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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侦前沿》 第二部分第二章 陷入困境（5）
钝器涵盖面太宽了，不可能同时下手齐头并进，必须逐一攻破。长治城乡随处可见砖头，此物极具代表性与普遍性，于是他首先把目标锁定在“砖头”。
长治辖区有多少砖窑，各窑烧出的砖从外观看有何区别，再通过化学分析、光谱分析、测其微量元素，找出其质的差异。
砖打击颅脑后，其创口上有组织腱桥（肉相连着），必然留下残渣，对残渣进行化验，即可认定凶器的出处……
ABC厂有两个近邻，一个是双桥，另一个是盐店沟，两个村庄一南一北，中间隔着ABC厂通往外界的那条小马路。
双桥村住有“上山下乡知识青年”。阳历年这天，三个知青想去长治市逛街，几个人商量好，到小马路与公路交接处守着，公路上有车就截公路上的，小马路上有车截小马路的，实在截不到车就不去了，没什么要紧事，徒步行走二三十里路逛一趟街没必要。
三个知青在路口等了很长时间不见有车过来，心情焦躁，有的说回去不等了，有的还要坚持等一会，正在拿不定主意时，ABC厂卡车开过来了。之后，不该发生的事情发生了。
刘光庭沿着隐隐约约断断续续的足迹找到双桥村，经过调查走访、足迹鉴定，当天就把案子破了。
03
1976年7月，ABC厂区域内发现一具无名尸体。长治市公安局法医对尸体进行解剖，后在确定死因时发生了分歧。究竟是自杀还是他杀？这一根本问题不能解决，将会影响整个案件的侦破进程，于是公安局领导决定马上送省公安厅做尸检。
公安局人手紧，案子压得摊派不开，便把送检工作交给ABC厂保卫科，并建议让刘光庭去。送检不比简简单单地送货，外行还是真不行！
用玻璃瓶装好无名尸体的肋骨、肝脾脏、心脏的左、右心血等检材，注上防腐剂；装上井水和空白水，以便对照，解决硅藻问题；然后再把瓶子装到木箱里，用锯末稳住，捆绑牢，带上公安局的介绍信……准备就绪，刘光庭上路了。
不料，省公安厅也解决不了，又介绍刘光庭去北京。
北京方面说，你原始介绍信对的是太原，而不是北京，故不予接待。
刘光庭犯了难：回去换信？来回捣腾不起；拍电报让长治公安局重开一封介绍信送过来？得等多久，万一北京这边再挑出点别的毛病咋办？
刘光庭突然想到天津，那里是家呀，人熟，自己又是从天津公安局调出来的，不会不给面子……他马上到邮局拍了封电报，简明扼要说明情况，通报自己下一步行程。
就在这当口，唐山发生了大地震，并且波及到了天津，北京亦有震感。
从报纸广播中获悉地震消息，ABC厂职工人心惶惶。他们的根在天津，父母和亲眷还生活在那里，灾情如何？亲人是否平安？人们的心被紧紧地揪着。
ABC厂及时组织赴津慰问团，对职工家属逐一走访慰问。当慰问团找到刘光庭的家时，刘母关切地向慰问团同志询问有关儿子的情况。来人不禁诧异：“刘光庭没回来吗？”刘母也诧异：“怎么，他回来了吗？我没见着啊！”慰问团的同志有些慌了，连忙去刘光庭岳父家，又去刘光庭哥哥、妹妹家，众口一词，都说没见到刘光庭的影子。马上往长治拍电，长治那边说人没回去。两头不见人。人们说糟了，会不会压在哪块水泥板底下了？
刘妻听说丈夫失踪，再也沉不住气，抱住两个孩子哭成一团，几乎想到要给刘光庭弄个衣冠冢了，突然收到刘光庭从上海拍来的一封电报。
在天津下车后，刘光庭立刻想到母亲，想到兄妹，他们都在市区居住，房子也都老了，能承受住震灾吗，墙倒了没有，亲人们有没有伤着的？但是，牵挂归牵挂，不可能背尸体回家，必须先去公安局办公事。想不到，天津市因全力以赴抗震救灾，其他工作暂时搁置一边。刘光庭见检验无望，心内十分焦急。天津同行见他背着检材千里迢迢而来，心里不落忍，便写了封信把他介绍到上海。
此时如果刘光庭把检材暂时寄放在天津公安局，抽个空回家看看不是不可以，但是他没那么办。干什么来了？撂下正经事先回家探亲，不是刘光庭的性格。况且天气太热，如不抓紧时间，检材随时可能腐败，真要那样岂不前功尽弃？刘光庭毫不犹豫，马上买了去上海的火车票。
到天津是个晚上，刘光庭不敢带检材住旅店，在候车室里守着两只木箱，寸步不离。天亮之后，发现天津市内交通已经瘫痪，公交车停运，刘光庭只好背着检材去公安局，然后又背检材去天津西站。白天忙一天，买了票，等车，又是个夜晚。上了车，发现车厢里已经满员，找不到座位，木箱里装的是玻璃瓶子，不敢往上坐……到了上海，他已经筋疲力尽了。
回到家，妻子抚着丈夫双肩上淤着血的道道勒痕，心疼得落了泪，她深深地叹息道：“不管怎么说，人回来了也就一好百好。”
刘光庭送检经历的一番曲折，传到了长治市公安局长孙占奎耳朵里。孙局长说：“刘光庭不是公安干警，甚至连个专职保卫干部也不是，却能做到公而忘私，过家门而不入，精神可贵啊！”
长治市公安局向全市公安保卫系统发出通报，号召全市公安保卫干部向刘光庭学习。
孙占奎于20世纪30年代参加革命，文化程度不高，但经验丰富，工作能力强，在那种“以阶级斗争为纲”、“政治挂帅”、批判“白专道理”的年代，他敏锐地发现了刘光庭的价值，并且大胆启用。
孙占奎请刘光庭给民警做业务报告。
专业公安民警，听一个在厂保卫科打杂的人讲课，无论如何也让人心理不平衡。刘光庭至今还记得第一次讲课时的情形——
开会、讲课似乎有一套不成文的程序——听的人按时到会，主持会的人让大家坐好，简明扼要提示一下会议（讲课）内容和注意事项，然后把主讲人请出来做个介绍（如果主讲人已经坐在主席台就直接介绍）。刘光庭喜欢简单随意，不习惯刻板地走形式端架子，这次，他提前十几分钟就到了课堂，听课的人还没到齐，他找个边角坐下。
来听课的干警们相互都熟悉，先到的与后到的彼此打着招呼，挨得近的声音低些，隔得远的声音高些，反正没什么可保密的。
突然有人问：“怎么，今天有人讲课，讲什么课？”
立刻有人应答：“谁知道呢！”
问：“哪来的？”
有个浓重的地方口音插话：“找了个看门子的！”
《刑侦前沿》 第二部分第二章 陷入困境（6）
“看门子的给咱们讲课？”
“不知道被谁看上啦……”
“局长发高烧了吧？”
“外来的和尚会念经啊！”
……
那堂课，刘光庭重点讲现场勘查和痕迹检验。“文革”期间不大重视业务学习，人们对专业术语有些陌生，刘光庭讲的内容有人听懂了，有人没听懂，有的地方懂了，有的地方不甚懂，不管懂与不懂，大家对讲台上坐着的那位小个子，都刮目相看了。
孙占奎听说刘光庭在单位处境不佳，想把他调到公安局，实在有困难，后来他想了个折中的办法：借调。
借调到公安局，接触案子机会多了，并且随着赵九昌法医的加盟，刘光庭的课题研究加快了步伐。
1976年11月，刘光庭完成“砖击头颅损伤”论文，长治市公安局印5000份赠送给全国公安系统。
论文中详细剖析了本年发生在长治市农村的一起凶杀案——
死者倒在初夏的庄稼地里，50米外有幢白房子，除此一片空旷。
现场勘查率、物证提取率、物证利用率关系到办案质量，因此现场勘查一定要细致入微。
以白房子为标志物，定方位，把现场划分成若干小块，形同地图上的经纬线，逐块勘查。
现场发现主要物证——沾有血迹的砖头。
在死者伤口发现砖的残渣。
这是对冲性损伤，这边击打，那边出血。颅脑颞颥部分最薄，呈大平面，容易致伤并造成塌陷，反冲淤血。
在砖头周围找到脚印。
距砖头最近的脚印肯定是犯罪分子留下的，而且是主犯，致人死命的是他。
再将勘查区域向外延伸，在5里地之外提取到1枚足迹。
死者生前遭4人毒打，持砖者责任最大。
1977年9月在成都召开全国公安科研工作会议，刘光庭与赵九昌代表长治市公安局出席会议，大会宣读了《砖击头颅损伤》论文，引起震动。
“文革”中知识分子自顾不暇，几乎无人做学问，成都会议时“文革”结束不到一年，人们尚未从噩梦中醒来，而此刻竟然有论文出现，真是凤毛麟角，尤其引人注目。
专家对论文给予高度评价，认为：
70年代能做光谱分析，说明科研有一定深度，不仅注意宏观，也注意微观。
能联系到相关科学，为一个主题服务。
“凡是砖打必有残渣存在”的认识比较独到。
山西省公安厅先后两次组织法医对“砖击头颅损伤”进行论证。
因为刘光庭不在长治市公安局编制，公安局无法报销他的差旅费。ABC厂认为，刘光庭去成都开会与本厂无关，也不予报销车票。如此，ABC厂等于侧面帮了刘光庭的忙，促使长治市公安局想办法将刘光庭调进来。
1979年，刘光庭正式调入长治市公安局。
《刑侦前沿》 第二部分第三章 砂轮铁锉打磨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