、人类间的“文化生态环境” 形成和拥有，才使动物与人类之间都可达到相对意义上的“共生”。比如，我将在后面专门论述的人类种族进化问题中有一些明显的事例，目前的“三大人种”自然是“适者”，他们应该生存在这个地球上，可被“边缘化”的一些小种族为什么至今还没有被生存规则淘汰了呢？应该说他们都属于“不适者”呀？究其根源，我想主要有两点：1。他们都拥有各自的“文化生态小环境”，虽然还处在原始落后的文化氛围中，但他们可以“自成一统”；2。他们拥有的“文化生态小环境”，可以与世界“三大人种”的任何一个人种的“文化生态小环境”可以并存，互不侵犯。从这个意义上讲，达尔文的“适者生存”理论也不是绝对的，甚至可以说是一种比较偏激的论说。物种间的“共生”无论久暂，这种事实本身就是进化论的一种严峻的挑战。
问题16：地球动物一定是在“生存斗争”和激烈的“竞争”中才能生存和繁衍物种吗？“共生”的动物因为不开展“竞争”和“斗争”，会不会使它的物种灭绝，从地球上消失了呢？
问题17：现代人类在遗传上出现的“返祖”现象，因为他们“不适”被淘汰； 然而，人类的遗传母体属猿类； 它们的遗传基因“突变”之后；竟然产生出比它的母体高一级的高级智慧生物来，为什么这些“突变”高于猿类的新物种没有被淘汰，其遗传的原理是什么？
七、牙齿与智慧的关系
“英国人类学家利奇曾在所著《社会人类学》中，批评了一些人类学教材，说它们以昆虫学家采集蝴蝶标本的方式讲述‘人’这个复杂的‘故事’。利奇的意思是说，要让人理解人类学，不能简单地罗列概念和事例，而应想法子让学生和爱好者感知学科的内在力量。” 24
由利奇的批评，我想到了达尔文的学说。达尔文的进化论讲的是从低等动物到高等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