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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间流行一句口头禅：‘如果它可以导致流血，它便领导一切。’”〔《下世纪》（The Next Centry）〕。最有意思的媒介批评来自《华盛顿邮报》的本•；布莱德利，在他眼里，美国媒体盛产“煤油新闻”，“记者们将煤油倾倒在任何冒烟的地方，甚至都来不及看看到底什么在冒烟以及为什么冒烟”。
巴黎大学的吕西安•；斯费兹（Lucien Sfez）教授感慨人类已经进入了一个“充耳不闻”的传播时代，我们什么都听，什么也听不见。然而，不可否认的是，媒体在不知不觉中完成了对群体的催眠与操纵。所幸，不少欧美知识分子意识到“巨无霸媒体”的形成已经开始威胁到民主。上世纪九十年代，卡尔•；波普尔在《这一世纪的教训》中指出，新闻媒体必须接受社会的监督，否则它有可能造就“第二个希特勒”。这位早在上世纪四十年代便以《开放的社会及其敌人》一书扬名的坚定自由派知识分子在接受意大利媒体采访时反复强调媒体审查的必要性，让其志同道合者匪夷所思。紧随其后，法国著名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在《批判电视》中对新闻记者在权力与资本面前所表现出的自律与同谋忧心忡忡。诡谲的是，布迪厄“反驳电视机”的演讲，却是通过他批判的电视讲话的形式完成的。对此，《外交世界》总编辑拉莫内在《第五种权力》一文中表达了另一种担心：当无冕之王不但背叛了人民，并且带着军火辎重投奔了权力与资本时，我们将如何奋起自卫？
在世界各地，我们不难发现许多以“主流媒体”自居的“传媒恶势力”，不但不维护民权，反而与民主宪政为敌。举例说在西班牙“311恐怖袭击”发生后，阿斯纳尔等政客也为赢得竞选操纵传媒。惨案发生后，选前三天的竞选活动被迫终止，代之以一场铺天盖地的媒体政治战。以首相阿斯纳尔为首的西班牙人民党，不惜动用国营电视台，刻意掩盖伊斯兰教恐怖分子涉案的线索、操控舆论，企图嫁祸于巴斯克武装独立运动组织，从中获利赢得选战。面对偏颇的官方资讯，许多西班牙人持怀疑态度，人们纷纷利用电子邮件、网上聊天和手机短信传递消息、互答狐疑，从而确保了萨帕特罗领头的社会党最终赢得选战。这些事例无不说明，只有社会自由才能真正保障新闻自由。
美国学者保罗•；库兹（Paul Kurtz）曾经指出“媒主”（Mediacracy）威胁“民主（Democracy）”。在民主时代人们可以像在自由市场里一样充分自由地表达自己的观点，而当媒体掌握在少数集团手里，便会出现寡头媒体越俎代庖、替代人们当家做主的混乱局面。无疑，当那些具有代表性的大众观点被媒体过滤，原本完整的社会理性就像陆地一样被海水冲去一角。长此以往，民主必将失去立锥之地。
谈到“媒主”，不由得让我想起中国那些忙碌于市井街衢、穿行于家长里短中的“媒婆”。这些婆姨嘴上长痣，能说会道，“会说媒的两头瞒，不会说媒的两头传”。不可否认的是，当被说媒的双方放弃求证的精神，或者说任由媒婆海阔天空地吹牛，最后拼搭成对，多半是有一方要吃亏的。不可否认的是，当媒体失去公义之心，其在公共生活中所起的作用亦不过如此，信息过滤与原创谎言使“媒主”代替了“民主”，缔造了无数辛酸孽缘。媒体本应担当“民间议会”的重任，然而，如果该议会完全被权力与资本控制，那么其在“肯定”与“重复”中树立的只是资本与权力的领袖权威，而非公共舆论本身。
应该看到，政党与其他社会团体喜欢依助媒体为自己开辟疆土，恐怖分子同样醉心于利用媒体为自己营销，通过媒体绑架人民。如鲍德里亚所说，恐怖主义是对准沉默的大众的一种“残忍戏剧”。但是，尽管如此，我们不能因此怀疑媒体在推动人类进步征程中的作用，就像我们不能因为麦卡锡主义曾经盛行一时而否认美国议会的价值。显然，在我们关注媒介与权势时，更应该关注媒体背后的黑暗力量。在我们遥控电视时，更要了解我们究竟被谁遥控。
人类文明史，其实就是一部关乎信息传播的救赎史。事实上，我们对媒体持某种批评态度，并不意味着我们反对媒体或者公共舆论。与此相反，我们所要推进的，恰恰是让媒体回归社会的怀抱，担当保卫社会和推进人类进步的伟大责任。
狄更斯说：“没有坏人，就不会有好律师。”这句话同样适用于身处“乱世之中”的新闻记者与评论员。就像我们回顾知识分子的担当时会立即想起艾米尔•；左拉在“德累弗斯案”中的舍身参与，在世界波澜壮阔的新闻史上，我们同样记住了爱德华•；默罗（Edward R。 Murrow）这个名字。
默罗是CBS的王牌评论员。不可否认的是，正是这位“像艾森豪威尔一样的英雄和人物”，在那个为意识形态疯颠的时代，凭借自己的赤子之心与麦卡锡主义斗智斗勇，捍卫了美国媒体的尊严。上世纪40年代末期的美国，对广播的政治压力已经膨胀起来。麦卡锡主义出现在广播网中，列出了黑名单，从政治上对广播公司和赞助人施加压力。“这是大怯懦时期，许多有才干的人销声匿迹。”（哈伯斯塔姆）而默罗本人，这个“自由言论和第一修正案的支持者，一个典型的政治上的温和派”，在不知不觉中花了越来越多的时间和精力，努力保护他受到右派攻击和扣上红帽子的工作人员。
二战后，当默罗从“现在请听”（Hear It Now）转到“现在请看”（See It Now）节目时，和许多人一样，一开始默罗对电视持怀疑态度，因为电视“远离纸墨的纯洁，接近表演的天地”。但是，默罗成功地促成了这场转变——“只是默罗本人开始经常在电视上露面之后，这些人才开始尊重电视”。所幸在美国，即使是在麦卡锡主义流行时，媒体也没有沦为政治、国会、最高法院配合行动的“政府的第四部门”，通过“现在请看”这个节目，“在平坦大地上赫然耸立”的默罗使麦卡锡主义原形毕露。如默罗所说，我们不是心怀恐惧的人的后裔，不是来自于不敢写、不敢说、不敢交往、不敢保卫尚不普及的事业的人的后裔，我们不能让恐惧驱赶理性，一面在国外捍卫自由，一面却在国内抛弃自由。天黑道晚安，同样意味深长的是，“晚安，好运（good night； and good luck）”这句节目结束语，后来成为一部反映默罗与麦卡锡主义斗争的电影的片名。无疑，该电影和哈伯斯塔姆笔下的默罗一样，给我们留下了史诗一般壮阔的记忆。
如托克维尔所说，“当过去不再照亮未来时，人心将在黑暗中徘徊”。所以我想，今天，当我们重读《媒介与权势》，回顾那些渐行渐远的历史时，更应该看到的是生活在那个时代的新闻人的光荣与梦想，并对他们的挫折与困苦长存于心。所谓有希望的人生，或许就是赢得一场关于自我价值传播的战争。
《媒介与权势》序与前言前 言（一）
“伯德，你喜欢我的大楼吗？”
1960年9月10日，塞缪尔•；雷伯恩（Samuel Taliaferro Rayburn）稍稍提前赶到得克萨斯的埃尔帕索（El Paso）参加民主党集会。这次集会是专门为林登•；约翰逊（Lyndon Johnson）和约翰•；F。肯尼迪（John F。Kenndey）召开的。前者是雷伯恩的门徒、民主党提名的副总统候选人；后者是被提名的年轻的总统候选人，对此人，雷伯恩怀有相当大的个人成见。眼下，雷伯恩已经七十八岁。十六年来他一直任众院议长。昔日的健康已悄然逝去，癌症正在吞噬着他，对此他还一无所知。几个月来他一直感到不舒服，却断然拒绝去诊治。平时他对医生就抱有一种乡下人的不信任感。眼下甚至担心看病的消息也会在议会里不胫而走，引起他健康状况恶化的种种谣传，进而削弱他的权力，掀起对他统治的挑战。此时他认为自己充其量不过是背上出了严重毛病。他的视力也在迅速减退，已经不能阅读。此事，同样严格保密。他只允许自己最信任的助手在卧室里给他读东西。雷伯恩周围深切关心他的人们明白，他的身体一完蛋，他在政治上的控制力便会随之消失。更有人认为他在议长位置上呆得时间太长，磨损了昔日的声望和力量。萨姆•；雷伯恩［1］被迫放弃他最珍视的众院发言人的地位，仅仅是个时间问题了。〔几年前，他与好友林登和伯德•；约翰逊（Bird Johnson）周末野餐归来，第一眼看见蓝天衬托的华盛顿的轮廓时，他指着国会大厦的圆顶说：“伯德，你喜欢我的大楼吗？”话说得很谦和，语气中与其说是自傲，不如说是挚爱。他半个世纪的生命和心血都在其中，除此之外别无其他。〕
当天，他在埃尔帕索等候肯尼迪和约翰逊的时候，感到心绪不宁。难得有半天的空闲，他对身边的人说想去墨西哥看看。其中一人提出异议：这样做是否合宜？有把握吗？虽然他感到此行一定耗神费力，令人疲惫，可他的回答仍然是肯定的：他有去墨西哥一游的欲望。这有些反常。尽管在美国建立世界霸权地位的事业中，他曾尽其所能领导国会，但出访外国，周游世界却从不是他的兴之所在。他讨厌借公差做旅游，也嘲笑那些常行此道的人。在他看来，外部世界不属于他的权力辖区，不需要他去巡视。他信任总统对世界的判断。原因很简单，总统知道的东西更多，美利坚合众国的领袖也没有撒谎的必要。作为一种信念，他认为外部世界和国内政治并非密不可分。据记载，当他还是一名年轻议员时，曾出访过巴拿马运河。另一次是若干年前赴墨西哥出席了某个效忠仪式。他担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