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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赖莎谈一些重要的事情，他们都会这样。“他们让我接任总书记”，他对赖莎说，“我打算接受，因为我们国家的人民不能再这样生活下去了。”“我的母亲和他共同做出了决定”，伊琳娜说，“她知道，迎接她的将是什么。”赖莎问戈尔巴乔夫，她应该怎么做。戈尔巴乔夫回忆，“我回答她：‘就像你原来那样。我们不会改变！我们就保持我们原来那样。’”但是戈尔巴乔夫错估了民意。“因为他总是偕夫人一起出现，而且像介绍第一夫人那样介绍她，这对大家来说实在是太震惊了”，记者塔吉亚娜·科马诺娃描述当时的情景，“当我们的一号人物总是和夫人一起出现的时候，大家都会问：‘这是一个怎样的妇人？’”与西方报纸的激动相反，莫斯科的报道都是负面的：赖莎在伦敦购物，赖莎做客一个时装秀，赖莎穿着金色衣服站在YSL旁边，赖莎在国宴上过分时髦。赖莎真的在伦敦刷的信用卡金卡吗？赖莎真的买了金耳环吗？“是的，老百姓们都在问这些问题”，戈尔巴乔夫的私人顾问亚历山大·亚克夫列夫回忆说，“有人给戈尔巴乔夫写信，说这一切都应该停止了。当然那时候这些闲言碎语说的还都只是关于赖莎的穿戴等问题。在外国，他们被当作开化了的文明人接待，不像那些从共产主义地狱里跑出来的怪物，在戈尔巴乔夫最亲信的圈子里其实已经达成共识，那就是：得让老百姓们习惯这样。”但是，老百姓们再也不像以前那样，一纸规定就能让他们转变想法。人们再也不让别人来左右他们的思想了。这样的时代已经过79
去了——这还得感谢戈尔巴乔夫。然而，对于这些批评，戈尔巴乔夫还是很难接受。尽管他也知道，这是他为自己所推行的言论自由所付出的代价。对于大多数苏联人来说，日子变得越来越艰难。如果人们每天都得一大早就起来排大队，只是为了买到一些基本的食品而已，民主对他们来说又有什么用呢？公开性和改革——这对那些每天都在商店门前排队等候、想法简单的人们来说，就是一个整天四处考察的总书记和一个外表时髦的总书记夫人。一位老太太对此极其愤怒，“人们得把他们带到这儿来——得在这儿给他们拍张照！把赖莎带到这里来，让她看看我们过的什么日子——让她也来排排大队。我都快90岁了，还得天天这么站在这儿！”伊琳娜说，她的母亲忍受着这些对她的人身攻击。赖莎和她的丈夫一样关心着老百姓，她觉得自己不被理解，遭到了不公正的评价。但别人并不这么认为。直到今天，科沙诺夫仍然说：“她和戈尔巴乔夫一起到工厂考察的时候不应该穿着时髦的裙子。她到底想在那儿干什么？”克里姆林宫作家瓦西里耶娃评论说：“她应该更谨慎一些，更能感同身受一些，不应该触碰人们的痛处。”在西方，赖莎的行为完全符合人们对一个国家元首夫人的期望——而她在自己的国家里却因此而遭到批评。人们不难感受到赖莎所陷入的这些困境：在亚美尼亚发生严重的地震灾害之后，赖莎说服戈尔巴乔夫中断他们的访美日程，回国赈灾、看望灾民。戈尔巴乔夫夫妇在莫斯科放下代表团后立即飞往埃里万的灾区。赖莎完全是出于良好的愿望去做的这件事情，但在电视屏幕上出现的却是：80
赖莎穿着她在美国访问时穿的裘皮大衣，穿行在那些衣冠不整、余悸未消的灾民中间。专程前往慰问的姿态被理解成了另外的意义。裘皮大衣——这就是点燃民众情绪的罪魁。关于赖莎的闲话现在就不只是穿戴的问题了，赖莎已经成为一个政治事件。“人们感觉得到，赖莎已经把与她的丈夫共同发挥影响视为他们共同的任务了。”根舍夫妇描述他们的第一次见面，在以后的日子里他们成为很好的朋友，“我们认识越久，就越感觉到，她不仅仅是她丈夫最亲密的战友，而且无疑是一个政治顾问，也是一个能够代表自己意见的人。”查尔斯·鲍威尔也是这种印象，“由于我的身份，我有机会在很小的范围内同他们相处，只有戈尔巴乔夫夫妇、撒切尔夫妇和几个顾问。在那个时候，她完全放开了自己，激动地阐述自己的政治观点。”
筲赖莎作为心腹和顾问——对于许多俄罗斯人来说是一桩丑闻。
在莫斯科，她仍然扮演这样的角色，但对她的评价却是另外的样子。记者塔吉亚娜·科马诺娃说：“我们经常讨论这件事，也写了很多关于这样的报道：一个从外省来的人突然给整个国家上课，告诉大家应该怎样生活；还有，总统不应该叫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而应该叫赖莎·马克西莫夫娜。”赖莎在公开场合谈论政治话题对俄罗斯人来说已经是一个丑闻——特别是她的一些表达方式和方法，更是剥夺了人们对她仅存的一点点好感：她本来还算是温柔的声音在摄像机前变得尖锐刺耳；要不是丈夫的提醒，她有时会不自觉地用食指指着对面的人说话，就像一个没有教养的小学生；她说得多，听得少，还喜欢长篇大论地谈论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此，查尔斯·鲍威尔带着英国绅士的谨慎描述她“有着教师的风范”而且“非常有思想”，但南希·里根却不这么认为。在那些街头小报上，“南希”和“赖莎”显然已经成为总统夫人选美比赛的竞争者了。这对她们在华盛顿的第一次会面并不是一个好的前兆。南希·里根本来打算与她的客人谈论一些私人的话题，“比如各自的丈夫、孩子之类，就像一般情况下在公开场合谈论的那些话题一样。”但赖莎看来并不合拍。“从我们见面的第一刻起，她就不停地说，不停地说——说得我根本没法插话。”南希想，或许赖莎的这种举动是缺乏安全感的表现。但在经过多次各种理由、各种场合的见面之后，她确信“赖莎从来不会停止说话。”赖莎在之后的访问中表达了想参观白宫的愿望，主人也为此做好了一切准备。不巧的是由于时间太紧，无法参观私人房间，于82
是赖莎只参观了白宫里的公共部分。对于这些房间里的艺术，赖莎有一大堆东西要讲。她发现大堆随同的记者比女主人还要耐心地在倾听，因此没有觉察到女主人越来越恼怒。南希·里根拉了拉她的袖子。“最后我不得不对她说：‘如果我们再不快点的话，就没有时间喝咖啡了！’”就这样赖莎还抓紧时间回答了一个记者提问：她是否能够想象住在白宫里？不，这里更像是一个博物馆！南希确实是愤怒了。另一方面，赖莎却在俄罗斯的电视镜头前抱怨，说南希在两人共同举行招待会之前给她打电话，告知她该穿什么服装的问题。另外她还不忘记煽起俄罗斯观众的不满：南希必须知道，她是买不起这些衣服的，因为她的每件衣服都是自己掏钱。人们可以确定的是，这两人相互反感。或许南希的猜测是对的：赖莎缺乏安全感。事实上，赖莎在每
筲赖莎和南希——两人相互反感。
《权力巅峰的爱》 一个俄罗斯童话一个俄罗斯童话（3）
次出访前都做极其认真的准备，弄得她手下的人都疲于应付。顾问格奥尔吉·普里亚辛每次都得拖着无数的文件夹和目录卡片随行，还得随时回答她的发问。塔吉亚娜·科马诺娃作为克里姆林宫的记者曾多次陪赖莎出访。她觉得，她能感受到赖莎身上的压力，还有更多的是害怕：在人多的时候、在记者面前以及在摄像机面前，“出于纯粹的自我保护，她使自己的行为举止像一个大学教授，而她事实上也是。她很快地进入这个她所熟悉的角色，因为只有在这个角色里，她才会感到安全。”科马诺娃曾经很坦率地与普里亚辛谈过这个问题，并且建议，在对出访的国内报道中最好给赖莎做单独采访，这样她会表现自然一点。“对于国外媒体来说当然是另外一个样子，一切都OK。她看起来不错就行，因为她说的是俄语，没几个人能懂。”因为这个建议，科马诺娃成为任职时间最长的克里姆林宫女记者。普里亚辛自己也无计可施，“这让我怎么跟戈尔巴乔夫说呢？我们决定，尽量少让赖莎在屏幕上出现，我们也这样做了，而且事先没有跟戈尔巴乔夫打招呼。”对于戈尔巴乔夫来说，他是绝对不会跟妻子谈及关于她的影响的话题的，这会伤害她。任何一个与他们夫妇接触过的人都会清楚地感觉到戈尔巴乔夫对赖莎的这种保护和照顾。科马诺娃回忆：“我们在西班牙参观一个博物馆的时候，赖莎逗留在某个展室，而戈尔巴乔夫已经走了出去。当我走出博物馆的时候，看见戈尔巴乔夫站在汽车旁，对着身边的保镖叫：‘赖莎呢？赖莎在哪儿？’语气中充满了担忧。我有一种感觉，他很害怕，怕她走丢了——就像一个84
赖莎和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小女孩。这个场景看起来有些滑稽，我还从来没有经历过这样的事情。这可是国事访问，而他居然担心他的小女孩会走丢。”在马德里，戈尔巴乔夫夫妇还视察了俄罗斯使馆。一位女工作人员大胆地提出了有关赖莎传言的问题：“赖莎·马克西莫夫娃，关于您在政治问题上影响您丈夫的事是真的吗？”——“不，是他影响我。”赖莎尖锐地反击。戈尔巴乔夫最亲近的工作人员都看到，戈尔巴乔夫忍受着这种对他妻子的攻击，但他仍然一如既往地对待她，这看来已经超出了两人团结的定义，“我说过，关于我妻子的那些事情，我是不会改变的。我遵守了我的诺言。这是第二个改革，它的意义一样重要，因为男人和女人的关系对于任何一个社会来说都很重要。对俄罗斯来说这也是一种革命。”事实上，虽然男女平等被写在了法律条文里，但在日常生活中，俄罗斯的大男子主义仍然盛行：大多数的女人们和她们的丈夫一样辛苦工作，但在工作之外，她们还被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