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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岁的保良，想姐姐想得发疯。
十三岁的保良，心里包藏着巨大的惶恐。
在寻人启事见报后的第四天，姐姐突然回到了鉴宁。
姐姐回来了，但没有回家，她用一个电话把权虎约到了他们经常相约的一个路口，并且嘱咐他不要告诉任何人。所谓任何人，当然也包括他们双方的父亲母亲。
权虎悄悄赶到路口，他在那个路口站了不到一分钟，就看到姐姐从街的对面快步跑来。姐姐跑过马路，跑向权虎，她紧紧抱住了权虎，然后泣不成声。
姐姐的归来，证实了她的“失踪”，确实是父亲亲手策划的一起“阴谋”。这起“阴谋”的目的，还是为了反对姐姐执意不肯放弃的这场门第不合的爱情。
第一部分姐姐和权虎决定私奔
在所有人看来，父亲实在愚蠢到顶。他以看中医的名义把姐姐带到省城，又在省城找到公安方面的熟人朋友，把姐姐“软禁”在一个四面高墙的院子当中。虽然吃喝都有人安排照顾，但这是长久之计吗，你能关她一辈子吗？姐姐和父亲一起住在那院子中的一幢三层高的小别墅里，她的手机从一开始就让父亲藏了，楼里的电话也打不了长途。三天后父亲说要出去办点事情，让她等在这里不许乱跑，从此便人不见影鬼不见踪。院子里的人每天用各种花言巧语试图稳住姐姐，以至姐姐一周之后才发觉情形不对，但院子的大门始终锁着。这期间父亲给她打过几次电话，先是骗她稍安勿躁，耐心等他回来，后又挑明如不放弃与权虎结婚的想法，就不让她回家。
姐姐又哭又闹，她后来才知道这院子原来是公安局的一个内部的招待点。保良后来回想，这个“计谋”肯定是于叔叔出的主意。因为父亲在去省城之前，曾在体育馆和于叔叔鬼鬼祟祟地碰面，在父亲回来之后，又在废窑弹冠相庆地接头。在他们自鸣得意的时候，也许没想到姐姐在省城的那个小院里，已被逼成困兽。
那个小院、还有院里的三层小楼，都是空着的，只有一个老头和一个中年妇女日夜守着姐姐，不许她出去，每日好言相劝，茶饭伺候，无非劝她要听父母的话，劝她在这里好好安静几天，等父亲过来接她回去。
在明白真相的第三天深夜，姐姐从三楼卫生间的窗户顺着楼后外墙的下水管子爬了下来，手和腿都蹭出了见血的伤口。当她的双脚着地后也顾不上疼痛，向着大街的方向飞快奔逃。天亮后她用身上仅有的一点钱买了火车票回到了鉴宁，在那个只有他们两人知道的路口，见到了她的爱人权虎。
权虎马上把姐姐带到二伯那里，声称要立即与姐姐结婚。他们没有告诉二伯，这时的姐姐，其实已经怀有身孕。
二伯给出的态度非常明确，第一，不反对他们相爱和结婚，第二，他对姐姐说，我跟你爸爸是几十年的兄弟，你嫁到权家来，你爸必须有个态度，哪怕他到我这儿来点个头，也就算数。他不同意，你们就不能办结婚手续。你们别让我们做老辈的，为你们伤了和气。
二伯的态度与其说是支持，不如说是反对。
姐姐和权虎决定私奔。
保良是从父亲接到一个电话的反应上，知道了姐姐已经回到鉴宁。父亲接了那个电话后，马上打电话给权虎和二伯，追问姐姐的下落，打给权虎的电话是权三枪接的，说权虎不在，搪塞过了。二伯则在电话里向父亲通报了儿女的想法，并把自己的立场做了复述。在他们通话之后，双方家庭都在寻找各自的儿女，但姐姐没有回家，权虎也不在酒楼，两个年轻人摆出了一副人间蒸发的架势，以争取他们相爱的权利。
保良这才看到，父亲真的急了，脸色发白地四处打电话求助。在和于叔叔通了一个电话后，又匆匆离家而去。也许保良那时年纪太小，他无法推测父亲的不近情理，是否必有其中的道理和原因。
这个道理和原因，是在这段棒打鸳鸯的悲剧发生将近一年之后，保良才得以明晰，可那时一切都为时已晚，一切都已成为过去。
保良见到姐姐是在姐姐回到鉴宁的第二天下午，也就是阳历的大年三十。保良放学时被权三枪在校门口叫走，用汽车把他拉到了一条叫不出名字的街道，带他进入了一幢普通的居民楼里。在这幢居民楼顶层的一套单元房内，保良见到了权虎和姐姐。
姐弟二人抱头痛哭。
保良觉得，姐姐太可怜了。
见到姐姐憔悴的样子，见到姐姐淌下的泪水，保良也止不住自己的眼泪。他那时把全部的同情，全都投向了姐姐，投向了和姐姐痴情相爱的权虎。那天晚上他自觉自愿地充当了一个小交通员的角色，把姐姐决定结婚并决定与权虎双双出走的消息，悄悄带给了母亲。
这个消息让母亲也流下了眼泪。她和保良躲在厨房里，背着一墙之隔的卧室里的父亲，看了保良带回来的姐姐的亲笔信。那封信里充满了对父母养育之恩的感激与愧疚，让人悲肠百转，也发出了从此井水河水永不相犯的毒誓，令人心寒如冰。
元旦这天，父亲原说要出去找二伯和几个走得近的朋友好好谈谈，但母亲把早饭做熟之后，父亲还未起床。母亲问他，他说头痛不去了。母亲把保良叫到厨房，从身上掏出一只精巧的小盒子，保良知道，这就是母亲唯一留存下来的那件嫁妆——一对镶着真钻的白金耳环。
母亲打开盒子，两只耳环熠熠耀目。母亲取出一只，放在保良手里，随即哽咽起来，克制了半天，才把抽泣压住。她对保良说：“昨天晚上我去街上，给你姐打了电话，她今天和权虎结婚。今天是元旦，是个挺好的日子，今天结婚挺好的。我跟你姐说了，今天妈妈去不了啦，可妈妈要送她一个结婚礼物。保良你把这只耳环带给你姐，告诉她以后不管走到哪儿了，要是想妈妈了，想家了，就看看这只耳环。妈妈这儿还留了一只，妈要想她了，也看看这只耳环……什么时候这一对耳环又合到一起了，妈妈的心也就安了，妈妈等着这天。你跟姐说，妈祝他们幸福。
第一部分姐姐的婚礼
元旦，鉴宁的街上，好大的雪。
俗话说，瑞雪兆丰年。
元旦下雪是个好兆，但保良走在街上，雪粉飘在脸上，每一滴每一粒，都像妈妈和姐姐的眼泪，特别凉，特别疼。
姐姐的婚礼就在那幢居民楼的顶层单元里举行，仪式简单。姐姐和权虎一没拜天地，二没拜高堂，甚至，也没有夫妻对拜。他们只是坐在一张旧餐桌前，喝了交杯酒，说了祝福自己的话。桌上摆的“婚宴”，都是从楼下的餐馆里买回来的酒菜，因为这房子是临时租的，所以没有任何餐具，菜就盛在从餐馆带回的塑料饭盒里，筷子也是从餐馆拿来的一次性筷子。权虎因为执意结婚，和他父亲也闹僵了，所以尽管身上有钱，也不敢到街上像样的酒楼里大办喜事。二伯在鉴宁城里耳目众多，他们必须小心为妙。代表女方参加婚礼的，竟然只有保良一人，而男方亲属的代表，也只有背着二伯悄悄赶来的权三枪。
餐桌的一侧，放着姐姐和权虎行将上路的行李，那两只行李让婚礼充满了天涯沦落的辛酸味道。保良把母亲的那只耳环交给了姐姐，保良说：妈让我把这个给你，她祝你们一生幸福。姐姐接了耳环，看了半天，摘了自己原来戴的普通耳环，让保良把这只白金镶钻的耳环给她戴上。保良给姐姐戴耳环时姐姐哭了，耳朵抖得让保良戴了半天才好歹戴上。权虎问：怎么只有一只？保良说：另一只我妈留着，说想我姐的时候就拿出来看看。他又对姐姐说：妈说你要想她了，就也看看这只耳环。什么时候两只耳环合在一起了，妈妈的心也就安了。妈说她要一直等着这天。
保良说完这话，鼻子酸得想哭，泪到眼窝又忍住没落。
姐姐没有说话，只是把保良搂在怀里，先是用手，后又用唇，抚摸亲吻着保良乌黑的头发。婚宴也就此草草结束，权虎开始催促姐姐收拾上路。保良和权三枪一起送姐姐和权虎去了火车站，他看着权三枪帮这对新人把行李搬上车厢，看着权虎拉着姐姐的手踏上了列车的踏板，那一刻他觉得姐姐脸上终于漾起的笑容是那么幸福，那么由衷。
火车开动。
姐姐走了。
保良哭了。
他那时觉得，这就是永别，姐姐真的再也不会回来了。
火车是绿色的，绿色中涂了黄色和银色，还点缀着白色和红色。当火车在雪地里渐渐走远，越变越小以后，统统变成了单纯的黑色。
元旦过后，父亲照常去二伯的公司上班，和二伯见了面，谁也不提儿女的事情。也许他们都不知道他的女儿和他的儿子，已经秘密地结了婚，他们兄弟二人，已经亲上加亲地成了儿女亲家。
元旦后上班的头一天晚上，二伯让父亲参加公司里的一个应酬，是一家地产商在百万豪庭大酒楼宴请二伯。那家地产商要开发市南的一块地皮，想请二伯手下的拆迁公司承包拆迁任务，二伯手下的拆迁公司就由权三枪负责，听说鉴宁很多难缠的钉子户一听权三枪三个字，就全都老老实实地搬了。
那天酒席宴上父亲多喝了几口酒，散席后二伯让权三枪开车送父亲回家。车子开到小巷的巷口，停稳之后，下车之前，父亲问权三枪：“三枪，你跟叔说句实话，你到底知不知道权虎跟我家保珍现在在哪儿？”
权三枪想了一下，说：“权虎和保珍已经走了，他们已经结了婚，前天就走了，可能到上海去了。”
父亲按说应有预料，可他当时的表情却说明他真的没有料到：“结婚？他们已经结了婚？”
权三枪说：“他们也不能不结了，保珍已经怀了权虎的孩子，不结婚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