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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欢挖别人公司的人，教人生气。我劝了李翰祥一阵，李翰祥看我面子，也就没再计较了。
后来电影拍成，国民党借口剧本是李敖写的，竟把该片查禁，害得刘家昌大受打击。直
到他多年以后，改走投效国民党的路线，梅花不绝、“中华民国”颂不绝，才有志竟成，变
成K字压顶的名导演。此是后话，不值一提。
在国民党查禁《四男五女》的第二年里，忽然发生了火爆新闻。原来七月十九日李翰祥
在桃园夏威夷饭店拍片时，刘家昌赶去，把李翰祥揍伤了，揍了人后，刘家昌下午就招待记
者，抱着四岁小儿子，当场大哭，说李翰祥给他当了王八，他忍不了这口气，所以要揍李翰
祥，并且把江青休了，要离婚了事。在刘家昌放声大哭之际，他的儿子在旁边参观，手中拿
着冰激凌，正吃得痛快。
七月二十日《中国时报》报导如下：
正在桃园拍戏的李翰祥，因被揍，左边的脸颊浮肿，嘴唇亦破裂。当记者们走访他时，
他正以冰块冷敷他的伤处，表情很无奈。
他说：“这件事怎么会栽到我的头上，我真不明白，我在电影界二十多年，也没什么狗
皮倒灶的事发生过。”
李翰祥表示：“我与我的太太张翠英结婚已十九年，我们的家庭非常幸福；我不希望也
不允许我的家庭被破坏，同时我也不愿意去破坏别人的家庭。”
他说：“当江青结婚时，我确实曾批评过她的婚姻，那时是因为我对刘家昌认识不深。
后来，我发现刘家昌是个很有才华的人，并且还劝过江青不要再胡闹，希望他们能够和好如
初。”
他说：“我劝江青看在孩子面上，不应再闹下去。刘家昌虽然免不了有时与些别的女朋
友来往，但对男人来说，这并不是件严重的事。我对江青说，既然你与刘家昌结婚，就应该
了解他的个性的，但是江青曾表示过无法挽回的意思。”
李翰祥又说：“我和我的太太不可能离婚，我也不可能和江青或其他的女人结婚，因为
我的家庭观念很重，我爱我的家，也爱我的孩子。”
对于外传他与江青之间有“暖昧”的事，他说：“我真是有口难言，这项谣传不知从何
而起。”
他说：“江青原是‘国联’公司的基本演员，离开‘国联，之后，自然免不了与她有来
往，而且我导的几部片子，也都有江青参加演出，后来江青与刘家昌分居后，因为寂寞而想
自资拍一部电影《梦回青河》，剧本也是我的，我想，谣言可能由此而生。”
他说：“不管怎么样，他们婚姻破裂应该自己检讨一下，不该把责任推到别人头上。”
李翰祥又说，“我希望他们仍然能和好，不为自己也该为孩子。”同一天的《联合报》上也
报导说：
李翰祥说：六年以前，当他率领江青回台拍《七仙女》时，外间就曾风风雨雨地传说他
与江青如何如何，之后江青与刘家昌结婚之后，谣言才慢慢平息，如今这一谣言又再死灰复
燃，使他感到难以解说，不过他只须提出一点来就可以将谣言推翻，假使他与江青之间真有
感情之话，江青当初就不会成为刘家昌的太太。
李翰祥说：他从影将近二十年，过去在邵氏旗下曾经大红过，回台后他自组“国联”公
司，旗下年轻漂亮的女明星也很多，但他一直坚守一项原则：绝不与国内的女孩子们谈情
感，他相信圈内人士都了解这是事实，因此他更不可能会与已经结婚生子的江青谈感情。
李翰祥说：他一点不怨刘家昌打他，因为只要是男人，都不能忍受“绿色的威胁”的。
不过刘家昌在没有查明事情的真相之前，只凭流言而把罪名扣在他头上的做法是不对的。
这件事发生后，我和影剧圈内深知李翰祥的导演们、朋友们，都坚信李翰祥给刘家昌戴
绿帽之说，是绝不可能的，这件事，全是刘家昌疑神疑鬼的闹剧。因此我告诉刘家昌以李翰
祥不可能偷你老婆的种种证据，我说了半天，刘家昌若有所悟，但是最后大声说：“但是，
敖之，我不是王八，这怎么成？我已经招待记者，当众宣布我是王八了！”我听了，大笑，
我说：“难道非做王八不可吗？难道非做王八不乐吗？难道要做错了王八还要为了面子错到
底吗？难道非说你者婆偷人，你才变得理直气壮吗？家昌啊！何必自寻烦恼啊！”
如今，十多年过去了，李翰祥跟共产党走了，刘家昌跟国民党走了，我今早写完《王八
一落千丈考》，联想起这十多年前的一段故事，忍不住追记一下。我在《王八一落千丈考》
中写道：“对中国人说来，对当了王八的恐惧、厌恶与不甘，可算别具一格。这种恐惧、厌
恶与不甘，流传下来，已经到了离奇的程度（在这一方面，好像只有意大利人有几分神
似）。”刘家昌的反应，显然是“离奇的程度”的一种。但是，这又绝非刘家昌个人的一个
特例，而是流行的所谓“酱缸”节目之一。我的一位坐牢归来的作家朋友，他在出狱以后，
在太大离开他以后。就大犯“王八过敏症”，对在他受难时义助他的朋友，一个个咬定是戴
他绿帽的人，因而变得毫无理性与感恩，不做王八不炔，但是自认做了王八恐怕也没什么
快，充其量，只是他忘恩负义的自欺借口而已、只是他幻想性被虐待狂的变种而已、只是他
因嫉妒而刻意寻找“幻想的迫害者”（imaginary persecutor）的卑鄙栽诬而已。这种王八
情结一日不去，这种病态人是一日不能但然庆祝龟寿的，而这种人的离奇行径，也必然是人
间“资治通鉴”的一种，只是不知是谁家的版本而已。
一九八四年二月七日以两小时写
营妓考
营妓在古今中外部有之。一0九六年到一0九九年间随十字军东征的营妓，数目就有五
千多；一二九八年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率军进城时，就有八百多营妓随行；一五六七年西班牙
远征荷兰时候，就有四百个骑马的营妓和八百个步行的营妓随行。近代最有名的营妓制度是
日本鬼子，他们把营妓叫做“随军慰安妇”。国民党在大陆时，尚无此制，但高级军官不愁
没女人。社会学家陈达，在《浪迹十年》中，有“某师长携眷行军”（民国三十四年一月二
十八日）一一条，说：
据说：远征军某师长，由云南调赴缅甸时，路经安宁县，向当地某保长为其夫人要求钢
丝床。携眷行军，事属罕见，且过奢侈生活，更骇人听闻。日本人行军，部队中预备妓女，
其他各国未闻有携眷行军者。
事属“携眷行军”，尚不得以营妓相称也。
中国古代的营妓，照林语堂《苏东坡传》所说，“可追溯到公元前七世纪的管仲时代，
他设营妓来鼓舞军人”。这话是有问题的，林语堂显然没读懂了古书。管仲治齐国，设有
“女闾”，“女闾”就是公娼——不是公家准许的窑子，而是官办的窑子。这是中国最早的
“公营企业”，开办目的，是增加国库收入。《坚瓠集》续集里说：“管子治齐，置女闾七
百，征其夜合之资，以充国用。此即花粉钱之始也。”可见“女闾”只是公娼，但并非营
妓。
真正“设娼妓来鼓舞军人”的，乃始于“卧薪尝胆”的那家伙。《吴越春秋》说：“越
王勾践输有过寡妇于山上。使士之尤思者游之，以娱其意。”《越绝书》也说：“独妇山
者，勾践将伐吴，徙寡妇置山上，以为死士，未得专一也。后之说者，盖勾践所以游军士
也。”所谓“使士之尤思者游之，以娱其意”，所谓“游军士也”，显然就非营妓莫属了。
值得注意的，是《商君书》（垦令篇）中的一段话：“令军市无有女子……轻惰之民，
不游军市，……则农民不淫。”从这段话中，可知古代“军市”本就有女人，不但有女人，
并且可供农民兼用，这种军民不分，今天的马祖“军中乐园”，竟得其遗意焉。
《万物原始》说：“汉武始置营妓，以待军士之无妻室者。”这是营妓制度化的进一步
演变。但《汉书》李陵传（李广苏建传）说：“陵曰：‘吾士气少衰而鼓不起者，何也？军
中岂有女子乎？’始军出时，关东群盗妻子徙边者随军为卒妻妇，大匿车中，陵搜得，皆剑
斩之。”这又是例夕），大概是出征军人不得“携妓行军”的缘故。《南部新书》说：
“〔唐〕张褐尚牧晋州，外贮营妓，生子曰仁龟，乃与张处士为假子，居将淮间，后褐尚
死，仁龟方还长安，曰江淮郎君。”这种记录，都是营妓的遗痕。但是享用营妓者，都是高
层人士，显然不是阿兵哥。
邓之诚《骨董琐记》卷四，有“宋官妓营妓”一条，说：
宋太宗灭北汉，夺其妇女随营，是为营妓之始。后复设官妓以给事州郡官幕不携眷者。
官妓有身价五千，五年期满归原察。本官携去者，再给二十千。盖亦取之句栏也。营妓以句
栏妓轮值一月，许以资觅替，遂及罪人之孪乃良家缮狱候理者。甚或掠夺诬为盗属以充之。
最为批政。南宋建国，始革其制。
但是“南宋建国”后，并非就没有了营妓。吴自牧《梦梁录》明有“绍兴间，杨沂中因
驻军多西北人，是以于城内外创立瓦舍，招集妓乐以为军卒暇日娱戏之地。今贵家子弟郎
君，因此荡游破坏，尤甚于汴都。杭之瓦舍，城内外不下十七处”的记载，可见营妓之风，
正是方兴未艾。
据《宋史》仁宗本纪天圣元年：“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