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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希望我们衰弱，几百年来一直在千方百计地阻挠我们的统一。只有民族社会主义才成功地克服了种种阻力实现了国家的统一。这就是它的历史功绩。
但现在我终于完全看清了民族社会主义的阴暗面。从而也使我改变了对它所创立的国体的看法。
不从事实中吸取教训是愚蠢的，也是软弱的。在纽伦堡宣判前，在我的诉讼结束语中我得出了结论，并说：
“人们经常谈论被告中有人曾经参与了阴谋活动。我认为这些说法是出自一种政治信念。对这类事情人们是无法证实的，只能相信或者不信。但是大部分德国人民永远也不会相信：他们的灾难竟是由这样的一种阴谋集团造成的。政治家和法学家可以对此提出诉讼，但是，他们只会使德国人民更加难于从这次审讯中吸取这样一个教训：将领袖原则视为政治原则是错误的。这个教训对于德国人民正确地认识过去，对于德国人民将来的发展，都是极其重要的。
“领袖原则在全世界所有军队的军事指挥中被证明是最适用的。据此经验，我曾认为领袖原则在政治领导中也是正确的。特别是在1932年德国人民正处于绝望境地的时候。新政府取得的巨大成就，整个民族中出现的一种前所未有的幸福感，似乎可以说明这个原则是正确的。
“但是，尽管德国人民极大多数富有理想，行为正直，而且具有献身精神，但如果领袖原则最后只带给德国人民灾难和不幸的话，那末这样的原则无疑是错误的。这个原则之所以错误，是因为人的本性显然不可能只利用这个原则的力量去做好事，而不屈服于这种力量的诱惑。”
当我在1945年5月那几天得知集中营的这些状况时，我扪心自问，我能为这件事做些什么呢。
我已经提到过，我在1945年4月30日曾与希姆莱发生过争执，那时要彻底和他决裂是不可能的，因为当时他手中握有警察这个统治工具，而我却一无所有。
随着德国领土完全被占领，这种情况发生了变化。5月6日我解除了希姆莱的一切职务。后来当我听到集中营那些令人憎恶的暴行时，我很后悔让他走了。因为我觉得这些事情是德国自己的事，我们必须对所发生的一切非人道行为作解释并追究罪犯的责任。施威林·克罗西克伯爵在这个问题上与我的看法一致。他很快给我看了一道命令，根据这道命令帝国法院有权调查和判决所有残暴行为。我把这个命令及一份详细的报告寄给艾森豪威尔并请求帝国法院对这项工作尽力而为。在一次与艾森豪威尔的政治顾问、美国大使墨菲谈话时，我再次明确地提出这个请求并希望他能给予帮助。他也答应帮助我。但此后却杳无音信。
在考虑通过局部投降来实现最有利的投降并为此采取相应措施的同时，我从5月1日开始考虑成立一个看守政府的问题。一开始事情就明摆着，我需要一位外交政策顾问。至于内政方面我觉得将来德国人民会处于最黑暗的时期。在失去东部地区以及德国其余地区被战胜国瓜分之后如何才能避免饥荒？能否成功地保证各个地区粮食的平均分配？如何才能使交通运输和经济重新恢复正常？要消除住宅紧张局面需要从何处着手？我们的资金和货币会起何种变化？为了援助难民，在千头万绪之中应该先干什么？我们如何才能把另外几百万东部的难民安插到本来已很拥挤的德国西部并把他们划入那里的居民和经济体系之中？
对我来说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对这些涉及整个德国人民的问题必须要有一套对所有四个地区都行之有效的处理办法。出于这个原因，必须建立一个相应的统一的帝国政府机构。因此集中所有各个领域的专家也是十分必要的，以便能使他们协助占领国进行工作。首先要拯救德国人民的生命。因此我方必须尽我们所能，采取一切办法做好相应的准备工作。
当施威林·克罗西克伯爵来到我处时，成立临时帝国政府的考虑更加成熟和具体化了。他除了担任外交部长和财政部长外，还负责内阁的全面领导和组织临时政府。尽管临时政府的成员只能是一些留在德国北部的人，但一个有工作能力的内阁总算成功地组成了。它的组成情况如下：
施威林·克罗西克伯爵负责全面指导临时政府的工作，并任帝国外交部长和帝国财政部长，施图克特博士担任帝国内政部长和文化部长，施佩尔担任帝国经济部长和生产部长，巴克担任帝国粮食与农林部长，泽尔特博士担任帝国劳动部长和社会部长，多普米勒博士担任帝国交通部长和邮政部长。
我们都很明白，临时政府要主动地开展任何一项活动暂时肯定是不可能的。但临时政府的每个成员都在各人的工作范围内拟订关于如何在集中领导之下控制困难局面的计划和备忘录。有一部分备忘录和有关的口头汇报使我感到意外，因为它们对短期内的情况作出了比较乐观的预测。如多普米勒博士虽然年事已高，但他却充满活力地向我报告，说他愿意承担责任，在6个星期之内使德国的交通和运输事业恢复正常。理所当然的条件是，应该在各个方面，尤其是人员方面给予他处理问题的自主权。
这些计划和备忘录关系到能否对人民生活极为重要的各个方面实施有效的和集中的领导。因此我们把它们送交在米尔维克的西方盟国和苏联政府的代表。在一些专门场合我们还口头阐明过我们的提议。一开始好象我们的合作愿望已被接受。
但只不过看起来是这样而已。5月中旬交通部长多普米勒博士和粮食部长巴克接到盟国下达的飞往美国司令部的命令。因为他们就其职权范围内的问题与米尔维克的盟军管制当局往来一直特别频繁，因此他们认为，这次兰斯之行对他们今后在工作范围内的有效协作定会有所裨益。但是他们去后便杳无音信。过了很长一段时间我才得知，至少巴克没有去与盟国协作，而是飞到了监狱里。
鉴于此事效果甚微，于是便产生了我是否应解散临时内阁的问题。我的逐步实行投降的任务已经完成。即使我们住在尚未被盟国占领的属于我方领土的米尔维克，但不言而喻，我完全在敌人的控制之下。整个德国都被敌人占领了。敌人统治着德国。对我来说要采取象实行投降时那样的独立行动已再无可能。
鉴于上述这些情况，主动地解散这个徒有虚名的内阁，结束其使命，而不是眼睁睁地等待着战胜国采取完全意想不到的措施，难道这样做不值得吗？不言而喻，实行投降后，我坐在那里碌碌无为，这种味道是很难受的。
施佩尔部长首先认为，我们应该引退。他本人相信，美国人会继续与他合作的。
相反，施威林·克罗西克伯爵却认为，我们必须留下来，尽管敌人可能会故意公开嘲笑我们。帝国总统及其临时政府显示了帝国的统一。在无条件投降中只有国防军已明确地投降。但德意志国家仍然存在。尽管我在实际行使政府职能的过程中受到阻碍，但我是德意志帝国的国家元首这一点却没有改变。在5月8日签订投降书时，敌方国家要求德国国防军三个军种首脑出示我的委托书一事也说明，敌人也承认这一点。因此我只有在考虑好一位继承人以后才能引退。
我觉得施威林·克罗西克的观点是正确的。一开始我只把我的任命理解为：只要结束战争，我的使命也就结束了。但现在不管今后可能发生什么情况，我也决不可以自动地解散帝国临时政府。否则的话战胜国就有理由声称：因为主管德国各个地区事务的政府已经溜走，我们除了在各占领区设立特殊的德国政府机构，由自己的军政府掌握各地区的主权外，就别无它法了。
出于这个原因，我就只能向暴力屈服，否则的话，我在德国今天面临的分裂问题上，至少在形式上会给敌方留下政治把柄。我的辞职，也就是自动放弃得到盟国承认的我的职位，可能会铸成我在投降之后的政治错误。
这种想法并不排除我过去和现在一直认为德国人民的意志可以决定由谁占据国家最高职务的这个观点。
因此在重新改选和盟国采用武力来解除我的职务之前，我必须在1945年5月竭力保住那时属于我的这一职务。
从1945年5月中旬起，敌对国家似乎也面临着对是否保留我的政府要作出决定的问题。
全面投降以后在米尔维克出现了一个盟国监督委员会，由美国鲁克斯少将和英国福特准将领导，不久又有俄国代表加入该组织。我曾与监督委员会的这两位英美首脑商谈德国内部的形势达1小时之久。我对他们说了我认为必需采取的那些措施。我也准备采取同一办法与英方发言人沃德先生交换意见。我想通过这些谈话来支持帝国临时政府递交的备忘录。为了帮助德国人民，我很重视利用可能产生作用的每一个机会。我的告诫和提议也是为了达到同一个目的，它们关系到今后东欧外交政策的进一步发展。但它们很少被人理解。
在与盟国代表打交道的过程中，我发现他们方面在上述几次谈话中态度都很冷淡，然而又无可指责。我们互相致国际上流行的军礼。我帝国政府的成员及我本人为不失我们的尊严也采取了同样冷淡的态度。这是理所当然的。
从5月中旬开始，我停止了与监督委员会代表的会谈。敌方新闻界尤其是苏联广播电台开始谈论起“邓尼茨政府”。俄国人拼命攻击我。很明显，俄国人不希望有一个主管所有地区事务的德国联合政府。临时政府和英美驻米尔维克的代表迄今的合作已引起了他们的怀疑。
看来丘吉尔一开始好象是反对把我排挤掉的。他想把我当作“有用的工具”使用，并通过我向德国人民转达各种命令，这样英国人就用不着亲自“把手伸进骚动的蚁穴中”去了。丘吉尔还认为，如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