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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正式但有点冗长的抗议信：我们极愿就阻止广播和电视采访提出我们百折不回的反对意见……他们推举已进入记者席的鲍勃•；米劳（Bob Menaugh）把这封信转交给议长。虽然米劳有点战战兢兢，了解雷伯恩对请愿书的敏感性，但他还是把信接了过来。正当议长准备离开他的办公室的时候，米劳赶到了。
“我接到指示，要我把这封信转交给你。”米劳说。
于是，本来就站着的雷伯恩把信展开，并开始大声地读起来，话语间颇有点讽刺挖苦的味道：“我们极愿提出……我们……百折不回的……反对意见……”
他眼盯着米劳，并把信撕掉了。
因此不准让记者带进众议院的正是摄像机。这个决定产生了一个深远的影响，它使得众议院更少有能力同行政当局的各个机构相竞争，并缩小了它在公众眼中的重要性。雷伯恩不喜欢电视，电视威胁着他的传统观念，因此他完全摒弃了这玩意儿。那些追随他的人继续遵守他的布告，虽然到那时他们明明白白是生活在一个电视时代。更为特别的是，在这个时期内美国国会的情况只在电视上出现过一次，屏幕中美国总统在众议院发表他的国情讲话。那些国会议员让人看起来都在那儿恭敬地鼓掌，其实他们的角色都是由总统的演讲撰稿人早就导演好了的。当总统愈来愈超出他的职责范围时，众议院决定到底什么时候让电视进入委员会的调查庭房间，去开始进行弹劾总统的诉讼程序就并不是偶然的事了。
第二部摄影机时代：CBS（十一）
猜谜丑闻
电视在商业上的巨大成就并不是没有付出代价的；盛大的猜谜节目到头来是弄虚作假的。这件事震动了全国；要是美国人民不能相信直问直答的电视游戏节目，他们又能相信什么呢？那位牵涉进去了的人查尔斯•；范多伦（Charles Van Doren）是美国文学界巨子的后代，享有盛名，他本人似乎就表明我们如果不是有罪的话，至少是脆弱和易受诱惑的。国会对作弊的反应是非常强烈的，广播界明显处于守势。在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痛苦是非常真实的，并由此做出了反应。长时间来，比尔•；戈尔登（Bill Golden），这位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杰出的设计师就一直在提醒默罗和弗兰德利要他们对猜谜节目进行调查，全城上下到处流传说那些猜谜节目是骗人的，并提醒道如果揭露真相的是一支电视队，那会对整个电视业更好些。但提醒没起作用。揭露真相的报道在报纸上发表。电视业理所当然地受到了严重损害——但仅是暂时的。
卢•；考恩当属哥伦比亚广播公司首当其冲的牺牲品之列，他当时是该电视网的总经理。考恩被认为是一位在广播界富有人情味的自由派人物——他曾在1952年当过史蒂文森的首席大众传播顾问，并在二次世界大战初期帮助过上演主要反映黑人士兵问题的系列节目，这些节目帮助恢复了黑人的一些本来面目。作为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总经理，他负有约束默罗和弗兰德利的义务，并不顾越来越大的商业上的压力，努力做工作挤出一点额外的时间来安排新闻特别节目（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他往往给国家广播公司的鲍勃•；金特纳打电话，弄清楚他在干的事情，然后把金特纳和国家广播公司日益增长的想要参与公众事务的欲望当做一块楔子去迫使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更加尽职）。当他和斯坦顿两人在私下里商量要迫使佩利更多地参与公众事务时，他多次受到过斯坦顿的鼓励，但只要佩利在场，一当佩利有条有理地驳斥他们的论点时，斯坦顿就不支持他了。到1956年的黎巴嫩危机时，这种争论达到了顶点，当时全世界似乎都处在战争的边缘上，艾森豪威尔派出了海军陆战队。考恩在新闻部的力谏下安排了实况播送联合国辩论的节目，斯坦顿表示同意，而且看来很热心。但其后佩利休假回来了，他对滥用时间和损失利润大为恼怒，事实上那场战争并未爆发证明了他们的那种警惕是多么的虚假。考恩一肚子的苦衷，但斯坦顿却没有支持过他。考恩也爆发过；他告诉他们，他来到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是因为克劳伯…默罗的传说，是因为哥伦比亚广播公司乐于服务的美名。
但考恩的地位是脆弱的。猜谜丑闻使他的地位进一步受到了影响。因为他除了是一个公众事务的支持者外，同样是一个广告人。他创造了“六万四千美元的提问”，而当他声称没有作弊时——他的态度始终是：这个节目本身就非常自然，十分吸引观众，因此他用不着画蛇添足地去作那些假——他最终还是成了一个不可避免的攻击目标，要么是他的下属就在他的鼻子底下搞了假，这样他就负有总失职的责任，要么是他本人多多少少和搞假有牵连，同时，出了这样一件事情广播网需要有一只替罪羊，而在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考恩就成了最大的替罪羊。斯坦顿发表了一系列公开声明，表明他相信考恩是无罪的，但同时又催逼考恩辞职，这个公司的利益需要一位高级人士下台，此人的职位应该很高。斯坦顿告诉考恩不要跟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其他任何人通气，并提出他应以健康方面的原因辞职（在这件丑闻的非常时刻考恩生过病）。考恩则去公开说他的健康状况良好，但由于来自斯坦顿的压力他只有准备辞职了。于是猜谜丑闻影响到了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利润至上的思想导致了这场丑闻，而有关的烦恼似乎又反映了这个系统的贪婪，反映出美元战胜了道德。谁会在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接替考恩的问题讲述了大量有关威廉•；S。佩利和哥伦比亚广播公司以及美国广播界的事情。
选中的人是小詹姆斯•；T。奥布里（James T。 Aubrey，Jr。）。即便是到了现在，快隔二十年了这个人的名字仍然不同凡响。吉姆•；奥布里［5］是个广告人中的广告人。他毫不隐晦地公开了他是个什么样的人，他想要干什么——这就是要把广播网的贪婪本性公开透露和表现出来——这使得其他的广告人感到大为恼火。他与其他人的不同所在，就在于他比其他人更加放肆、更少分辩，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总是以它的地位、质量和文明著称的。奥布里曾对手下的一位助手说（此人已对电视感到失望，觉得电视对他产生了影响，使得他严厉、残忍）：“比尔，你的麻烦是你不是一名职业杀手。你决不会在这儿成功。”奥布里毫无羞耻地说出了广播界其他人不愿承认的事实，即便这些人明明知道有些事情对他们自己和他们的工作来说是在所难免的。
他就是这样一个既凶恶又贪得无厌的人，这个人爬到了如此令人目眩的高位而又使用着如此残酷的手段，他的生涯就像一部糟糕的小说——他确实写过几部（糟糕的）小说。当他在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宣布惊人的高额年度利润时，这个人会顺便提醒说，要是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没有在公众事务节目上浪费那么多钱的话，他们的赢利本可以更高。在约翰•；肯尼迪遭暗杀的那一天，奥布里对布莱尔•；克拉克说（此人是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新闻部主任，肯尼迪的密友，在那可怕的时刻他极想在电视上播放这场悲剧，通过电视让人们看到举国上下的哀痛和美国政府为团结一致所做出的努力）：“只把遇刺的镜头反复播放几次就行了——他们要看的就是这个。”有人想要在公司播放《玻璃动物园》（The Glass Menagerie）这个节目，他却说：“你们当我是傻子，谁愿意看那玩意儿呢？这节目太悲观了。那女孩走起路来一瘸一跛的。”此人留给电视的最大遗产是一部名叫“贝弗利山人”（“The Beverly Hillbillies”）的片子，这部片子如此丧失理性、如此索然无味，以至于把人都给搞糊涂了，正像其中所描述的那样，用默里•；肯普顿的话来说这部片子是“约翰•；斯坦贝克（John Steinbeck）的人物跟斯派罗斯•；斯库拉斯（Spyros Skouras）的环境所产生的对立”。当吉姆•；奥布里在1959年接手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总经理职位时，他在同行中几乎是位独一无二的人；他认为电视广播网安排的节目过于理性化了。他打算降低格调，而他确实这样做了，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利润曲线图上的曲线也随之上升了。从一开始比尔•；佩利就明白吉姆•；奥布里是个什么样的人，并且从一开始比尔•；佩利就对他放任自流；没有人回忆得起吉姆•；奥布里干过什么值得夸耀的事情，但从该系统安排节目的文化及其原因而言他比默罗更具有代表性，尽管这两人都是比尔•；佩利的延伸。
第二部摄影机时代：CBS（十二）
只要娱乐不要新闻
如果说在奥布里之前电视就已经不那么道德地繁荣起来了的话，那么他的所作所为就更是使这种状况变本加厉。当奥布里在1959年12月接手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时，该公司每年的净利润是二千五百二十万美元；两年后，他们增加了一倍多。1961年到1964年——奥布里掌权的最后一年——他们每年的净利润都高达四千九百六十万美元，这个数目超过了以往任何时候，超过了其他的广播网。他的事业是成功的，这成功既原始又残忍——无论他的业务助理提出什么样的问题，节目是何等的糟糕，利润却总是增加，股票总是上涨——以至于就在他下台之前，华尔街还有这样的说法，他其实完全能够摆脱佩利对这个广播网的控制。不是因为他人品更好，而是因为他的那一套办法行之有效，华尔街欣赏的正是这点，虽然这就意味着他们本人不看电视。掌权五年后，由于他的私人行为过于经常地为人们所注意而最终被解职时，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股票下降九点。“这使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