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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向工会会员书面征询意见，而玛格丽特·撒切尔恰恰利用了这一点。她用有警卫保护的大巴士将愿意继续工作的工人送过罢工警戒线，并把罢工引向对权利、秩序和民主原则的进攻。这种攻击是史无前例的。它最终表现为警察和罢工工人之间混乱的巷战。这一事件不仅关系到矿井，也不仅仅关系到这场游戏中的2000个工作岗位。它是英国左翼最后的抵抗。耐尔·金诺克领导下的工党很难明确表明立场，一方面他们当然同情工人，但另一方面斯卡吉尔无情的措施却让他们根本无法实现毫无保留的团结。一年后，罢工结束，玛格丽特·撒切尔赢了。但不满和愤怒依然存在，英国南部和伦敦的经济开始繁荣的同时，旧工业区英格兰的大部分地区却变成了高失业率的闲置土地。因此，不仅在整个国家，而且在工会和整个政治左派之间都出现了裂痕。撒切尔时代之后，就连工党都已不再是它原来的样子了。女政府领导人的声望无助于她的成功：玛格丽特·撒切尔在英国推行社会变革所造成的严峻形势使她不受欢迎。但这对她并不重要，她只关心人们是否选她，查尔斯·鲍威尔认为，“许多人被说服，国家已经到了尽头。她有巨大的才能去告诉人民，她的政策虽然会带来几年的阵痛，但最终形势会好转，尽管人们并不喜欢这样。人们很难清醒地认识到：一方面，他们不喜欢玛格丽特·撒切尔，而另一方面，他们却被说服了。我认为，在欧洲没有哪一位政治家有这种勇气，像她那样坚持到底。”她坚持自己方针、毫不妥协的精神不仅让她的英国同事感到头痛，就连其他欧洲国家的政府首脑也害怕这个英国女人恼怒地说：59
“不，不，还是不！”她反对所有在她眼里威胁到她国家主权的事情。爱德维娜·居里对此这样解释，“玛格丽特不理解国家平等的原则。她想的是一个国家必须总是置于其他国家之上。而这个国家就是英国！如果她当不了欧洲的女王，那么她就拒绝欧洲。”回忆起他的女首相在1981至1982年之间参加欧洲国家首脑会晤的情景，查尔斯·鲍威尔有一种钦佩和不爽混杂在一起的感觉，“她从不感到尴尬！她和其他的政府首脑谈到让我感到脸红的事情：要求欧共体返还英国一些钱。其他人当然希望讨论些别的问题，但她不，她一直穷追不舍：他们应该还玛格丽特·撒切尔的钱！他们恼怒了，但最后还是还了钱给她，只有这样她才终于闭了嘴。没有人能受得了！”她的财政部长耐格尔·劳森认为，玛格丽特·撒切尔帮了欧洲一个大忙，她将其他欧洲国家统一起来——对抗英国。说这话的时候他并没有开玩笑，而是认真的。玛格丽特·撒切尔从不掩饰自己喜欢或不喜欢谁：她在密特朗面前卖俏，敬佩赫尔穆特·施密特，咒骂雅克·德洛斯，而赫尔穆特·科尔与她的关系就尤其艰难。“我并不认为，我们的总理在两德统一期间会乐于与他的同事撒切尔见面。”里查德·冯·魏茨泽克说。玛格丽特·撒切尔尊重科尔的前任，认可施密特的能力，但她对德国人的认识还有个基本问题没有解决。魏茨泽克说，“她自己告诉过我，她对德国的印象还是在1942年二战中期形成的，而且从那时起就没有改变过。”欧洲大陆希望更紧密地团结在一起，从而跨越过去。但玛格丽特·撒切尔并不希望这种团结，根本就不愿意接受科尔。开始这个德60
国人还做了一些努力，他通过一些个人姿态试着让“铁娘子”接受他。据查尔斯·鲍威尔说，科尔甚至在一次国事访问时还送给撒切尔一枚自己亲自给她买的胸针。1989年，柏林墙倒塌前半年，为了让撒切尔对德国更加信任，科尔邀请她到他的家乡莱因兰——普法尔茨州的戴德斯海姆做客。当时陪同撒切尔的查尔斯·鲍威尔回忆，人们听着吹奏乐，吃着著名的德国烤肉和酸菜渡过了美好的一天。但玛格丽特·撒切尔一直在竭力掩饰着对这个德国总理招待她的肉菜以及这种欢快民间氛围的厌恶。她私下里评论：“这实在是舒服得有些夸张。”科尔表现出了相当的诚意，他希望让撒切尔看到，他是一个关注整个欧洲的、作为一个“欧洲人”出现的政治家。鲍威尔也试图帮助科尔，让撒切尔明白这点，但是：“当我们登上飞机准备回家时，她倒在椅子上，脱下鞋子哀叹道：‘哦，我的天，这个男人太德国了！’所以我就此放弃了我的努力。”当柏林墙倒塌时，玛格丽特·撒切尔在一次德国总理在场的会议上用不只是鲍威尔能听得见的声音说：“我们两次击败了他们，现在他们又来了！”只有一个政府领导人是她的宠儿——美国总统、前演员罗纳德·里根。“她几乎爱上了罗尼。”爱德维娜·居里说。当时英美互访的画面也证明了这一印象。玛格丽特面对里根显得放松、快乐，两人乐此不疲地表达英美友谊的特殊地位。法国人密特朗发觉，面对里根总统时她表现得“像个八岁的女孩”，这样一来，在阳光男孩和刻板的英国女人之间的反差也就不会太大了。尽管玛格丽特·撒切尔对美国人有限的政治能力有所了解——在她的眼中，冷战的结束是她和里根共同的功劳，但这并不影响她对里根的崇拜。而欧洲的伙伴61
对玛格丽特·撒切尔来说就没那么英俊了。1980年代末，世界和英国都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而玛格丽特·撒切尔并不认为她的工作结束了，一切没有她是不能继续向前的。当她在1989年5月庆祝执政十周年时，她已经为保守党赢得了三次大选。渐渐地，丹尼斯认为该是离开唐宁街的时候了。他后来说，她已经同意，但想等待合适的时机。对于记者们提出的类似问题，她首先强调，在她交权之前，还有很多事情要做。她认为自己是不可缺少的，而且能够继续干下去。爱德维娜·居里说，最后她不再听丹尼斯的，也不再听任何人的，“除了她自己的回声”。卡罗尔·撒切尔提到，她的父亲曾在第三次竞选获胜后就预言，“一年之后，她将难以想象地不受欢迎。”就像其他长期在位的政府首脑一样，玛格丽特·撒切尔渐渐失去
筲1979年，玛格丽特和丹尼斯·撒切尔及女儿卡罗尔在竞选途中。丹尼尔虽然陪伴着他的妻子，但他并不喜欢这样为竞选活动而抛头露面。
《权力巅峰的爱》 全力去爱君子协定（7）
了与现实的联系。她变得独断专行，她的整个面貌都已经显露出来，她更加经常地称自己为陛下，而这一称号在英帝国只为一个人保留，就是真正的女皇。“我成了奶奶了！”女首相在她第一个孙子出生时对媒体宣布，在场的人并不清楚她是应该感到高兴还是恐惧。“她对别人怎么看待自己已经失去了感觉。”耐格尔·劳森认为。劳森是撒切尔主义经济变革的领导人物之一、成功的财政部长，他于1989年10月辞职。一年之后，女首相的另一个多年的伙伴杰弗里·豪也为自己11年的“政治荣誉”画上了句号，作为外交部长的他已经被撒切尔解职，但仍留在内阁中，现在他连阁员的职务也辞去了。玛格丽特·撒切尔手中的内阁曾经调整了多次，但是这两个人的辞职却成为她衰落的前兆。其中意见分歧是他们辞职的一个原因——劳森和豪都拒绝首相的反欧洲路线，但最主要的原因还是撒切尔的领导风格以及她对待内阁成员的方式方法。她原来的一个顾问在《晚间标准报》上将上述辞职事件称为“政界的切尔诺贝利”。爱德维娜·居里回忆说，“这种进攻性的、强调性的男性自我表达方式不断增多。我认为，这毁了她。”尽管玛格丽特·撒切尔占统治地位，专横而又执拗，但正如劳森所说，在那之前，她仍然把自己看作团队的一部分，她是队长。而执政十年之后，现在的她认为再也不需要这个团队了。英国经济在经历一段长时间的繁荣后于80年代末重新进入了衰退。撒切尔主义的负面影响变得明显了，并不是所有人都从撒切尔主义中受益，英国的贫富差距加大了。当玛格丽特·撒切尔想实行63
“人头税”来堵塞地方财政的漏洞时，火山终于爆发了。在该项税收中，纳税人缴税的多少并不与收入挂钩——也就是说，如果该着倒霉，穷人可能和百万富翁交同样多的税。耐格尔·劳森认为，“这真是一个毫无意义、政治上愚蠢和有害的主意！并且，这个问题几年前她就应该意识到。”但现在的玛格丽特·撒切尔已经不那么明智了。成千上万的英国人走上街头，游行反对“人头税”，在伦敦的特拉法加广场，人们用近似战争的喧嚣发泄着愤恨。保守党中的不满情绪也在滋长。在此前并不强硬的杰弗里·豪也开始表示自己的不满，他于1990年11月13日在英国下院做的演讲中说明了辞职的理由。这次演讲成为一种清算式的总结，豪也因为此次演讲赢得了巨大声望。爱德维娜·居里回忆：“席间不断发出阵阵窃窃私语。他说出了人们不敢说的话！”豪对他追随多年的女首相进行抨击，因为她的欧洲政策将英国引向政治边缘化，同时他明确地批评了撒切尔专横的作风。玛格丽特·撒切尔坐在豪背后，平静地倾听——“像岩石一样，”爱德维娜·居里描述当时的情景。撒切尔事后尖刻地评论，“这是他所做过的最好的演讲，里面充满着背叛！”撒切尔从前的一位部长迈克尔·赫塞特莱是一位野心勃勃、爱出风头的人物。他认为，可以利用这一大好时机向撒切尔发出挑战，他自荐保守党主席候选人——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就是党内的不信任投票。1990年11月20日，保守党议会举行了对首相和该党新主席的投票。这一天，玛格丽特·撒切尔正在巴黎参加一个欧安组织的会议，晚上，她在英国驻法国使馆等待投票结果。消息终于从伦敦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