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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特德森海军中校是我支队的机电业务长，我们彼此比较熟悉。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他是一艘潜艇的机电长，1921年至1923年他任“G…8”号鱼雷艇机电长，当时我任艇长。在海军总司令部看来可能没有比他更好的人选了。
同样，选择各潜艇艇长和本支队的其它军官也是非常慎重的。他们都是军官中的佼佼者。
不言而喻，为了顺利地组建这支新的潜艇部队，我把全部精力都用上了，我又成了一个潜艇迷。
从1918年以来，在经过很长一段的潜艇空白期之后，我一直没有得到上级有关训练第一支潜艇支队的任何命令、指示和原则。这是正确的，太好了，我对此感到非常高兴。对训练这个支队我有一套自己的想法，并对自己提出了十分明确的原则性目标。其要点是：
1。 我要使艇员们热爱和信赖他们的武器，教育他们要具有忘我的精神。只有具备这种精神，才能在艰难的情况下取得潜艇战的胜利。光有军事技能是不够的。我首先必须消除艇员们由于英国继续研制反潜探测器（声纳）而经常产生的潜艇已过时的变态心理。
我相信潜艇的战斗力。我也始终认为它是海战中出类拔萃的进攻武器和最佳的鱼雷携载工具。
2。 尽可能按实战要求训练潜艇部队。我要让潜艇在和平时期就体验我想象中的战时可能出现的每一种情况，而且要尽可能地细致、具体，以便使艇员在战时遇到任何情况都能处置自如。
3。 我规定潜艇要在600米的近距离上实施水面攻击或水下攻击。在这样近的距离上实施攻击，即使发射诸元出现误差，也几乎不会产生影响。近距离发射肯定能命中目标。即使被攻击的舰船已发现潜艇在发射鱼雷，但任何规避机动也来不及了。1935年夏，潜艇学校曾要求那些年青的艇员在水下发射鱼雷时必须与目标保持3000米的距离，否则会先被英国的声纳装置发现。我在1935年9月底任“韦迪根”潜艇支队司令时便坚决反对上述观点。我认为声纳的可靠性并没有得到证实。无论如何我决不会由于英国的报道而立即退缩或丧失信心。以后的战争证明，我这个目标是正确的。
4。 我认为，潜艇是一种出色的鱼雷携载工具，即便在夜间实施水面攻击时也是如此。早在1900年以前，蒂尔皮茨曾经设想过，用一艘小型的鱼雷艇在夜间近距离对敌实施鱼雷攻击，因为鱼雷艇上层建筑低矮、侧影小，因而难以被敌发现。现在，这个想法可以由浮出水面的潜艇来实现。在近几十年中，由于任务和敌我双方作战能力的不断变化，使以前蒂尔皮茨设想的作为理想的鱼雷携载工具的小型鱼雷艇和后来的鱼雷快艇、驱逐舰，因体积和观察力方面的原因，已不再适于夜间近距离攻击。相反，潜艇实际上只有指挥台露出水面，在夜间特别难以被发现。因此，我非常重视利用潜艇在夜间实施水面攻击，并尽量把鱼雷艇的战术原则和经验运用到潜艇上，凡能采用的我都用上。
5。 考虑问题、确定目标和训练工作都应把重点放在战术方面。在此需解决以下几个新问题：
（1）在攻击某个预定目标时，必须能使用尽可能多的兵力，就是说要通过战术指挥和战术协同，集中多艘潜艇攻击预定目标。这种方法可用来对付每一个极有价值的单个目标，当然更适用于攻击集群目标，如一个舰艇编队或一支护航运输队。就是说，要用集群潜艇来对付集群目标。
（2）潜艇的观察高度低，即使在水面行驶速度也慢。因此在单位时间内潜艇观察范围较小，特别不适合执行战术侦察任务。所以，它需要适合担任侦察任务的作战工具与它进行战术协同。而飞机是担任侦察任务的最理想的工具。
然而关于上述两个问题一直未找到切实可行的解决办法。至今潜艇一直是单独行动。
从1935年10月1日起，我们按照这些原则开始对“韦迪根”潜艇支队进行训练：
潜艇需要在尽可能辽阔的海域、在各种气象条件下进行较长时间的水面和水下训练。目的是使艇员完全习惯艇上生活，适应各方面的海上习惯，尤其要确保天文导航的准确可靠。
每一个项目的训练都是认真、系统、有条不紊地进行的。一开始我就明确地告诉艇员，下半年的训练将分成几个互相关联的阶段进行。他们尤其要掌握各方面的基础知识。例如，在1935年12月进入第一个鱼雷发射阶段之前，每艘潜艇必须先完成66次水下攻击和同样次数的水面攻击训练。
按实战要求进行的训练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潜艇在敌海域的行动；保持荫蔽性（艇长必须“感觉灵敏”，懂得什么时候在水面会被敌发现，什么时候不会被敌发现）；当发现飞机或舰艇时，指挥官应作出决断，什么时候必须下潜，什么时候可以浮在水面，尽量少用和正确使用潜望镜实施荫蔽攻击——在夜间时要充分利用背景、灯光、风、浪和本艇最小的侧影，掌握基本战术知识，例如，荫蔽地与目标保持接触，先敌占领有利阵位以及昼夜交替时的潜艇行动方式，脱离接触；敌采取反潜措施时潜艇的行动，如从水面或水下撤离，停在潜望深度进行观察，或者深潜荫蔽从水下高速脱离并突然改变方向，或者悄悄地溜走；在各种水深和尽可能接近实战的情况下掌握潜艇的操纵和下潜技术；紧急下潜时的防火炮射击等。
我和特德森中校对上述训练活动极感兴趣。我们两人是新潜艇部队中仅有的经历过战争的军官。从1935年10月开始，我们在海上从一艘艇登上另一艘艇进行讲课。特德森负责讲授潜艇的航行操作和下潜技术，我主要负责讲授潜艇在潜望深度和水面状态的攻击战术。我们风雨无阻地在海上积极从事上述活动。
不久“韦迪根”潜艇支队的潜艇艇员们愉快而又兴奋地被安排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通过系统而全面的训练和丰富的海上生活，艇员们感受到了训练的意义，它使艇员受到了激励并增长了知识，这一切都有力地推动了潜艇支队的工作。我的工作方式是亲自指导，这样艇员们就很快地了解了我。于是我们相互间取得了信任。
潜艇部队的精神状态很好，在以后几年潜艇部队逐步壮大的过程中也是如此。在“韦迪根”潜艇支队的第一年训练结束后，1936年秋我担任了潜艇部队司令。后来的几次大规模演习也都是在全体人员满怀激情之下进行的，在这些演习中每个人都参加了战术试验和战术研究活动。
在后来的整个战争过程中，艇员们在艰巨的、殊死的战斗中所表现的自我牺牲和勇敢拼搏的战斗精神，正是潜艇部队这种良好的精神状态的反映。
一位当时曾在“韦迪根”潜艇支队担任过艇长的军官在1957年回忆第一训练年（1935…1936年）的训练情形时说：“在这一年，艇员们训练紧张、要求他们尽最大努力掌握更多的知识。这一年他们获得的知识为进一步扩建潜艇部队、解决有关选择艇型、武器装备和训练方式等问题奠定了基础。”
“在以后的几年中，潜艇战术不断改进，日臻完善：在发现英国有可能采取敌对行动时，潜艇战术必须适应公海海域和护航编队的新情况。但基本原则一直未变。”
“1935…1936年这一年的训练最明显的效果是，使全体官兵从思想上消除了这样一种确实广为流行的观点：潜艇已经过时，在新研制的先进的反潜装备面前潜艇已无所作为。”
我认为，这位当时“韦迪根”潜艇支队的艇长所作的判断是符合实际情况的。
卡尔·邓尼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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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集群战术
关于潜艇与飞机、潜艇与潜艇相互协同的两个战术问题，还有几点要加以说明。第一个战术问题将在以后的有关章节加以阐述，这里谈谈第二个战术问题。
人们总希望有尽可能多的兵力参加战斗，并能有其他部队的援助，而不想孤军作战，这是最理所当然的要求之一。从远古时代起人类就懂得集中起来投入作战，或者在统一的领导下集合在一起作战。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海战中，尤其是潜艇没有遵循这个基本原则，它总是单独行动和孤军作战。
当英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采用了护航编队之后，潜艇战的这个致命弱点便暴露得更加明显了。
1917年春，受舰队司令部指挥的潜艇部队司令、当时的海军中校鲍尔，曾建议把即将建成的第一艘巡洋舰调给他使用，他想乘坐该舰亲自去爱尔兰西部实地考察一下，看看在这里潜艇能采用何种协同作战方式来打击英国的护航运输队。但他的建议没有被采纳。
到1939年，准确地说是到1957年我才知道，当时的两位海军少校罗泽和奥托·舒尔策也曾先后在1917年和1918年提出过潜艇协同作战的建议。
遗憾的是，这些提议和这方面的其他一些想法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并没有被所有艇员接受。潜艇支队受到上级各种指挥机关的制约，因此上述思想难以在整个潜艇部队中普及和推广。当时很可能认为这些思想在理论上有一定根据，但实践中不一定行得通。
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潜艇战败于护航编队。
因此，1935年当我刚开始担任第一个潜艇支队的司令时，我就清楚地认识到，潜艇协同作战的问题必须解决。我晋升为潜艇部队司令后，从1938年开始得到了当时的海军少校戈特在这方面的大力帮助。戈特是我的首席海军总参勤务军官，后来在我的参谋部任作战处长。
为了更好地说明在1935年底“韦迪根”潜艇支队第一次潜艇协同训练中所遇到的问题，我在此引用两个材料，第一个材料也是当时的一个艇长写的，第二个材料是我本人于1946年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