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姆失常的印象。他让人们知道他们为什么成了好朋友，他正在给他办理离婚案，菲尔一切正常，明白自己所做的事。然而，在他拖延的过程中，凯•；格雷厄姆对此一无所知。就她而言，威廉斯是一个靡菲斯特［3］式的人物，是一个红色分子，千方百计想从她和她的孩子手里窃走报纸。但是在六个月的时间中，格雷厄姆催促，威廉斯拖延，一直你来我往没有停止。威廉斯等待着菲尔脱离狂躁期，他尽力让罗宾从角逐中消失。
最后的时刻终于来临。1963年，菲尔和罗宾去菲尼克斯（Phoenix）参加出版商大会。两人在那儿呆了一个星期，那是难熬的一周。他不断宣称打算和她结婚，眼下在此就可成亲。他大量酗酒，对她有些粗暴，显而易见他的举止比任何时候都更加荒唐。大宴之夜，他喝酒过量，惹是生非。发言人之一是华盛顿《明星》报的本•；麦凯尔韦（Ben McKelway）。出版商…编辑会议上的讲话一般都是一番洋洋洒洒的自我陶醉，大谈新闻的伟大和自由，但是，菲尔•；格雷厄姆对此也不能容忍。他上台发表了一篇异乎寻常的粗野的讲话，攻击在座的所有人都是大腹便便的混蛋，都害怕真理，他擦屁股都不愿意用他们的报纸。这些话近乎于污言秽语，当然并非全无道理，他讲起来好像没个完，最后还是麦凯尔韦的妻子走上台，轻轻握着他的手，对他说，他讲得很好，不过讲得够多了。
华盛顿的人明白这次发作比以往任何一次都厉害，他们派了两名精神病专家前往菲尼克斯。同时还派去埃米特•；休斯，此人最善于对付陷于这种状况中的格雷厄姆。休斯与二位医生会合，这是他一生中第一次被迫使用体力对付他人，三人把格雷厄姆按住，给他注射药物。杰克•；肯尼迪派出了总统专机，三人总算把他弄上了飞机，但没能阻止他在机场打倒一名私家侦探。飞回华盛顿后，他们带着他穿过国家机场的专用通道。在小客厅里有好些《华盛顿邮报》职员，他们穿着灰色制服，神情紧张，此外，还有一位老太太，显然不属于他们这批人。菲尔•；格雷厄姆只穿一件睡衣，终于走进候机室，周围跟着医生和随从，老太太盯着这批古怪的人，惊呆了。脸上的恐惧显而易见。菲尔•；格雷厄姆尽管病到如此地步，仍未失去自己的色彩。他望过去，看见她脸上骇然的表情，便说了句安慰她的话：“没什么，老太太，我患了癌症，如此而已。”
没多久，他回到了凯的身边。1963年6月末，他自己提出，到了位于马里兰州罗克维尔（Rockville）的一所私人精神病中心切斯特纳特•；洛奇（Chestnut Lodge）医院。实际上，有报告说格雷厄姆逐步接办了该医院。时值初夏，气候宜人，凯每天来看他，送来午饭，和他一起打网球。据报告说他的病情发展极好，渐渐允许少数朋友前往探视。7月底，奥兹•；埃利奥特应允前往，他发现菲尔•；格雷厄姆心情很好，显得温和而高兴，他感到吃惊。埃利奥特带来了第一份电子计算器的计算报告，一篇很有胆略的报告，指出《新闻周刊》从未研究过黑非洲。报告是和民意测验专家卢•；哈里斯一起搞出来的，本身就是一篇令人倾倒的文章，每一个统计数字好像都能刺激起更大的胃口。当天风和日丽，埃利奥特和格雷厄姆坐在草坪上详谈，另一头，一个病人正在无休止地狂呼乱叫，满口污言秽语。开始他们想不理睬他，不过，格雷厄姆终于开口说道：“你觉得我的朋友怎么样？”埃利奥特问：“他常像这样吗？”“总是这样。”格雷厄姆说。两人好一阵子沉默不语，后来格雷厄姆说：“我刚来时真担心自己会沉沦到那个地步。现在病情好转了。我看不见彼岸，但我知道，他就在那儿。”埃利奥特很高兴，天气，格雷厄姆对这项研究的兴趣，周围恬静的环境都使他感到高兴。看来他正在不断好转，人们都认为他正在好转。因此，医生允许他周末离开医院。1963年8月3日，菲尔•；格雷厄姆，他那一代人中最光彩照人的人物之一，一位贡献如此之大，而自我完善又如此之小的人，在他四十八岁的时候，开枪自杀了。凯当时正在另一间屋子里。
后来，对他的自杀出现了两种多少有些对峙的意见。两位医生认为这是狂郁症的特征，他一直踏着顺利的坦途，一下子堕入了深渊。他们感到让他回家是一个大错误，他还没有具备获得这种自由的条件。从这个意义上说，他本身就是一个麻烦。对他的医生来讲，这位病人过于机敏，左右他人的能力过强。但是，斯科蒂•；赖斯顿和迪克•；克勒曼这类朋友却有不同看法，他们感到他本人完全清楚他自己的行动。他回到家里，审视了自己的一生，明白自己的病状，知道没有彻底康复的希望，或者知道即便有药物延缓，自己也再不会成为过去的自己。再也没有人会认真对待他了。事实上，他给自己做了诊断，自己是个智力残缺者，唯一的办法是自杀。
第二部（三）第一位电视总统（一）
夏尔•；戴高乐的生活圈子里有一个国家控制的电视网，他为所有的总统讲话，说文字记者全和总统做对，而电视则是属于总统的。这是政治家对新闻界的经典看法。报界常常可以出现过多的牢骚抱怨，过多的动机分析，过多的怀疑散播，而电视广播，尤其是国家主要行政长官利用的电视广播就没这些逆反因素，它既直接又有力。报刊主要对读者的问题做出反应；电视广播则主要留意于政府的权力和官员的状况。杰克•；肯尼迪肯定是持上述看法的。如果说共和党政治家认为所有记者都是民主党人，对他们持敌意，杰克•；肯尼迪则如大多数，包括富兰克林•；罗斯福在内的民主党政治家一样认为所有的出版人都态度保守，所以都是共和党人，都集合起来和他做对。肯尼迪引用事实证明几乎没有一家民主党的报纸。他几乎没得到过报界的支持。他认定，在这种格局中电视是抗衡的武器，他对派往联邦通讯委员会（对此领域他没多少兴趣）的人说，他唯一的意见是好好地对待电视广播公司和广播站。他没发现广播公司和他有很大的对立。几个月前他们曾有不恭之处，缺乏明朗的支持，现在则急于讨得他的欢心。会不会有人认为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因倾向于约翰逊而孤立了自己呢？不过，他们很快就改变了态度。布莱尔•；克拉克几年前只是巴黎办事处戴维•；舍恩布伦的助手，因为他是杰克•；肯尼迪大学时的密友，所以几乎转眼之间他就提升为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新闻总经理。克拉克的上司向他保证，提升之事与他和肯尼迪的密切关系无关，属于正常的工作安排。此话可能是真的，不过，肯尼迪刚一遇刺，他也就被解除该职。
“不用写下来的电子宪法修正案”
不管怎么说，实际情况是，肯尼迪先参加竞选，继而出任总统，创造了全新的权力平衡。不仅反对党的影响锐减，更为基本的是改变了政府的平衡，总统权力扩大，其他部门的权力减弱。其意义已超出了民主党总统和共和党之间的对抗，而是总统与整体的对抗，党派的分歧烟消云散。杜鲁门、艾森豪威尔、肯尼迪、约翰逊、尼克松，都发现自己与政权的关系比和政党的关系更深。由于在政府结构中受到的相同的反对，使他们结伴为伍。电视成了性命攸关的武器，一位前政府官员把这称为不成文的电子宪法修正案。电子修正了宪法，这件事发生在肯尼迪任期之内并非一种因素使然：肯尼迪本人的风采、相貌和信心；电视机涌向寻常百姓家；技术大发展，摄影师和记者可以真实报道过去无法真实表现的事情；在他执政中期出现了半小时的新闻播放，成倍增加了政治新闻的前景，成倍扩大了全国电视范围——它的观众扩大了两倍；最后，政府的其他部门要想以相同的方式打进电视，不论官方的，还是非官方的方式，都显得软弱无力。
电视不仅改变了权力结构，也进入了权力结构。如果说当时没有人能够领悟这一点，那么起码肯尼迪明白他可以从中得到实惠，新的秩序使别的政治家感到威胁和压力，而他却如鱼得水般地适应了它。其他总统将新闻界和记者招待会当做接近全国人民，传递消息，同时获得消息的手段。而肯尼迪则将记者招待会作为自己的生活，在这种生活实践中积累自己的思想，塑造自己的形象。在他的幕僚中有一些人，如腊斯克和索伦森（Sorensen）对此表示反对，他们担心如果肯尼迪稍有失言就会将世界导入战争。但肯尼迪一开始就相信，这个办法一定会生效，事实果然如此，记者招待会成了政治舞台的延伸，记者成了他的马前卒，他的眼更明，脑子更灵，更精于算计，长于控制，能力大大增加。对记者招待会的掌握在一定程度上就是摆弄政治气候；他表现出比实际上更强的控制能力。
例如，猪湾事件纯粹是一场灾难，完全是一场由肯尼迪的错误所导致的灾难，但是，电视上的猪湾事件却不是一场灾难，事件现场没有摄像机；虽然对事件的反映上了电视，但是肯尼迪有力量，手握权柄，胸有成竹对付此事。首先他将国家安全置于第一位，而把所有关于事件如何发生的质疑搁置一旁，经过如此精心炮制之后，摆出一副完全控制着局势的模样，他承担了责任，却什么也未说明。难怪对他的赞美声四起。一年后，在古巴导弹危机中，他以同样的方法利用电视和外来威胁，将全国人民和他紧紧捆在一起。空间发射必须报道——空间发射是全国的大事，英雄们应该受到总统一样的欢迎和赞誉，宇航号的成功包含着他的胜利。于是，他成了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