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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主义的兴起，是二十世纪晚期全球意识形态的一个重大变化：权力的多极化和文化的多元化正在分解人类的版图；而另一方面，全球资本和经济的一体化，则企图重组被分裂了的世界。这就是我所指称的〃福格森景象〃，它呈现为两个层面的互相逆反的强大脉动。全人类都为之受到震撼。
但福格森景象并未如人们所期待的那样把世界引上繁荣的道路，恰恰相反，权力及文化的多极化，导致民族主义的走火入魔，伊斯兰恐怖主义和亚洲军事极权主义风起云涌；另一方面，市场的全球化导致严重的亚洲金融危机。而后者又反促了市场民族主义的崛起。结果，人类的运动都趋于同一个方向：民族主义对世界实施了有力占领。
中国的民族主义思潮不仅是对这一环球思潮的简单响应。经济复兴和中产阶级的形成、民间资本的迅速增长，制造了一个所谓〃大中华〃和〃二十一世纪巨人〃的壮丽图景。西方的左翼政客和学者也加入了这一合唱，后者正是中国九十年代民族主义思潮的一个热烈基调。在西方〃妖魔化〃中国的同时，中国知识分子也已经〃妖魔化〃了西方。这场互相抹黑的运动为后冷战时代提供了新的新闻素材。
我并不想在此否认民族主义对于发展中国家的激励意义。我只想探究由此产生的民族话语在九十年代中国所产生的反响。我们已经发现，任何样式的民族话语，总是建立在民族情感的基础之上，以道德话语和国家话语的面目涌现，并在宗教的界面上完成其终极追问的作业。而除了张承志和北村，绝大多数中国作家并未企及这一目标。他们仅仅驻扎在〃民族－国家－人民〃的三位一体的结构中，去题写〃道德－情感－历史〃的中间价值文本。余文（有时候还应当包括贾平凹和张炜等等）正是这方面的一个范例。在散文或随笔的情感（情操）性言说中，历史话语和道德话语得到了〃宏大的〃展示。
是的，如果我没有弄错，民族历史和民族地理，是余文所有母题之上的首席母题。在〃苦楚〃行旅的地理路线中，时间语法悄然展开，令读者倾听到了历史之爱的细弱回声。这回声缭绕着以往的保守而忠诚的气息。
这种民族主义气息在余文的那些海外之旅中获得了最直接的言说。在〃漂泊者〃和〃华语情结〃里，旅行者的异乡际遇成为民族自恋的一次证明过程。作者在新加坡观看华人组织的一场台湾相声剧演出，然后再去吃宵夜，这些细小的生活细节引发的竟是最赤裸的民族豪情 ：
理直气壮地用华语叫菜，今天晚上，这座城市的笑声属于中国人。
《华语情结》
利用对海外华人的言说的转述，去点燃〃民族自恋〃的激情，这种毛时代的政治宣传技巧，现在又一次推进了民族之爱的燃烧，使之成为余文的一个基本话语标记，像固执的烙印那样，悄然遍及所有的言说过程。
让我们再次回到《道士塔》这个被放在〃苦旅〃之首的重要文本，它是用来打开全书密码的〃话语钥匙〃。我们已经注意到其中话语立场的某种古怪。敦煌的全部〃宝藏〃受到了〃外国人〃的〃掠夺〃，令作者深感大耻大辱。但正如作者所承认的那样，那些〃外国人〃〃都是富有实干精神的学者〃，而王道士却只是一个〃太卑微、太渺小、太愚昧〃的文化破坏者。根据这一简单的逻辑，斯坦因等人应当是拯救敦煌艺术的英雄。但他们却仍然是一些被钉在道德耻辱柱上的〃外国〃罪人，这取决于一个〃极基本的前提〃，那就是：〃什么都成，就是不能这么悄悄地运走祖先给我们的遗赠〃。
尽管作者不得不承认，〃比之于被官员大量糟蹋的情景，我有时甚至想狠心说一句：宁肯存放在伦敦博物馆里〃。但面对这种〃两难〃，作者最终仍倒向了狭隘民族主义的道德情感之中：〃我好恨〃一语，犹如一个浅薄的道白，言说着民族忧患的无限哀痛。
必须注意〃外国人〃这个词在余文中的重要价值：它是一个语义的简单界限，分野着两个截然对立的价值体系：中国与外国、中国人和外国人，如此等等。这一划分传统起始于明末清初汉族文人及前朝遗臣，而后便成为满清政府抵抗西方文明的基本术语，并且被此后的历届民族主义政府所沿用。我不想在这里详细回顾这一历史，我只想表明，在一个〃文化开放〃的时代，继续以如此幼稚的二元划分去维系一种狭隘的民族主义言说，只能令作者再度陷入历史话语的逻辑矛盾之中。
众所周知，印度是敦煌文化的主要策源地。敦煌艺术与其说是汉华文明（中原文明）的一个变异结果，不如说是印度佛教文明的一个北亚支流。就其艺术造型风格和宗教话语起源而言，它都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外国进口货〃。更何况唐代前后的敦煌，曾隶属过不同的民族和国家，其民族和地理属性在当时就已相当〃可疑〃。余文在言说敦煌艺术的归属时，有意规避这些基本历史常识，其结果只对阅读者及其自身产生严重的话语误导。
另一方面，任何稍有常识或头脑的人都会看出，如果没有斯坦因等〃外国人的冒死拯救（无论其动机如何），这些经卷、写本、绘画和唐塑都将不复存在，而〃敦煌艺术〃只能是一个停滞在历史深处的空洞名词。
毫无疑问，我们面对着两个完全不同的〃语法规则〃：第一个规则是：只要敦煌艺术得以保存，无论它属于哪个国家（民族）。第二个规则却是：只要它属于（存在于）中国，无论它是完物还是一堆灰烬。耐人寻味的是，余文最终屈从了后者。这是传统中国知识份子的一个最简单而直接的选择。它再次显示了狭隘民族主义语法的有力性：面对民族的〃羞辱〃，一切〃学术〃（理性）规则都将丧失功能。
毫无疑问，中国的艺术品无论被哪个博物馆收藏，它的创造者永远是中国人，迄今为止，我没有看到和听说过任何西方的博物馆，在展出中国文物时胆敢声称这是他们本民族的杰作。无论它在〃资产所有权〃方面经历了多少次转换，它的〃名誉著作权〃均属于中国。显然，〃资产所有权〃是一个法律问题，但与〃文化〃无关；〃文化〃所关注的仅仅是〃署名〃问题。但奇怪的是，长期以来，中国的许多教科书却始终混淆这两个概念，并藉此进行反西方的民族主义煽动。
余文里所沿用的上述民族主义理念，究竟是作者的真实立场，还是只是一种用以取悦读者的话语策略？这个问题是我关注的要点之一。如果是前者，那么它是意识形态问题，如果是后者，那么它是言说问题。而在我看来，它事实上是一个双效的话语按摩器：一方面慰抚大众的灵魂，一方面慰抚传统知识分子的〃人格〃和〃良知〃的自我面庞。这种双重的话语功能是余文获得市场推广成效的原因。
余秋雨：抹着文化口红游荡文坛“人格结构”与“忧患意识”
由于余文里到处分布着的〃人格〃语词，迫使我们不得不对这些构筑着民族主义圣殿的话语基石作进行必要的审视。我已经说过，余文的煽情功能正是在道德话语的层面上得以实现的。余文中通常出现的是两类语词：描述性语词和界定性语词。前者如〃邪恶〃〃高贵〃（注意不是〃高尚〃）、〃叹息〃和〃流泪〃，后者如〃人格〃〃学问〃〃民族〃〃小人〃和〃文化良知〃等等。这个语词谱系颇能显示余文的道德基调。
《山居笔记》中的《历史的暗角》一文，是这方面的一个范例。这篇谈论〃小人〃的文章，是随笔和学术论文的混合物，或者说，是一篇在形式上完全失控和失败的散文，但在用道德话语更替历史话语方面，却显示了某种耐人寻味的特点。把历史人物分为〃君子〃和〃小人〃两类，藉此对中国政治制度进行界定，这种道德语法的干涉是对历史纯粹性的最大瓦解，但它却营造出散文生长的美学气氛：在某种意义上，文学才是道德力量的坚实容器。
由于道德话语的大肆介入，历史的真实面目变得可疑起来。从道德学的角度看，政治与〃卑鄙〃〃肮脏〃与〃厚黑〃是天生的联盟。没有任何一个政治〃伟人〃能够回避〃阴谋运作〃。只要查一下清史就会发现，就连作者竭力赞扬的康熙，其执政手段同样布满〃小人〃和〃暴君〃的印迹，他所开创的〃文字狱〃，成为满清国家最臭名昭著的劣行。幻想政治的〃君子之治〃，不过是传统中国知识分子的一厢情愿。在政治史的读解中引入〃小人〃概念，企图藉此阐释历史，或者借古讽今，抨击周遭人事，只能引发双重标准下的价值混乱。这最终导致了余文在历史学范畴内的挫败。
而越过〃小人〃的不道德的面容，那些有关〃人格结构〃和〃文化良知〃的道德语辞，在更为深切的层面操纵着言说的进行。
〃人格结构〃是一个非常古老的〃理学〃概念，它与心理学中的所谓〃个性〃毫无干系，而是直指历史人物的所谓道德主体，并试图藉此对历史景象进行全面阐释。而〃文化良知〃则是〃人格结构〃中最动人的一极，它显然指陈着传统知识份子进行自我内省和外在批判的力量。毫无疑问，在余文中，〃文化〃只是作者的某种变通的用语，它不过是〃政治〃一词的某个意义更为暧昧的代词。〃文化良知〃，或者说得更确切些是〃政治良知〃，成为作者对苏轼（《苏东坡突围》）、朱熹（《千年庭院》）、黄宗羲（《乡关何处》）、阮籍和稽康（《遥远的绝响》）进行历史鉴定的基本尺度，并由此派生出了〃高贵〃〃可爱〃之类的道德评语。
而在所谓的政治或文化人格之外是某种〃商业人格〃（《报愧山西》）。如果说传统道德信念在政治和文化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