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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往往要经过一段时间后才能消除，然后重新振作精神，鼓起勇气再干。
只要条件允许，我经常在艇员们返航后立即去看望他们。当他们带着消瘦、苍白和满脸胡须的面孔，系着因油污和海水浸蚀而变得污渍斑斑的革具指制服上的皮制腰带，肩带等疲倦不堪地出现在我的面前时，我的心会一下子本能地紧缩起来。我们觉得彼此之间是亲密无间的。在问候和交谈的同时我又以海军总司令的名义授予艇员们应有的荣誉称号。当然这首先要由艇长提议，然后我再加以考核，尽量做到公平合理，一视同仁。在潜艇部队的表彰工作中不存在文牍主义或官僚主义的问题。艇员在潜艇进港后，可佩戴在最近一战斗中获得的奖章回家休息几天，他的乡亲们也会为此而感到自豪。我认为，及时地给那些浴血奋战的前线官兵授予荣誉称号，将会在心理上对他们产生重要的作用。凡是官兵们应该得到的东西和能使他们高兴的事，我们都应该立即去做，否则的话，在下一次战斗中一旦死神夺去了他的生命，拥有授奖权的上级就会因没有行使这一权利而深感内疚，会觉得很对不起他。
潜艇部队司令的另一个面孔要向着国内，因为人们渴望得到的潜艇在国内建造，新潜艇艇员的训练和新服役潜艇的试航也在国内进行。
在简述潜艇训练任务之前，有必要先谈谈在最近一次战争中德国潜艇部队的组织情况。
在和平时期，训练是主要任务。这些任务应结合潜艇部队指挥机关提出的战术和战役任务在同一海区遂行。因此，这两个方面的计划可以在我的领导下由一个联合的作战和组织参谋部去制定。然而战争一爆发情况就不同了。对敌作战成了本人最重要的职责，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潜艇部队的指挥所必须设在最便于与作战潜艇和海军其它高级指挥机关联系的位置。但另一方面，新潜艇人员和新服役潜艇的训练只能在无敌人骚扰的波罗的海进行。战争爆发后，在改组潜艇部队指挥机关时，必须考虑上述情况。
潜艇部队的作战和训练这两项任务必须由统一的领导机构来组织实施；当时对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在国内对新潜艇和艇员的训练，必须坚决地按照今后作战的需要进行。为此，必须把潜艇部队作战指挥机关每天收集到的前线作战潜艇的经验教训、敌情的变化发展和敌方的防御情况，经过必要的整理之后，迅速地不断地转告国内的训练部门。要设法将这一训练原则尽快地落实到实际训练中去。为此，必须从前线抽调有经验的军官和士兵担任教员和训练员，在潜艇部队作战指挥机关和国内训练部门之间，有必要经常相互通报各种命令、信息和兵力调动情况。只有通过这种密切的合作才能使新潜艇做好必要的参战准备。也只有这样做，才完全有可能使潜艇避免因训练不足或不适应敌方的防御措施而造成不必要的损失。
由此可见，潜艇的作战指挥和训练始终应该在统一的领导下实施。
1938年，当时的海军中校冯·弗里德堡被调来协助潜艇部队指挥官工作。根据战前海军总司令部制定关于军官调动的长期计划，他将于1940年4月1日接替我担任潜艇部队指挥官。我本人则在预定的东亚之行结束之后，将于1940年10月1日率领一个由4艘刚服役的“希佩尔”型重型巡洋舰组成的大队作一次较长时间的环球旅行。但战争改变了这项计划。
弗里德堡是一个聪明而精力充沛的军官，他具有非同一般的组织能力。在他的海军生涯中经常被选派到重要岗位上任职。尽管他的军龄和年龄对适应潜艇生活都偏高，但我还是先让他当艇长，然后再到我的参谋部工作。与每一个来自水面舰艇部队的军官一样，在他全身心地投入工作之前，他需要用较长时间来适应潜艇部队的另一种生活。他曾对我说过，他参加了1938…1939年冬季举行的那次军事演习，当时我们在辽阔的大西洋采用了狼群战术，因此他终于相信了德国潜艇的重要作用。直至他1945年5月逝世，他一直是我忠实的战友和部属，用他自己的话说是潜艇部队的忠实“奴仆”。弗里德堡及其参谋部立下了卓著的功勋。
1939年9月17日，我派弗里德堡乘坐我的指挥舰“埃尔温·瓦斯纳”号从威廉港（那时我的潜艇部队指挥所就在该港附近）前往波罗的海。陪同前往的有我的参谋部中主管组织、技术和武器技术工作的负责人，其中有与我共事多年的亲密的同事机电长特德森海军中校。弗里德堡的任务是在波罗的海对新服役的潜艇和艇员进行训练，以及处理各种人员、技术和武器技术方面的问题。前线各潜艇支队有关这方面的问题也由他负责解决。
1939年10月17日，总司令部批准了这个组织。弗里德堡任潜艇部队的组织处处长，该组织处是一个独立机构，归我领导。随着潜艇部队的发展壮大，在尔后的几年中他的职务也不断变动，起初任“潜艇部队第二海军将官”，后来成为“潜艇部队海军指挥将官”。以后，这个组织没有发生什么根本性的变化，该组织经受了考验，一直保留到战争结束。
年青的潜艇人员，不论其军衔级别如何，都要到弗里德堡的各潜艇教导总队里学习理论，然后到各总队附属的潜艇教练支队进行实际训练。未来的艇长要学习鱼雷射击课程，而对技术军官则按照对潜艇机电长的要求进行全面系统的培训。在军官训练结束后，已服役的那些潜艇还得进行一次彻底的试验性训练。在实际训练中，都是以狼群战术打击假设的尽可能近似真实的有强大兵力护航的敌运输队，作为训练的高潮而结束的。
在训练中，我们对潜艇尽量进行类似实战的下潜训练。该训练科目由前机电长汉斯·米勒上尉负责，他在这方面具有特殊的才能和丰富的经验。此外，还对潜艇进行各种干扰试验，如深水炸弹和航空炸弹的攻击，直到主机和升降舵在水下航行中完全失去作用为止。因此，新艇员都能满怀信心地参加他们的第1次战斗航行，因为他们即将遇到的战场情况和危险情况已在本土的训练中预先演练过。对于这些情况他们从思想上和实践上都已有了准备。
当弗里德堡同组织和技术方面的专业人员离别之际，正是我的作战参谋部与戈特领导的作战处合并之时。当时，首席海军总参勤务军官戈特海军少校任作战处处长，他后来晋升为海军少将。这个组织也经受了战争的考验，一直保持到战争结束。
我在法国西部海岸的指挥所里关注着国内的情况，因为我非常重视对未来潜艇战具有决定意义的问题，那就是迅速而大量地建造新潜艇。在第五章中已经指出，这项任务由海军总司令部新成立的潜艇局来执行。潜艇局在潜艇建造方面应重视潜艇部队司令提出的要求。
1939年9月8日，我在一份综合报告中再次向海军总司令部提出了上述要求潜艇部队指挥官1939年9月8日第482号机密文件，详见副本即附件6。。此外，我在报告中还重申了以前提出的关于建造3艘潜艇供应舰的要求。这些供应舰将用于海上为作战潜艇补充燃料和食品，以延长作战潜艇在作战海区停留的时间。我还向总司令部提议，继续建造在和平时期就已着手建造的火炮巡洋潜艇，但应减少火炮，加大活动半径，作为快速鱼雷潜艇使用。
1939年9月28日，希特勒到威廉港视察潜艇部队。我当着海军总司令雷德尔海军元帅、国防军统帅部参谋长凯特尔大将的面提出以下几点看法：
“……
“4。 潜艇部队在通讯方面已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今天可以按计划将潜艇派遣到最遥远的海区去，并使之进行协同作战。这样我们就具备了集中使用潜艇打击敌护航运输队的先决条件。敌护航运输队就会成为该海区所有潜艇的攻击点。1939年5月11…15日在比斯开湾举行的演习已经证明了这种作战方法的可实施性。
“5。 经过对与潜艇战有关的所有问题进行检验之后，我深信我们能给英国最薄弱之点以致命打击的有效武器仍然是潜艇。
“6。 只有拥有足够数量的潜艇，才能卓有成效地遂行潜艇战。为此至少需要300艘潜艇。就是说有必要建造300艘以上的潜艇，才能弥补因战斗损失和设备破坏而造成的数量不足。
“7。 以这些数量的潜艇为基础，我相信潜艇部队定能取得决定性的战果。”潜艇部队司令1939年9月28日战争日志。
我曾亲自对国家领导人和国防军统帅部参谋长提过我对建造潜艇的要求。希特勒对我的要求没有表态。
1939年9月，海军总司令就舰艇建造一事命令如下：撤消战前制定的舰艇建造计划；新的舰艇建造计划包括下述几个紧急项目：
1。 按潜艇部队司令在建议中提出的型号建造新型潜艇；
2。 继续建造5艘大型军舰，即“俾斯麦”号和“蒂尔皮茨”号战列舰、“欧根亲王”号和“赛德利茨”号巡洋舰以及“策佩林”号航空母舰；
3。 建造驱逐舰、鱼雷艇、探雷艇、扫雷艇和控制近岸水域所需要的拖网渔船，以及快艇。海军总司令部海战指挥部作战处1939年9月10日第233号机密文件，1940年9月28日海军武器局和经济局第935号机密文件，国防军统帅部国防经济参谋部参谋长1939年10月23日第2630号机密文件。
按照这个新的计划，每月要建成29艘潜艇。每艘潜艇从定货到交货的时间规定在1年7个月到2年半之间。海军总司令部海军设计局一处（ZB）1939年12月8日第1870号机密文件。这个期限未免太长了。按一般经验，一艘潜艇在交付前线使用之前还要经过三四个月的训练和试航。因此，在1941年下半年前，即在开战后近两年的时间里，我就不可能指望得到更多的供前线作战用的潜艇了。
实现海军总司令部这一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