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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所需要的潜艇数量和型号，我在备忘录中写道：
“我在对1938…1939年潜艇部队举行的军事演习所作的总结报告中提出了下列意见：在大西洋进行潜艇战的主要武器是鱼雷潜艇；VII…b型和IX型潜艇是合适的型号。为了能卓有成效地进行作战，需要100艘随时作好战斗准备的潜艇，因此这些型号的潜艇总数不得少于300艘。当然，多多益善……
现在看来，VII…b、VII…c型和IX型潜艇在数量上的比例应是3：1。”
在提出建造少量的特种潜艇的要求后，我作了如下总结：
“为了能对英国进行一场卓有成效的战争，上述兵力数量是必需的。”
我继续写道：“凭现有的潜艇，再加上按现行计划建造的潜艇，估计还无法对英国施加沉重的压力，还无法在不久的将来同英国商船队打一场决定性的战争，而只能给英国的贸易来往‘刺痛’一下……
从中得出的结论是：
潜艇部队必须打破常规，采用一切手段，使自己能在战争中完成击败英国这一主要任务……
为达到上述目的，必须采取下列措施：
a。 海军总司令部和海军总司令应对下列问题进行审核和作出决定：为了建造潜艇，哪些项目可暂缓进行？哪些船厂可专用于建造潜艇？哪些船厂需增加建造潜艇的设备？哪些辅助工业工厂可用于建造潜艇？
b。 拟订一个紧急造艇计划。该计划应对VII…b，VII…c和IX型潜艇予以特别重视。
c。 在解决上述问题的同时，在最终确定造艇计划之前，也应着手解决由于加速建造计划而产生的其它一些任务，例如：供应舰、捞雷艇和修理船的建造；港口和基地的建设；武器和燃料的补给；修船车间的设备；用于指挥的无线电通信器材；各级人员的配备；战时和平时的组织指挥问题……
只有使其它事情无条件地服从这个大目标，上述问题才能解决。然而关键性的措施首先要有组织上的保证才能得到执行。因此，应设立一个拥有广泛权力的、直接对总司令负责的中央机构，来处理与扩建潜艇部队有关的一切事宜。”
舰队司令伯姆海军上将完全支持我的意见。1939年9月3日——英国对德国宣战的那天他写给海军总司令的报告的最后一段话是这样的：“必须立即把一切力量高度集中起来，用以解决这个唯一的关键问题，一切无助于实现上述目标的其它建造计划应坚决往后推。”
以上就是我作为潜艇部队指挥官在1939年关键性的几个月中对当时形势和海军装备任务的看法。对我来说这种看法的形成无疑要比身居柏林的海军总司令容易。因为希特勒的政治观点对他有一定的影响和束缚。
当然，在1939年，也应考虑到，在废除德英海军协定后，德国若按照我的计划大量建造潜艇，英国会有什么反应。有人会说，这种事情无法保密，英国人必然会相应地增加其反潜工具。
诚然，这个观点是无懈可击的。但是，分散地建造潜艇总比按照“Z”计划建造引入注目的大型舰艇要容易保密。即使敌人大量增加反潜工具也抵挡不住我们的潜艇战，这已被后来的经验所证明。如前所述，值得注意的是，英国人在平时把反潜活动仅限于防御德国潜艇详见第三章中的说明。的水下攻击；英国海军部过高估计声纳的作用和过低估计德国潜艇的危险；从这些情况来看，英国究竟会以何种有效的方式来对德国的潜艇建造作出反应，这还是一个很大的疑问。无论如何，“英国人会增加反潜工具”这一观点决不能成为我们立即放弃建造潜艇的理由。而且英国人对我们建造大型舰艇的“Z”计划也不会不采取对抗措施，这无疑会使我们卷入一场由各种原因造成的、对我们极为不利的大规模的军备竞赛中去。
另外，今天还有人提这样的疑问，在废除海军协定之后德国大量建造潜艇对德英政治关系带来了什么样的后果。按照这种思路，如果希特勒在1939年8月不准备动用武力，而想通过政治谈判来解决波兰走廊问题的话，那末一旦潜艇建造迅速进行，就会比缓慢地建立一支“均衡舰队”更容易成为英国对我宣战的理由。另一些人则说：建立一支大型的潜艇舰队，我们比如在重新与英国谈判时就有了较多的政治资本。
我个人认为，上述各种议论都是不足为据的。在废除德英海军协定之后，我们就应该尽快做好即将与英打仗的准备，不管战争是否真正爆发，都必须大力加紧潜艇建造。我还认为，关于德国船厂和工业力量在1943年以前不具备大规模建造潜艇的能力这一说法是站不住脚的。直到1943年，德国海军在战争中用于军备方面的钢材还未达到全国钢产量的5％。而且建造潜艇不仅可以利用沿海的船厂，还可以利用内河的船厂。因此，船厂和工业力量是足够的。关于这个问题在以后谈到战争中的潜艇建造时将再作一些说明。
现在，回过头来再谈谈1939年8月底发生的事件。我在8月28日的备忘录中还抱有这样的希望：在德国取消了原定8月25日对波兰的进攻之后，但愿战争暂时还不会爆发。但这个希望成了泡影，真是事与愿违。9月1日开始了对波兰的敌对行动。9月3日英、法对我国宣战。德国海军就象一个残缺不全的躯体，潜艇部队中作好战斗准备的潜艇总共只有46艘。这个数字在57艘现役潜艇中所占的百分比已相当高了。但这46艘潜艇中只有22艘能到大西洋作战。其余的是250吨的小型潜艇，因活动半径有限，只能在北海海域作战。这就意味着平均只有5…7艘潜艇能在大西洋与敌周旋。后来更为严重的是，有一次这个数字甚至下降到2艘。
除此之外，还得估计到现有潜艇的数量还可能继续减少，因为新增加的潜艇毕竟弥补不了战争中的损失。在1936…1939年期间我们的潜艇建造都没有达到海军协定中所允许的吨位，现在只好自食其果了。我们只能利用仅有的56艘现役潜艇参战。假如我们从1935年开始就按占英国45％的吨位量建造潜艇的话，现在有能力到大西洋作战的潜艇就可能不少于16艘。据我们所知，现在的潜艇数量还没有达到低潮，最糟糕的是，低潮期还在后面。1941年2月这种现象终于发生，那时我们的作战潜艇只剩下22艘了。
在一场战争中一个兵种的武器数量少到如此程度实在罕见。这样少的武器只能起到刺痛敌人的作用，而不可能使一个世界大国、第一流的海军强国求和。
因此，从我们当时海军装备的低劣水平考虑，无论如何也应该避免在1939年发生战争。在德国的力量不断增强的情况下，同英国的战争是否可以长期地完全避免呢，对此谁也不敢断言。而我却不相信这一点。对方在1914年以前连俾斯麦群岛上的小小德意志民族国家都不能容忍，更何况堂堂的大德意志帝国。由此可见，如果认为这场德英武装冲突是不可避免的话，那么德国就必须在海军装备政策方面采取断然措施。可是德国首脑人物却没有看清这个实质性的形势。
海军总司令曾提请国家领导注意上述情况。但是他还得按国家领导的指令行事。于是在德国海军史上一个最悲惨的局面便产生了。
战争爆发后，海军总司令立即下令停止所有（包括未下水的）大型军舰的建造，并撤消了“Z”计划中的潜艇建造方案，开始按照我在1938…1939年军事演习和1939年8月28日备忘录中所要求的型号和数量加速建造潜艇。
不言而喻，当时海军的当务之急就是要尽快建立一支大型的潜艇部队，特别重要的是，应尽快地动用最大的力量，采取各种非常措施，并把这项工作列为海军建设方针中的绝对重点。
因此，我决定离开从1935年以来一直由我领导和训练的前线潜艇部队，这时正是潜艇部队面临战争考验的时候。我请求在柏林的海军总司令把当前组建大型潜艇部队的这一最重要的任务交给我。我作出这个决定是不容易的。我把全部心思都集中在这支新的潜艇部队和艇员身上，我已取得了他们的信任。在我定下这个决心之前，我的参谋部里曾为此事进行过一番争论，组织处长冯·弗里德堡海军中校和我的作战处长戈特海军少校认为，从事业考虑我这个决定没有必要。起初我对他们说：“当部队要经受战争考验的时候，按理是不应该调走指挥官的！”但后来还是我的理智占了上风，我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竭力克制自己的感情，终于定下了这个决心。接着我在1939年9月9日潜艇部队指挥官的战争日志里写下了这一切：
“我坚信：由我自己担任潜艇局局长来接受扩建潜艇部队和类似的任务是正确的。本来作为一位从一开始就负责训练这支新的部队的前线指挥官，他对官兵们的才能和官兵们对他的情况彼此都十分了解，在目前正要考验其部队的训练水平时却要离开指挥岗位，这确实是错误的。即使在将来，这位最有经验的指挥官也有责任维持这支部队良好的精神面貌和很高的训练水平。然而我们面临的情况是，如果目前不能成功而迅速地组建一支有足够数量和很有战斗力的潜艇部队，那末我们现有部队的对敌作战行动和指挥工作就将会很快变得软弱无力。
因此，必须把扩建潜艇部队看作是整个潜艇部队最重要的指挥任务。把这项任务委托给最有经验的，无须亲临战场也能知道前线最需要什么的军官来办无疑是正确的。”
我请求上级赋予我适当的指挥权。
但是，9月5日晚海战指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