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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男子，裹青头巾。青头巾与绿色是相近的。到了明朝，头巾发绿，绿似龟头，于是，各路
附会就慢慢在集合了。据《陔余丛考》中“绿头巾”条下：
明制乐人例用碧绿中裹头，故吴人以妻之有淫行者。谓其大为绿头巾，事见《七修类
稿》。又《知新录》云明制伶人服绿色衣，良家带用绢布，妓女无带，伶人妇不带冠子、不
穿褙子，然则伶人不惟裹绿巾．兼着绿衣。按《唐史》及《封氏闻见记》李封为延陵令，吏
人有罪，不加杖，但令裹碧绿中以耻之，随所犯重轻以定日数，吴人遂以此服为耻。明之令
乐人裹绿巾，或本诸此也。
明朝郎瑛《七修类稿》中“绿头巾”条下说：“但又思当时李封何必欲用绿巾？及见春
秋时有货妻女求食者，谓之‘娼夫’，以绿巾裹头，以别贵贱。然后知从来己远。李封亦因
是以辱之。今则深于乐人耳。”唐朝从李封用罚戴绿头巾方法整人，当时绿头巾主要是象征
贱人之服，还没有定型成“敝眷”跟别人睡觉的确定意义，后来龟蛇之说、龟头之色、头巾
之绿、娼妓之家，等等等等，各路附会大集合，于是，自戴绿巾而戴绿帽子，就一片绿矣！
（绿帽子是清以后的用法，易实甫作《王之春赋》，有“帽儿改绿，顶子飞红”之句，是最
有名的。）
王八出场
至于乌龟以外，又有王八之说，是怎么回事呢？
欲知原委，得先谈王八。
王八作为人名，最早见于《辽史》，辽圣宗时有安州团练使工八副马保祐，留守开京。
到了《金史》忠义传中，有这样一段：
王毅，大兴人。经义进士，累官东明令。贞祐二年，东明围急，毅率民兵愿战者数百人
拒守。城破，毅犹率众抗战，力穷被执，与县人王八等四人同驱之郭外。先杀二人。王八即
前跪将降，毅以足路之，厉声曰：“忠臣不佐二主，汝乃降乎？”躯毅者以刃斫其胫，毅不
屈而死。赠曹州刺史。
这些历史中带出的王八，就是中国历史上的早期王八。但看全文语气，王八是人名，尚
无不雅之称，但到了《新五代史》前蜀世家里，王八就变质了：
王建字光图，许州舞阳人也。隆眉广颡，状貌伟然。少无赖，以屠牛、盗驴、贩私盐为
事，里人谓之“贼王八”。后为忠武军卒，稍迁队将。
这段历史中，王八虽天始不雅，但照《茶余客话》考证：“骂人‘王八贼’，盖五代王
建行八，素盗驴、贩私盐，人骂‘王八贼’也。”可见不论“贼王八”还是“工八贼”，虽
已不雅，并没不雅到和绿帽有关。
虽然王八之初，只不过真人真名而已，但从“贼王八”之后，王八在北方，慢慢约定俗
成，成为乌龟的俗称，也成为骂人的词儿。慢慢在南方称乌龟时候，多以王八代之。一些民
间谚语、歇后语，也就全部出笼，像“王八好做气难当”啦，像“有钱的王八大三辈”啦、
像“王八看绿豆——对眼”啦……都是。虽然王八是北方的口语，但是南方人最初多不知
道，《广谐铎》中就有这样的笑话：
苏人某，有事赴〔北〕京，反至津门，拟做一二日游，投寓旅馆。一日因事他出，苦不
知路径。欲唤黄包车（人力车）代步，于是操其半强之京话，高唤“黄八车”不止。一般黄
包车夫多侧目视之，而不之应。某乃执一车夫而问之曰：余唤汝，汝何弗应？岂余不名一钱
那？车夫怒目答之曰：君所唤者，乃“黄八车”非“橡皮车”，吾辈非“黄”（王八）故不
汝应也！甲闻之始不敢再言。后问于京友，京友告以“黄八车”乃妓女所坐者，其车大名
“黄八”，即南边所称“乌龟”，而街头所停者，虽是南方之黄包车，然若辈名之曰“橡皮
车”，盖欲与妓车有区别也。甲方知言语之不同，于是不复再唤“黄八车”矣。
于法无损
照“王杂俎”的说法，乌龟是“污闺之讹”，是从奸污了大闺女变出来的；王八是“忘
八”之变，“以其孝、弟、忠、信、礼、义、廉、耻八者俱忘也”。这些说法，都是站不住
的。乌龟王八的流变，这样解释，显然跟事实与情理都扣不上，自是附会无疑。
对中国人说来，对当了王八的恐惧、厌恶与不甘，可算别具一格。这种恐惧、厌恶、不
甘，流传下来，已经到了离奇的程度（在这一方面，好像只有意大利人有几分神似）。在法
律上，自己太太与人通奸，“奸夫淫妇”犯的只是告诉乃论的相奸罪，但却有人在恐惧、厌
恶与不甘之余，却提出妨害名誉之诉，因为他认为他当了王八，而高等法院法官竟也有跟着
乱判的。试看一则台湾最高法院法官的驳回理由，就可领教了：
最高法院民事判决一九六三年度台上字第一○六八号
上诉人 郑祖瑾 住高雄市左营成功路二号
被上诉人毛维理 住同右中山路二十三号
上当事人间，请求损害赔偿事件，上诉人对于一九六二年十月十六日，台湾高等法院台
南分院第二审判决，提起上拆。本院判决如下：
主文
原判决关于命上诉人赔偿及负担诉讼费用部分废弃，发回台湾高等法院台南分院。
理由
本件被上诉人诉请上诉人赔偿损害，系以上诉人诱奸其妻毛陈春子，经法院判处罪刑有
案，并在《海讯日报》大登新闻，致被上诉人之名誉及精神，均受重大之损害，依民法第一
九五条规定，应负赔偿责任，为诉之原因事实（见卷附刑事附带民诉状）。卷查刑事确定判
决，系依刑法第二三九条后段相奸罪，判处上诉人罪刑，并未载有上诉人以何种方法，侵害
被上诉人名誉情事。按名誉权为人格权之一种，而夫妻之人格各别，妻与人通奸，不能谓其
相奸人系侵害夫之名誉。又依原判决记载，一九六一年七月三十日，《海讯日报》所刊上诉
人与毛陈春子通奸之新闻，系由与上诉人同屋居住之闻波告知新闻记者汪宗藩者，并非上诉
人发布该项消息，是上诉人亦无在（海讯日报》大登新闻，致被上诉人之名誉及精神受损情
事。原判徒以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妻相好及污闻披诸报端之事，即令上诉人赔偿新台币四千
元，尚有未合，本件上诉，应认为有理由。
据上论结，本件上诉为有理由。依民事诉讼法第四百七十四条第一项、第四百七十五条
第一项判决如主文。
一九六三年四月十三日
最高法院法官显然相信：使人当王八，尚不算侵害“名誉权”，因为名誉权是人格权的
一种，夫妻之人格，各归各的，“妻与人通奸，不能谓其相奸人系侵害夫之名誉”。这一判
例，显示了法律比社会观念进步的一个面，倒是颇为有趣的。
综合上面的种种讨论，我们清楚地看到王八每况愈下的种种方面，最后在法律上，甚至
当了王八，也不过乃尔，这对卫道之士说来，真要大发思古之幽情了。因在古代，不但法律
上要保护王八，并且保护得连王八都要挨揍，唐朝法律虽然对“奸夫淫妇”判两年（赎铜四
十斤），比起今天的“处一年以下有期徒刑”并不算重，但是它不但“不在自首之例”，并
且不是告诉乃论罪，而是邻居都可以告发的罪。元朝法律规定不告发是“纵奸”，连邻居都
要挨罚的。至于甘愿做王八的，更不得了的。元朝明定甘愿做王八的，本夫与“奸夫淫妇”
各杖八十六下，明朝清朝各杖九十下，可见当王八都要挨狠揍。如今王八就是王八了，至少
不要再挨狠揍，这种进步，都是王八一落千丈的结果。行文至此，不禁大笑国民党亦有德
政，至少他们“忘八”之时、“望八”之余，不再打王八了！
一九八四年三月七日
王八过敏症
一九六九年四月里，刘家昌想做导演，筹拍《四男五女》（刘家昌原定名“滑稽人
生”、“生老病死”、“四男四女”，我说“四男四女”没有戏，四男五女才有戏，就改为
“四男五女”），但他那时候名气不够，别人不相信有大阔老投资他拍片，他就想找个大阔
老支持他——假装支持他，以做噱头、以昭大信。那时候有自用汽车的人还很少，而我却是
汽车阶级，他看中了我，要我开着汽车，做他的制片人，我开出条件，要向他“强销书刊”
——认购《古今图书集成》一套，以示友好，他同意，并立字据如下：
本人向“OK李”购买《古今图书集成》一套（一○一本），“钱”新台币三0、OOO整
子十五日之内二次付清，此据。
刘家昌
一九六九年四月九日
就这样的，我名列“制片人”头衔，开车进出片厂，见了女明星就搂，俨然大亨了。殊
不知这大亨是冒牌的。
由于和刘家昌拍片，使我和影剧圈内的人混得很熟。刘家昌挖李翰祥的摄影师陈荣树，
使李翰祥颇为不快，由于李翰祥跟我本是熟人，我出面摆平此事，李翰祥杯酒之间，向我抱
怨，说他电影公司的“国联五凤”第一凤——江青，就是被刘家昌挖去做老婆的，刘家昌大
喜欢挖别人公司的人，教人生气。我劝了李翰祥一阵，李翰祥看我面子，也就没再计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