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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放心，我这就回去拿钱。”
那人打了个怔，说：“不是我信不过呢，嘛事都怕有个想不到，你交了订金，我也就放心了。”
那人又补充说：“您也放心啊，再有多少人想要，我得先紧着您不是。”
那人要订金，正中刘光庭下怀，他立刻离开现场，到外边找了个电话，向领导作了汇报，然后潜伏下来，监视动静。
时间不长，刑警队的同事赶到，经刘光庭引导，将盗窃分子人赃俱获。
六十年代，我国警校不多，毕业生少得可怜，为数不多的警校毕业生往往被留在上级公安机关，能分到分局一级的可以说是很少。
分局只有半个法医，不是科班，需要鉴定时得去市局。有两三个技术人员也是由侦查员兼着，痕迹、法医、化验、照相，哪有窟窿堵哪。领导要求民警要一专多能，刘光庭对技术有兴趣，自然也不甘落后，现场勘查时主动往前上，因为他文化基础高，头脑清楚，技术上有工作也愿找他。久而久之，仿佛他就是技术人员了。有时候，领导征求他意见，让他谈谈看法，这便无形中给他增添了压力：好歹自己也是个大学生呢，领导一问三不知，脸往哪搁？
刘光庭发现，当个合格刑警需要学的东西太多了，比如：
锁分多少类、多少种、多少型号，各种锁的名称、特点、性能、构造、外观、产地；
破门的方法有撬、拨、端、踹、撞，不同方法造成的痕迹有何不同？
犯罪分子常用的作案工具有哪些？开锁用什么？撬门窗用什么？砸保险柜用什么？这些工具在客体上会留下什么痕迹？
想要把一件事情表述清楚，需要有相关知识，最起码得知道各部位的名称。向领导汇报案情，说犯罪分子从窗户入室，首先你自己得清楚哪是棂、哪是框、哪是上档、中档、下档……否则就说不明白。生活中处处有学问，门门学问都说不定什么时候与案情有关。
当时立案标准，以月工资为限：盗窃财物折合人民币达到一个职工一个月的工资时，即可定为盗窃案。那时，人们的财物比较单一，盗窃分子偷盗手表、自行车较为普遍。自行车，全国就那么几个牌子，不难辨认。相对而言，手表就显得复杂了。经过阅读资料，走访业内人士，刘光庭得知，我国现有的进口表分为：一类一等、二等、三等；二类一等、二等；三类、四类、五类；六类一等主要是日本表；六类二等主要是法国表、英国表；还有苏联表。各类各等合起来不下二三百个品牌，刘光庭走访表店，辨别各种表的典型标志。
后来，刘光庭对铜器发生了兴趣，特别是古代货币，真正下了一番功夫，作了系统研究，从贝币、布币、刀币直到铜钱，都能讲出来龙去脉。为了学习文物知识，他曾请教过天津口岸的铜器鉴定专家顾德威、北京市文化局副局长陈新城、上海文物鉴定专家陈佩芬等。
不仅铜器，对瓷器、字画、邮票等方面的知识，他也有兴趣，并自费订阅文物、考古等相关期刊。
刘光庭说，别人不懂可以，刑警得懂，一旦古墓被盗，你连什么是编钟、什么是鼎都不知道还怎么破案？没有识别能力，犯罪分子在你眼皮底下销赃，你什么也发现不了……
02
1965年批判《海瑞罢官》，1966年批判“三家村”和《燕山夜话》，经过一番酝酿，毛泽东亲自主持制定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六通知》。这是一个标志性文件，等于宣告“文化大革命”开始了。
学生的狂热情绪被煽动起来了，正常秩序被打乱了，在这关键时刻，毛泽东离开了北京。刘少奇、邓小平去杭州请毛泽东回京，毛泽东表示暂时不想回去。刘少奇身为中共中央二把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不能面对混乱局面撒手不管，于是，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向学校派工作组（队）。
根据中央精神，天津市委逐级成立“文革”办公室，并从宣传部、组织部、党校、文化局、教育局、公安局抽调部分文化基础较高、语言表达能力强、讲话有号召力、有一定组织能力和应变能力的干部，组成工作队，进驻大专院校。
南开中学是周恩来的母校，由著名教育家张伯龄一手创办，是名校，也在派驻工作队之列。
刘光庭被抽调到“文革”办公室，参加工作队，具体负责南开中学高三年级某班工作。班里有个学生王×，运动初期曾经写信给天津市委，提出11条意见。工作队进驻学校后，学生分成两派，其中一派学生说王×反市委，反市委就是反党，跃跃欲试要清算他的罪行。
有一天，午饭时王×不见了，大家谁也没在意。到了晚上，有人报告说，王×卧轨自杀了。
正在运动中，工作队进驻之后，发生学生自杀事件，影响很大，社会上各种传言很多。
《刑侦前沿》 第一部分第一章 人生开局（4）
天津市公安局一把手来了，问谁负责发生学生自杀那个班？刘光庭说，是我。局长问他事先掌握情况不，那个学生死前有哪些异常？刘光庭说，据了解，他性格比较内向，平时沉默寡言，倒没发现他有什么反常表现。对刘光庭的回答，局长很不满意，便斥责道：“一个人自杀不是小事情，不可能没有异常反应。作为工作队员，不能尽职尽责，工作粗枝大叶，问题出现了还不知道怎样发生的，这种工作态度，怎么向党和人民交代？”……
作为公安人员，刘光庭有双重身份，除了关注南开中学一个班，他还要“跑面”，负责收集几个学校“地、富、反、坏、右”的动态。这是一项秘密工作，不准带工作证，不准带笔记本，不准暴露身份，汇总上来的各方面情况全凭大脑记忆，好几千人啊，很难做到事事了如指掌。
刘光庭感到委屈，却又不能辩解，他与局长之间隔着好几层呢。局长对刘光庭反感，认为平时印象还不错，做了实际工作就不行了！
随着运动进一步发展，学生们的行为越来越偏激，他们想尽办法体罚老师，刘光庭内心反对，但不敢抗拒潮流，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有一天，一群学生把老师们集合起来，排成一溜，在烈日下曝晒。教师们个个满头大汗，蔫头耷脑，那个教历史的老师年岁有点大了，晃晃悠悠差点摔倒。刘光庭实在看不下去，想了个主意，他说：“同学们，叫他们往这儿站着，便宜他们了。咱们学校游泳池不是还没修完吗，该让他们多参加点劳动，好好改造改造！”学生们热烈响应，轰赶着教师们去劳动。可是，过了没几天，有的学生琢磨着不对劲，掉过头来糊刘光庭的大字报，说他是“小骂大帮忙”，宣布他为“不受欢迎的人”。
形势突然发生变化。
毛泽东突然回到北京，毫不客气地向刘少奇指出：派工作组是错误的，并对刘少奇在他离开期间的工作进行严肃批评。
工作组呆不下去了，纷纷从各学校撤出。
为揭发工作队的“罪行”，一学生自杀之事又被翻出来。学生们多次冲击南开公安局。
出于安全考虑，局领导把刘光庭藏起来，不给他安排工作，最多让他帮助办公室接个电话，让他不要轻易出门。
03
从1963年9月6日到1964年3月31日，中共中央通过《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连续9次发表“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中苏两党矛盾公开化，两国关系紧张。毛泽东认为，第三次世界大战随时可能爆发，提出“备战备荒”口号。与之相应，在内陆山区大兴土木，建设“三线”，把经济发达地区的工业特别是军事工作，搬迁过去，构造战时指挥系统和生产系统。
这项“备战”工作，“文革”前已着手进行，“文革”中也未曾间断。1966年底，国内政治运动热火朝天，国际形势“空前紧张”，上边要求大城市疏散人口，免得打起仗来，措手不及。
天津ABC厂（其实厂名为数字代号，这里改用字母代称）是个印刷企业，却归属军工序列。该厂在山西长治市郊外的“三线”建设已具雏形，但尚未完全竣工。
那时办事有个规律，政策制定往往是从“需要”考虑，但实施政策时则不再考虑“实际”，而是下达指标。打击犯罪、惩治坏人、戴各类“帽子”如此，评选先进人物、英雄模范亦如此。这次的疏散城市人口，仍然按惯例操作。
ABC厂在搬迁之列。
上边把任务下达到市，市再下达到区和企业，区和企业既要完成上级下达的任务，又要保持自身利益最大化，这里面就大有学问了。
ABC厂搬迁可以，但不能全搬，只能搬一部分，理由是：搞“三线”只是备战，仗毕竟没打起来，“一线”的革命和生产也不能丢。
搬走一部分，完不成指标，怎么办？
《刑侦前沿》 第一部分第一章 人生开局（5）
决定把ABC厂附近的洗衣店等服务性单位也随之搬迁。难道山西人连个洗衣店也不会开吗？干吗非要从城市往山里搬迁？如此决策，美其名曰“配套”、“服务三线”，实则是凑数。这个道理决策者心里明明白白，却非要唱高调；那些被搬迁的“服务”单位的员工心有怨言，但不敢有所表示，担心被扣上“反对伟大领袖最高指示”的罪名。
最高决策者对形势分析不管恰当与否，其决策不管是否正确，公正地说其出发点还是从战略考虑的。而到了下边，具体运作起来，就变成了利益关系的设置、摆布、分配与调整。这是权力高度集中的政治格局永远也摆脱不了的尴尬。
让服务行业的员工随ABC厂一起搬迁，还是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