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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疑问，家园－母亲－水体的联合话语在这里所扮演的特殊角色是颇不寻常的，作为大市场原则所制造的产品，它显示了中国大陆当代文化在走向软化、平面化和轻快化方面所企及的程度。这种软性话语起始于邓丽君的一声娇媚浅唱，而后渐次转换为文人的婉转长吟。这是从过于坚硬的毛式话语（毛语）大步后退的结果。但由于这种后退，中国文化体系中的阴柔话语再次主宰了市场，并把当代散文进一步推向积弱状态。
不妨让我们看一下鲁迅的《野草》和《天涯故事》之间的悬殊差异。同样是关于行旅的言说，同样指涉了逃亡、绝地、死亡以及存在的意义，但前者所拥有的苦痛和绝望是罕见的，它的凄厉追问逼近了人的生存的最后底线。而在另一个端点，余文却呈现出一个轻快、轻浮、轻松和轻贱的〃四轻〃面貌，这是〃生命中不能承受之重〃和〃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的一次极不协调的对峙。散文和散文之间的距离与价值竟是如此遥远。
余秋雨：抹着文化口红游荡文坛当代散文的细小命运
与诗歌相比，中国散文在其历史进程中始终扮演了一个可悲的角色，散文是诗歌与小说的话语残渣，堆积在文学史的边缘，成为每个时代主流话语的底衬。在唐宋年间，它是诗词花瓣以外的枝叶，而在明清和近代，它是宫廷诗歌和民间小说的附庸。只有在民国的动乱时代，散文获得了翻身的锲机。政权更替、军阀混战、农民暴动和白话文的诞生，推动了政治话语的繁荣。
散文首先呈现出政治檄文的激越面貌，而后才在文人的亭子间（四合院）里发育为温柔敦厚或温软香侬的小品。胡适之、林语堂和周作人（最后才是张爱玲）渐次开拓了散文进军书案和卧室的道路，晚间灯下的亲切〃娓语〃（林语堂语）成为散文主流。只有少数作家坚持了尖锐的写作姿态。鲁迅无疑是这方面的代表，他的《野草》不仅是其毕生最杰出的作品，而且也是现代散文最具魅力的文本。由于这个人的存在，〃娓语〃和〃锐语〃发生了长达大半个世纪的对峙。
鲁迅的早期〃锐语〃（以《野草》为范本），一方面保持了犀利、批判和愤怒的言说风格，一方面深蕴着生命幻象、爱语、对瑰丽事物的迷恋、以及在一个宗教缺席的语境中探求终极真理的渴望。越过黑暗的坟场，〃过客〃的绝地追问，超出了他自己的彷徨目光，成为回荡于二十世纪早期的最凄利的叫喊。
然而，二十年以后，鲁迅竟变成了一个冷酷的话语杀手，〃横眉冷对〃着他所蔑视的世界，沉浸于世俗的诸多仇恨（党争、门派之争及私生活之争）之中。他的后期杂文（通常被认为是〃散文〃的一种）成为中国文化史上〃仇恨话语〃的极端代表，混合着反讽、刻毒的隐喻和尖酸的嘲笑。在中国历史上，还没有任何人能够像鲁迅那样，对〃千夫〃进行广泛而有效的话语杀戮，并在其身后制造了无数个〃冤狱〃。这正是他获得毛泽东赞赏的主要原因。在一个〃仇恨入心要发芽〃的革命年代，鲁迅是话语战争中最伟大的〃旗手〃和〃主将〃。
而在鲁迅坚毅冷峻的面颜的背面，〃娓语〃的亲切温和的面貌并未消失。经过了数十年、尤其是〃文化革命〃的〃洗礼〃，毛的话语革命（文化革命的一部份）遭到彻底挫败。在数十年尘封之后，毛语和鲁语终于被一种在姿态和质感上都更为柔软的话语所替代。八十年代后期，林语堂和周作人开始从书本中逐渐复活。这也就是〃娓语〃大规模复活的一个信号。作为鲁迅的兄弟，周作人提供了一种截然不同的话语经验。
稍后，一种由《新民晚报》等媒体推出的晚报语体悄然涌现，其中包括了所谓的〃小女人散文〃〃夜壶箱小品〃〃厨房文学〃以及各种〃午夜耳语〃和〃豆腐干絮语〃。这些南方式的话语〃宵夜〃，与北方（北京）式的胡同俚语（以小说和电视连续剧为主要样式）风格截然不同，却共同标志着文人与市民的和解运动揭开了序幕。在这场运动中，出版商获得了空前的利润。而散文本身的收获更是空前绝后：在中国文学史上，散文首次同小说一起成为话语时尚和主流。
然而，以小日子、小情趣、小思想和小笔触为基本特征的〃小散文〃，尽管获得城市市民的热烈鼓掌，其局限却是不言而喻的。对于一个充满著阔大意象的中国文化而言，它也许只能是某种日用文化缀品，或者说，它充其量只是家庭里的一个细小的摆件，汇入了由日历、草纸、钟表、硬币、钥匙环、打火机以及茶具聚集成的日常风景。
这就为所谓〃大散文〃诞生提供了一个有力的理由：散文需要长〃大〃，需要更为〃大气〃的构架和运作。正是基于在这一文化策略，上海的〃东方出版中心〃（原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上海分社和知识出版社）推出了〃文化大散文系列〃，这是出版商以敏锐目光介入宏观话语建构的一个范例。而令人失望的是，作为这套丛书的首选之作，《文化苦旅》的商业价值却远在其〃文化〃价值之上。尽管余文具备了某些〃大〃的要素－－悠远的历史、博大的地理、以及苦楚行走的文人豪情，但这些外在的话语时空，并未解决散文的内在的话语力度问题，恰恰相反，它使这些问题变得更加尖锐。
但是，只要变换批评的视角就不难发现，余文所具有的优点是不言而喻的。在我看来，历史散文正是作者最为脆弱的部份，作者的才识和言说技巧难以支撑这一宏大的话语框架，但在另一方面，余文中的某些乡情散文或游踪散文，如《信客》《酒公墓》和《庙宇》之类，却仍然流露着某种魅力：迷人的乡村故事行走在在质朴言说的松软小路上，散发着没有矫饰的清淡气味。这是余文中最有价值的部份，它把余文还原到了〃小散文〃的级位。而后者才是余文所应是和应在的位置。事实上，公众在读码方面比评论家们更为正确：他们从未误解过余文的话语本性。
在我看来，余秋雨进入历史和政治话语领域是一个错误。他旅行于一个他完全不能驾驭的领域。并陷入了阔大的迷津。我们已经看到，余文所依据的所有政治、道德文化和历史〃线索〃（即人们通常所说的）都是相当可疑的，他们构成了迷津中最阴险的圈套，令急欲摆脱困境的苦旅者更深地迷失。而这才是最令人痛楚的话语事件。在一个精英已经崩溃的时代，任何企图扮演精英并渴望受到人民喝彩的行动，都已面临难以破解的困境。
而更令人担忧的是，余文所依托的那些陈旧的话语体制，正在这个大变革的时代里缓慢地崩溃。我痛切地看到，所有出现在这些怀旧书页中的言说都是一种挽歌，哀悼着所有正在随风而逝的政治、道德和文化传统。余文并未让历史向我们开放并成为我们的，恰恰相反，它显示了一个旧式文人的普通特征 ：屈从于陈旧的历史阐释和历史语法，同时又沉醉在一些细小的话语改造之中。而这样的文本无法成为新散文的方向。
散文应当从这思想的迷津中彻底解放出来。散文应当终止这种紧张的文化漫行，返回到伫立、安坐或躺的舒适状态。在一个高速运转的超级资讯时代，散文完全没有必要成为思想者的承重文本。〃四轻〃应当成为散文的常态，而〃娓语〃才是当代散文的主流。对此我不应有任何异议。在一个无需〃原创性〃的时代，散文作家应当放弃进行精英话语推销的使命，他们的工作现在已经变得非常轻松和简单：只需进行各种小型话语复制（〃克隆〃）：从历史和当下生活中拷贝一些感觉和话语碎片，然后把它们拼贴到〃散文〃文本里，藉此维系住一个与公众充份和解的状态。流行散文的真正面貌就是如此。
王蒙：城头变幻大王旗王蒙迷雾
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王蒙无疑以他勤奋而富有才智的创作占据了一隅显赫的位置。众多不乏重复的评论，曾经异口同声地肯定过王蒙的忠诚和信念，王蒙的敏锐的宽容。以及王蒙大胆的艺术精神和多才多艺。虽然在枝节问题上不乏否定之音，但王蒙终于不仅在五六十年代他那个打成右派的作家行列中显得卓然不群，而且在比他更年轻的一代作家中，也是一面最先冲击着沉闷的文坛的旗帜。不过，在新旧观念交替和反复的大变动时期，在老中青作家之间的代沟显得越来越深的时候，王蒙以他的应变能力获得了差不多来自几方面的喝彩，
也遇到了各式人等的批评，这种现象不啻是饶有情趣，它的正面和负面，无疑还蕴含着中国文人特定的文化心理及其人格方面的内容。王蒙实际上不仅仅是作为一个有良知的作家，而且还是作为一个深谙中国政治环境的作家，作为一个集传统儒道文化于一体的大成者，机智地活跃在当代文化发生深层裂变的缝隙中。虽然在内心深处我相信他会有和中国大多数知识分子相同的苦闷，但是他的素质所产生的自我调节力，使他总的看起来生活显得并不太坏。精明与圆滑，深刻与噱头，自我保护与保护他人，宽容与愤怒，他都运用得游刃有余，并使王蒙看起来好似一团难以驱散的迷雾。的确，驱散这团迷雾是困难的，但这又是必须的。
王蒙：城头变幻大王旗权威意识与忠诚信念（上）
最先映入我们眼帘的王蒙形象，大概是80年代由岳之峰、钟亦成、曹千里、张思远、缪可言这些一生坎坷多舛、但始终保持着对我们革命事业无比忠诚的人物组成的。借用李子云当初的话说，这些人物群像浑身充溢着“对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