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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尔茨少将让他们编成一个反坦克营，由海军少校克雷默、海军上尉佩谢尔和台特尔指挥。虽然我对潜艇艇员的战斗精神是了解的，但我对他们能否胜任陌生的陆地战争仍充满忧虑。沃尔茨少将把海军反坦克营、警察及空军分队编在一起用以执行合适的突击任务。它们突入已被英军占领的汉堡西南部地区，并在4月18日至20日这段时间内歼灭了英军40辆坦克和一些装甲车辆。根据沃尔茨少将的战斗报告，所取得的这些成果中克雷默营所占比例最大。英国人由于这些意想不到的损失，在该区暂时停止了进攻，向汉堡的推进也就推迟了。汉堡因此而幸免了一次遭受直接攻击的灾难，直至由于局势的发展允许它投降为止。
4月23日我搞清楚了德国北部的指挥问题。希特勒决定留在柏林。国防军统帅部从柏林迁到莱茵斯贝格。这样，按照4月初下达的命令，德国北部的作战指挥权就掌握在希特勒以及凯特尔元帅和约德尔将军控制的国防军统帅部手里。我的工作主要是负责波罗的海的海上运输和为难民队伍的陆上运输创造方便条件。
4月28日我从普伦到莱茵斯贝格的国防军统帅部去。我想亲自了解一下东线的军情。从普伦到莱茵斯贝格的路上挤满了逃往西方的难民队伍，有的坐着车，也有的不坐车。载有伤员、军人和老百姓的军用车辆与他们一起缓慢行进。英美的歼击机朝拥挤不堪的街道扫射。只要飞机一来，在路旁耕地的农民就慌忙离开马和犁，到附近去寻找可躲避的地方。由于敌机扫射，难民死的死，伤的伤。
当我到达莱茵斯贝格的国防军统帅部时，我看到希姆莱也在那儿。在形势讨论会结束后，他把话题转到了希特勒的接班人问题上，假如希特勒在柏林遇难的话。他问我，如果希特勒的接班人委托他而行使国家职能的话，我是否愿意为他效劳。我说，当务之急是避免可能引起更多流血牺牲的各种混乱，因此我愿为任何一个合法的政府效劳。
在军事方面，这次形势讨论会告诉我，“魏克塞尔集团军”已经不再可能持久地阻止俄国人的挺进。估计梅克伦堡不久也将失守，从这里我只能得出一个结论：继续采取一切办法，加速从海上或陆上运输难民。
在莱茵斯贝格举行的讨论会很清楚地表明，德国的首脑已无法再在与外界隔绝的柏林地下室里实施统一的领导。虽然那里有电话与外界联系，而且我可以通过海军通信分队的无线电通信与那里保持可靠的联系，该通信部队配备了新型的不为外界所发现的绝密电码。凡我用这种办法得到的情报无论如何都是可靠的。但是在柏林要自己对形势作出任何一种判断是再也不可能的了。
当时被定为国家元首接班人的戈林正在德国南部。
4月23日我从柏林的帝国总理府那里得到消息，说戈林准备发动一次政变，希特勒决定解除他的一切职务。里特尔·冯·格赖姆大将可能成为空军总司令。
后来发现，对戈林可能发生政变的估计是错误的。但是这种情况反映了当时政治气氛的紧张，也反映了置身于与外界隔绝的地下室里的希特勒多么容易作出错误的决定。
4月23日在得到解除戈林职务的消息时，我就明白了，戈林已不再可能成为希特勒的接班人了。
从那时开始，我就不再相信还有可能形成一个统一的领导。我决心只要有一丝可能，就要在最后时刻使用海军去执行拯救来自东部的人民这一政治意义重大的军事任务。一旦形势的发展不允许我们再这样继续下去，也就是说我们海军的努力也无济于事的时候，我准备和海军一起投降。
1945年4月30日我收到了从帝国总理府用海军绝密电码拍来的一份电报：“新的背叛活动正在进行。根据敌台广播，帝国领导人（希姆莱）已通过瑞典向盟国提出投降。领袖指望您飞快而果断地处理所有叛逆者。博尔曼。”
我觉得这又是一件海军中称之为“违法事件”的事。对我来说，这时在我的主要任务中维持秩序是最重要的。命令让我飞快而果断地对付尚掌握警察部队和党卫队的帝国领导人，这意味着什么呢？我可丝毫没有掌握对付他的统治工具。
为了执行运输任务，海军的全部舰船都出海了，海军还派了海军陆战师和海军陆战营支援陆军作战。没有派一个人到我这里来保护我或我在普伦的参谋部。因此我完全无法用武力来对付希姆莱。我也不愿意采用暴力，因为其后果必然是混乱。因此我的决定是简单的，也是迅速的。我请求与希姆莱碰一次头。我想知道，他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我们约定在卢卑克的一个警察营房里会面。
中午时分，正当我准备启程时，海战指挥部司令迈泽尔海军上将及大区指导部部长韦格纳来到我处。他们对我说，如果我只身到希姆莱那里去，他们很为我个人的安全担心。我安慰他们不用担心。
迈泽尔借此机会对我说，今后，我再也不能仅由我的一只狼狗来保护。他请求我同意，让他至少把克雷默海军少校连同他的潜艇艇员派到普伦来保护我。我表示同意。
卢卑克的警察营房里几乎集中了党卫队的所有高级司令，希姆莱让我等一下。他似乎觉得自己已经成了国家元首。我问他是否听到了这种传说，即他准备通过伯纳多特伯爵与盟国建立联系。他说，这种说法纯属捏造。他同样认为，现在，在面临战争结束的时候，决不可以由于内部意见分歧再引起混乱。我们友好地分了手。
投降之后不久我就得知，他否认他的行为实际上是骗了我。
4月30日18点左右我重新回到普伦，在那里我遇上了波罗的海海军总司令库梅茨海军大将，他准备向我报告波罗的海的局势及海上运输情况。此外，军备部长施佩尔也在场，他很长时间以来一直呆在德国北部。我的副官吕德…诺伊拉特海军少校当着这两位先生的面把一份从柏林的领袖地下室用海军绝密电码拍给我的电报拿给我看。电报内容如下：
FRR邓尼茨海军元帅：
领袖任命您，海军元帅先生，为他的继承人，以代替前帝国元帅戈林。书面的委任状现在途中。您必须立即采取适应当前形势需要的一切措施。博尔曼。
对这个任命我感到十分意外。从1944年7月20日以来我仅在公众场合与希特勒谈过话。他从来没有向我暗示过他考虑把我当作他的继承人。我也从未从其它方面得到这方面的暗示。我也不相信其他任何一个首脑人物会猜到这一点。虽然我在4月底的几天中已经明白，戈林已不可能成为希特勒的继承人了。但很明显，希姆莱在四出活动，企图代替戈林的位置。我自己也从未想过，这种重任会落到我的头上。经过一段单纯的军人生活后我完全不可能会有这种念头。当我接到那份电报时我仍没有搞清楚，这个任命是怎么回事。后来我才知道了以下的情况：帝国部长施佩尔在4月23日再次从德国北部飞往柏林的帝国总理府，他准备向希特勒告别；施佩尔后来在1945年冬告诉我，就在那天他访问希特勒时，正好希特勒在考虑起草一份他的遗嘱，于是施佩尔自己向他提议，任命我为希特勒的继承人。希特勒显然对此经过了一番慎重考虑，每次当他处理非常事件时总是这样。经过施佩尔的这番解释，我认为希特勒是根据施佩尔的提议才想到让我担任他的继承人的。这是有可能的。
但在1945年4月30日，我接到这份任命电报时，当时也在场的施佩尔却没有给我透露他与希特勒的这次谈话。
我推测，希特勒决定由我来担任这个使命是因为他想通过一位军人毫无约束地走结束战争之路。直到1945年冬，当我在纽伦堡得知希特勒的遗嘱时，我才知道，我当时的估计错了，希特勒在遗嘱中曾要求继续战斗。
当我读完这份电报后，我毫不犹豫地接受了这个任务。最近几天我一直担心，缺乏一个负责而集中的指挥机构将会引起混乱，这种混乱又会导致数十万人无意义、无目的的毁灭。现在我相信，通过迅速地采取行动和下达一些具有普遍约束力的命令，这种混乱局面是可以控制的。
我很清楚，我现在正面临一个军人生涯中最黑暗的时刻，即军事上无条件投降的时刻。我也知道，我的名字将永远和它连在一起，人们会恨我，会不顾事实真相地攻击我的声誉。但我的责任要求我面对所有这一切而毫不在乎。
我的政府纲领是很简单的。它的要点是尽可能多地拯救德国人民。这个目标与德国在战争最后几个月中的目标是一致的。采取的所有措施必须从这个观念出发。如果我反对这一点，那末在执行这项任务中就形不成统一的领导。许多地方就会出现单独投降或者声明坚守到底的现象，甚或在同一地方同时出现这两种现象，其结果显然是军纪松散，部队各奔东西，内战不断，一片混乱。在这样一种混乱和各行其是的局面中敌人也将乘机继续战斗，横冲直撞，德国的所有城市必然会继续遭受轰炸，因为任何有约束力的，能使敌方有义务停止战斗行动的投降条约都还没有签订。在德国所产生的混乱也会对我们还占领的地区产生反作用，首先是荷兰、丹麦和挪威。这些国家的居民对德军的反抗及德军对这种反抗的制止也会引起斗争和流血，而且还会使我们同这些国家人民的关系更加紧张。因此，我必须立即采取行动。首先我得搞清楚希姆莱的事。在我的任命电报到达的那天下午，他的态度给我的印象是，他认为他将成为国家元首。这对我来说是个危险。他到处都掌握着他的统治工具。而我却没有。对现在这个新情况他会甘心情愿吗？现在，在我负责人事安排的时候要和他合作，对我来说是不大容易的。我的计划不允许我受任何政治压力。尽管当时我对希姆莱所犯的过错了解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