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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我怎么知道。”白天明严肃地说。
“对对。”姑娘也严肃起来，“你自己看不见自己的眼睛。”说完，又笑起来。白天明也笑了。
“来，为了那天晚上你的帮助，也为了你的调令，干一杯！”姑娘举着酒杯同白天明碰杯。
白天明也说：“好，为了你康复出院，干杯。”
我们祖先是聪明而幽默的。他们发现了茶与酒在沟通情感、活跃社交方面的特殊功能，深刻而又稍带夸张地总结道：“茶为花博士，酒为色媒人。”倘使不从轻桃的含义去理解“花”与“色”，那么这句话可以翻译成：“茶是交友的介绍者，酒是传情的联络人。”倘或烈酒会使人的情感燃烧，以致于超越礼貌的国界，那么柔和的啤酒，既可以温暖人们的心，活跃人们的舌头，又可以让情谊在使人愉快的氛围中自然地交流。同朋友啜饮些啤酒吧，这是让人幸福的液体。
这幸福的液体，提起白天明的精神，让他忘记了他和姑娘只是初交。他象是会见一位至亲好友的小妹妹，出神聆听着姑娘娓娓而谈。
姑娘什么都说：大提琴呐，水蜜桃哇，圣桑的《天鹅之死》和输尿管里的结石……
“三块，有这么大呢！”姑娘夹起一块鸡丁，象大拇指甲般大小，“难怪那么疼。哎呀，想起来了，那天晚上我是不是咬过你一口？对不起，真对不起，赔你一块肉。”说着把这块鸡丁放到白天明碟子里。
他们快快活活地吃了一顿饭。然后顺着大街信步走着，不知不觉竟走到北海后门。
“天还早。进去风凉风凉。”姑娘说，“你没事儿吧？”
“唔，呆一会儿吧，也好。”白天明说。
北海公园里，暮色已经降临到湖面。将要隐退的绛紫色的晚霞，依恋着山水，挣扎着把最后的色彩，投向人间。晚风却不依不饶地起劲地吹，一定要赶走多情的晚霞。晚霞在天边滞留着，但终于悲哀地躲到山后。早现的几颗星睁大眼睛望着山峰，要窥探晚霞的归踪。接着，调皮的群星一个接一个地溜出来，在天上眨着眼睛玩儿。好象在起哄似地呼叫着月亮。月亮出来了，懒洋洋地蹲在天边，终于抵不住人世的诱惑，升到天际来痴迷地望着地上的万物。于是，清冷的银色的光朦朦胧胧地撒下来，让四处一片迷离，让人觉得胸臆间泛动着淡淡的惆怅。
白天明和姑娘坐在五龙亭临水的栏杆凳上，任晚风吹动他们的衣襟，头发，撩动着他们的心绪。
“哎！”姑娘轻声地招呼白天明，“白大夫，你怎么还不结婚？”
“你，你怎么知道我……”
“我什么都知道。同仁医院的孙大夫告诉我的。他是你的同学，是吧？”
“嗯。”
“为什么呢？”
“什么？”
“为什么你不结婚呢？”
“什么也不为……没好好想过。”
“这回答不准确，可也挺真实。我以为你会说为了工作，为了事业呢。”
“那么回答不好吗？”
“虚假。连居里夫人都结婚。”
白天明沉默了。
“我挺讨厌，是吧？要不，就是太没规矩？”姑娘问他。
“怎么会呢？”
“你们五、六十年代的大学生，不是很拘谨的吗？”
“谁说，我们的大学生活可丰富呢。男女同学之间也很亲密，因为大家都很单纯。”
“我相信。你们都太单纯了。单纯到傻的程度。”姑娘说，“这么说，你生气吗？”
“我哪儿那么多的气。”
“不生气就好。你爱幻想吗？”
“哪一类的幻想？”
“幻想还分什么类？分科不分？内科，外科，小儿科……哈哈，对，幻想都是小儿科的。”
“我爱幻想。在外地我常常靠幻想生活。”
姑娘睁大眼睛看着他，吃惊地说：“哎呀，我可得对你更加另眼相看。你竟然承认你爱幻想，还靠这生活。”
“这有什么。幻想是理想的基础。”
“你不是哲学家。谈谈你的幻想吧。”
“我常常想起我小时候……”
“那是回想，不是幻想。”
“回想中有许多幻想，我说不清那些回想是不是真的有那么回事。一定掺杂了好些个幻想。”
“嗯，这还有道理。”
“你呢，你有什么幻想？”白天明问她。
“我？多了。幻想我成为大音乐家，幻想我在维也纳指挥大乐队。”
“干嘛非到维也纳？”
“不知道，也许因为我没去过。我幻想我非常美丽，我幻想大家都爱我，而我并不理他们。我幻想我所爱的人在遥远的地方，只是傻愣愣地瞅我。我幻想我抱着我的大提琴飞到天上。我还幻想我养了只大熊猫，咔嚓咔嚓地咬竹子……”她忽然停住不说了，呆呆地望着湖水出神。
公园管理处的工作人员，用浑厚的男低音在大喇叭里劝告游园者赶快离开公园，因为“净园的时间到了”。
“多好的男低音，可借了。”姑娘站起来，“走吧！”
路灯一下子全暗了，姑娘不由自主地抓了一下白天明的胳膊，又赶紧放开手。
白天明和姑娘并肩走在黝黑的路上。他忽然笑起来，说：“真奇怪，咱们一见面就这么熟了。象是老朋友，是吧？”
姑娘看看他：“你才怪呢。这问题还用得着问？！”
白天明又不说话了。
“你问呐！”姑娘说。
“问什么？”白天明反问她。
“哎呀，我的名字，我在哪儿工作，今年多大了，住在哪儿？这才是你该问的。”
“那那，你看，你看，我以为我都问过了呢！”
“记住，大夫。你救的病人叫叶倩如，芳龄二十六岁，电影乐团的大提琴手，家住月坛北街，尚未妻配。因为，在她眼里，还没有看见一个值得她爱的人。而她自己，除了好胡思乱想之外，还因为从小拉大提琴，拉成个小驼背，不能引起任何男人的垂青。完了，再见！”说罢，大步走到前面去，再也不理睬白天明了。
第九章
“你站住，回来。不然我就要在全院职工大会上批评你！”安适之朝气冲冲地奔屋门走去的孙大勇喊道。
孙大勇站住了，扭回头瞧瞧安适之，嘴角朝下那么一撇，说：“你乐意，你就批。你不就这两下子嘛！这人们不怕。我告你说，现在可不是‘四人帮’那时候儿啦。您上眼瞅瞅，今儿是一九八二年八月三号。”说罢，拉开门就走了，气得安适之把手里的书“啪”地扔在桌子上。
安适之在屋里转了一圈，走到电话机前头，拨郑柏年办公室的号码。电话铃响了半天，没人接。他生气地撂下听筒。
安适之不能不生气，连这个在全院臭了街的孙大勇都敢公然顶撞他，而且搬出“四人帮”来暗示他那时候的飞黄腾达，这不成心寒碜他，给他心里扎刀子嘛。那么，孙大勇以外的人呢？那些嘴里不说，心里憋坏的人们呢？难道他们不是沉默的孙大勇？他感到孤独，同时也觉得有点惶恐。他坐到沙发上，打开落地风扇，陷入了沉思。
他想要给那些隐藏的对手，那些心怀巨测的幸灾乐祸者一个响亮的警告，这警告就由孙大勇开始。他想建议让郑柏年签发一个公告，开除孙大勇，或者起码留院察看二年。这就叫杀鸡给猴儿看。
孙大勇的确是把柄最多的一个人。他差不多干遍了新华医院所有的科室，并以所有的科室都嫌弃他而告终，如今在医院“待分配”。他先是在内科病房当护士，结果呢，两次配错了药，把缓泻药送给腹泻不止的病人，把发汗药送给肺结核病人，差一点儿让二位虚脱而死。后来，他调到外科，专管推送病人到手术室去的工作。手推车行进的走道是条弯曲的斜坡，由二楼到一楼。小伙子觉着这条走道很象是练习飞车走壁的场所。一次，他奇兴大发，小跑着把小推车撤了手，看它以美妙的姿态向下冲去。拐弯时，手推车重重地碰到墙壁上，把病人整个翻下车来，使这位肠套叠患者，除了在腹部开刀之外，还在额角上缝了三针。那时候，郑柏年正在日本开会，他一回医院，全科医护人员就对他发出雷鸣般的指责，说他不应该收下这么个宝货。最后全体一致，以民主表决的方式，恭送孙大勇的大驾启程。孙大勇又到了中药房。他聪明的头脑，立即发明了“抛撒抓药法”。他废除了量药的戮子，而改用“手秤”。其操作法如下：将三张白纸平摊于药柜平台上，拉开所有常用中药的抽屉，以备随时伸手可抓。然后，一目斜视药方，另一目搜寻药屉，右手伸入待抓药品之屉中，抓取药品，略掂一掂，以衡量其重是否约等于一剂药量之三倍。然后，由右向左，将手中之药抛向事先铺好的三张白纸上。待所有药物都抛撒完毕后，即行包扎。这时，便可大呼小叫：“35号，三剂中药。”
这方法虽有简单快捷之效果，却也有药量不准、不匀的毛病，使老中医们费尽脑汁斟酌增减的一克两克药量，全变成无效思考。所以，这“先进”工作法常常受到等待取药的患者的惊呼。除此以外，孙大勇还常常顺手抓些乌梅、大枣之类放入他的口袋，回到宿舍用电炉子煮红枣汤或者乌梅汤。至于山楂丸之类的成药更是时常充盈在他的衣袋。他那时的最高愿望，是盼望药方上多开些黑芝麻、大枣、桃仁、怡糖之类，好让他回家熬八宝粥喝。可惜，这不高的理想尚未实现，他就被调入供应室。那里没有五子衍宗丸可供他随时补精壮阳，只能每天坐在圆凳上搓棉棒。以五大三粗的壮汉，对付那小小的棉棒，应当说是绰绰有余吧，可是偏不，孙大勇搓的棉棒，一伸到酒精瓶里，那棉花就与木棒闹“离婚”。急诊室的护士又群起而攻之，安适之一气之下，把孙大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