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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玉宝》出版后和我怎样写这本书（代序）
今提笔为重新出版我的处女作《高玉宝》写代序，心情非常激动，不由回想起我在文学生涯四十多年的坎坷道路，回想起党和新中国对我的教育和培养。我很感谢解放军文艺社，把我1949年撰写、1955年出版的自传体长篇小说《高玉宝》，选入社创建40年出版的优秀文学作品《新中国军事文学四十年名篇精选》丛书。
光阴似箭。我写《高玉宝》时，刚二十出头，现在，我已进入花甲之年。我与祖国同命运、共患难，我是在新中国温暖的怀抱里成长，而且是解放军文艺社领导和编辑，亲自把我这个文盲战士培养成为作家的。文艺社在创刊之年，就连载我的处女作《高玉宝》。我难以言表对文艺社领导、编辑等同志的感激之情。在此，深深地感谢当年帮助过我的同志，及一直关怀我的国内外读者。
我这放猪娃、童工出身的文盲战士，能写出长篇小说当了作家，能担任团中央委员，中德友好协会理事，并且出国参加过第3届世界青年代表大会以及参加第4届世界青年与学生和平友谊联欢节，能成为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毕业生和师级干部，曾在北京多次参加全国性英模大会及“文代”等会议，并多次参加国庆观礼和参加国宴，先后23次受到毛主席、周总理、朱总司令等党中央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这完全是共产党和新中国对我的关怀、培养。想不到我写的《高玉宝》于1955年4月出版以后，在国内外引起了很大反响。我这文盲战士学文化写书的事儿很快传遍全国，几乎家喻户晓，对当时全国、全军的扫盲工作及鼓励青少年学习，起了很大推动作用。已得知广东、浙江、江西、北京、上海、辽宁、南昌等16个省、市的学校及单位的青年、学生自发地成立了“高玉宝自学小组”、“高玉宝班”、“高玉宝中队”等，并与我书信来往，谈学习心得体会。我成为人民最关心的子弟兵，也是最忙的一名人民战士，许多单位请我去作报告，谈我这文盲人怎样战胜种种困难苦学文化。又怎样写出了《高玉宝》这部书。
为了鼓励学生和广大青少年为建设新中国发奋学习，我从南方的广东等地作报告，一直作到北京，又从北京作到北方的大连、旅顺、沈阳、抚顺、锦州、鞍山及山东的烟台等地。仅从建国初期的1951年到1990年，几十年来，我在部队、学校、厂矿、企业、机关等单位，为战士、学生、工人及广大青少年作的报告达七百多场，七十多万人，写出的讲话稿六十五万多字。全国一代代的青少年都是我的好朋友。有几十个单位聘请我为青少年教育辅导员。
未曾想，我这文盲战士写这本书，在国内外能产生这样大的效果。更想不到，我写书的事儿，都惊动了新闻界、发行界，报刊和广播电台，多次宣传我的事迹，鼓励我。1951年12月16日，人民日报曾以《英雄的文艺战士高玉宝》为题发表文章，各报刊也用不同题目来赞誉我刻苦学文化和写书的事儿，使我受到极大鼓舞和鞭策。从而，也更激起我全心全意为党、为人民、为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为教育下一代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祖国，贡献生命的一切。许多战友和读者都来信问我，1955年出版《高玉宝》后的情况。我已得知，《高玉宝》在国内有七种民族文字出版。有藏文、鲜文、蒙文、维吾尔文、盲文、维吾尔老文、汉文。仅汉文出版的《高玉宝》已达四百五十多万册。这本书出版后，被改编为24种连环画；12种文艺演唱形式及其戏曲书籍：如：京剧、木偶电影、木偶戏、绍兴戏、山东快书、鼓词、山东琴书、评书、故事、小话剧、琴书。我国已有十多个单位把我的小传、创作简介编入中国现代文学小传和传略、《中国文学辞典》、《中国名人谈少儿时代》等中国现代文学家辞典。在国外，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用十多种外文翻译出版了《高玉宝》。如：英国、日本、法国、德国、蒙古、泰国、朝鲜、苏联、西班牙、阿拉伯、印地安、锡兰等国。外文有：英文、法文、德文、泰文、蒙文、鲜文、印地安文、阿拉伯文、西班牙、锡兰国的僧伽罗文。苏联除了俄文出版之外，还有俄罗斯文、乌克兰文、哈萨克斯坦文。日文有三种版本。我已接到日本、美国、锡兰、印度尼西亚、香港等国家和地区的读者、作家、学者、教授、记者、翻译家、教师、工人、学生、青年、出版社编辑等朋友的来信，他们都真诚地说了对《高玉宝》这本书的热爱和感受。如：锡兰一名叫拉妮（译音）的读者，写信谈他读了《高玉宝》的感想。他在信中告诉我：“高玉宝先生，我国的报纸、电台都介绍、评介了你的书《高玉宝》。你成为我们锡兰人敬佩的中国人和作家。你的学习精神和克服困难的毅力，给我们锡兰人，特别是给锡兰的青年和学生的学习有很大的鼓舞。我是一名小学教师，当我把你书中的《我要读书》给学生们读了，都为你童年上不起学的遭遇难过和同情。他们不断地向我发问：‘老师，高玉宝小朋友为什么上不起学呀？’当他们听我说高玉宝小朋友已长大了，现在生活在新中国很快乐，不再受苦了，新中国的孩子都能上学读书了，他们非常高兴，说他们长大了，要到中国看看你，看看很美很美的中国。”
香港的《新晚报》，在1971年曾发表赵华的一篇文章，题为“高玉宝和他的文章”。他在文章中说：“……高玉宝的作品给我十分深刻的印象。十几年前，我读过他写的《半夜鸡叫》和《孙家屯的哭声》……内容又充实又真切，每一句话、每一个动作，都流露着劳动人民的思想感情。它没有雕凿，没有堆砌，从头到尾都那么紧凑，甚至可以说是精炼的。由于它有厚实的生活基础，朴实的写术，也有声有色，如扣人心弦，令人深深地感动，读过之后，长久不会忘怀。……高玉宝学文化的精神和他文艺创作上所表现的巨大毅力，对于千千万万投入文化学习热潮中的工农兵，是一个很大鼓舞力量。他的创作，对于知识分子也有很大的启示：生活是一片大海，你想描绘生活，首先就要认识生活，投入生活的大海里，去识水性，你才能运用自如。如果没有生活，没有那份感情，即使有生花妙笔，写出来也是空洞的、干巴巴的，毫无味道。”
当初我写书，只是为了教育自己和后人，不忘旧社会的苦难，不忘国内外反动派对中国人民的残害，根本没想，书写成出版后，会在国内外引起这样大的反响，使我深受鼓舞。苏联的语言博士费德林，曾在苏联《文学报》上，撰文介绍了我和我写的《高玉宝》。日本著名作家、我的朋友新岛淳良，不仅到中国来访问我，为日本人民翻译了我的长篇小说《高玉宝》，还特意为我的书写了很长的后记，并附上我给日本朋友和读者的一封信。这位日本朋友在他的后记中写道：
“……作为日本读者如何读这部小说呢？我认为，应先思考一下，这部小说虽然出现了日本人，但不是日本的好人，他们都是一些欺压贫苦中国人民的坏蛋。作为日本人看到这样的话是会难受的，可能看到这样的话、这样的故事，不想读下去也是正常的。有的日本人可能会说这部书里写的是谎言。但是，作者这里所写的事，比起日本军国主义者在中国实际上干的坏事还差得远。……日本军国主义者在中国杀害了五百多万人，有老人、妇女，即使是儿童也被杀害。现在中国人民为了两国人民的友好，虽然说：‘过去的事情就过去了吧！’但我认为，日本人民必须记住过去日本军国主义者的罪行。对于我们来说，象《高玉宝》这样的小说，是告诉我们，日本军国主义者是如何可恶。为使日本人民了解日本军国主义者在中国的罪行，所以，我把这部小说一字不漏，全部翻译了，连把日本人写为‘鬼’的话，也照样翻译了。这样做，是为了使我们的祖国日本，不再变成军国主义，不再变成被称为‘鬼’那样的日本人。为了造就一个和平的日本，我认为大家要一起努力……”
还有几位日本朋友，用不同版本翻译出版了《高玉宝》。并来信说，要来看看新中国和我小时候的住处孙家屯。美国有位叫柯尔美的学者，多次来信问我，你一个文盲战士，是怎样奇迹般地写出长篇小说《高玉宝》成为作家的？我回信告诉这位美国朋友：“没有共产党和新中国对我的培育，我是创造不出这个奇迹的。我的成长，只是新中国成长起来千千万万劳动人民子弟中的一个。”
解放军文艺社在这次出版《高玉宝》之前，来信问我，重新出版这部书，是否还修改？我考虑，这本书写于战争年代的1949年，当时，我才是刚二十出头的文盲战士，年岁又小，也不懂什么文学创作，对生活、社会及对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的艰难路程，都体验不深。四十二年后的今天，再回过头来回想旧社会人民在三座大山重压下的苦难生活及我所经历过的坎坷道路，再看看我在四十年代末写的《高玉宝》，觉得很有必要修改，有必要再充实一些有血、有肉的生活，把人物和生活写得更深刻一些。我已写出八十多万字的《高玉宝》“续集”。我想，修改后的《高玉宝》会与“续集”衔接的更好，读者也会喜欢。但这次出版的时间紧迫，来不及修改，只好再找机会。
时光流逝的真快，一晃儿，我已在文学生涯的道路上走了四十二年。四十多年来，一代代的青少年和读者，不断给我写信来，问我是怎样学文化写出这部书的。今借解放军文艺社重新出版《高玉宝》之机，再向关心我的广大读者，说说我这个当年的文盲战士，是怎样在行军作战中克服种种困难学文化，又是怎样战胜不识字及克服各种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