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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对访谈得来的具体材料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在消费符号（消费什么）、消费空间（去哪消费）、消费中的社会关系（和谁一起消费）、消费观念（为何消费）等一系列消费行为上，中产阶层的消费本身已经开始形成了基于社会区分逻辑——树异求同——之上的社会区隔。
第二部分“品味阶层”：名实之间（1）
我们已经注意到了阶层消费中的分化，同时观察到这种消费分化本身已经并正在形成越来越广泛的社会区隔，那么这种区隔的结果会是什么？它与有关中产阶层消费中的区隔现象一致吗？如果按照近年来社会分层研究的最新趋势，这种区隔最终形成的是以“品位”或“格调”为特征的阶层间差异，我们发现的区隔是否呈现一致的逻辑呢？
福塞尔早年对于美国不同社会阶层间的分化与区隔问题表明：生活品味与格调已经成为美国社会阶层的最好标识。这种阶层的区隔表现如此鲜明，以致一个人的阶层可以通过生活的各个细节，尤其是消费如去哪里吃饭、喝什么酒、参加什么派对、如何度周末、如何旅游等等表现出来，按他的意思不同的阶层有不同的生活方式即品位，中产阶层有自己独特的品位，正是这一点将中产阶层与其他社会阶层清楚地区分开来。保罗·福塞尔：《格调：社会等级与生活品味》，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
甘斯认为，现代美国社会可以分为不同种类的亚群体或“品味公众”：高雅文化、中上等文化、中低等文化、低俗文化和准民间文化。不同的阶层分别具有自己的品味文化。也就是文化或品味成为阶层的分化指南，他认为，中产阶层特别是正处于地位上升时期的群体或阶级对于高雅品味更感兴趣，也就是说，中产阶层本身的品味是趋向于高雅品味的。Gans； Herbert，Popular Culture and High Culture： An Analysis and Evaluation of Taste New York： Basic Books； 1974；p81
对布迪厄来说，凝聚并体现在文化商品消费中的品味无疑是一种阶级标志。在《区隔》一书中，他试图勾勒出不同品位的社会场域，包括合法的高雅文化实践如参观博物馆、听音乐会、读书，以及生活方式与消费偏好包括食物、饮酒、衣物、汽车、小说、杂志、假日、嗜好、运动休闲追求等。因此，在相同的社会空间，“高雅”意义上的文化与人类学意义上的文化都有同样的轮廓。然而，以群体所拥有的（经济或文化的）资本构成与数量为基础性结构原则，形成了阶级的或职业的结构图示。当生活方式空间被置于其上时，品味的对立及相关的决定性关系就变得清楚了。那些具有巨额经济资本的人（工业企业家、商业雇主）以商务宴请、外国汽车、拍卖会、高级别墅、网球、滑水、巴黎右岸的商业走廊作为自己的特殊品味。那些拥有很多文化资本的人（高等教育的教师、美术创作者、中学教师）却以左岸的艺术走廊、前卫派的节日、现代节奏、外语、国际象棋、跳蚤市场、巴赫、群山秀峰作为自己的品味。那些经济资本与文化资本都很少的人（半熟练、熟练、不熟练工人）则以足球、土豆、普通红酒、观看体育比赛、公共舞会为自己的品味。Bourdieu； Pierre； Distinction： a social critique of the judgment of taste， published by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1984； pp128～129
在《区隔》一书中，布迪厄还分析了提供符号产品与服务的新型小资产者：文化媒介人。其中最重要的是，他注意到了这个阶级在社会空间中的上升轨迹。与农民、农场主群体相比，新型小资产阶级不是由于劳动分工的变化而人数急剧减少，对世界也并不抱有悲观与怀旧的态度，而是相反，他们的人数在急剧增加，所以他们对世界也抱有积极进取的态度。Bourdieu；同前引书， 第359页。布迪厄把小资产阶级定义为“一个小到能使自己成为资产者的无产者”。典型地说，他们是文化与教育资本方面的投资者，新型小资产者在追求富于表意性的、自由的生活方式时，流露出对最为淳朴的贵族式的品质（风格、别出心裁、教养）的神往，这使他们与旧式的小资产阶级、劳工阶级划清了界限。
布迪厄认为法国中产阶层的区隔特征充分体现了中产阶层对精英文化的崇尚。他的研究主要采用这样一些有关文化消费的问题：你欣赏什么样的文学、艺术作品？你是否每年参观几次艺术展览、听几回音乐会而不是歌星演唱会？你能否领略画家的艺术感染力？对古典音乐的作者你了解多少？对你喜欢的电影，你是否只知道它的导演与明星而不清楚它的作者？你读不读哲学论文？你喜欢什么样的运动？你希望拥有什么样的身体？你的服装风格、家庭装潢风格、饮食偏好、旅游目的地与方式如何？而且，他认为一旦这些方面的区隔非常清楚，可以很明显地区分品味不同的阶层。
费瑟斯通认为：“新中产阶层分子是妄想者，得陇望蜀，认为生活就是一种投资……因此，新型小中产阶层在生活中采取了学习的模式；他有意识地培养自己的品位、风格和生活方式。” 西莉亚·卢瑞，同前引书，第94页。即他认为中产阶层的品位是一种习得的品位，这一点与布迪厄所表达的中产阶层总是以合法的品位为标准或者反叛而建立新的品位有些相同。
费瑟斯通的研究是基于理论上的说明但缺乏经验研究的支持。1992年萨维奇等人研究分析了英国中产阶层的情况。该研究调查了中产阶层调动三种资产——组织、财产和文化资产的能力的变化规律。这个调查使用英国国家市场研究部的目标指数对24000名成年人进行了一年一度的问卷调查，被调查者被要求给出各种消费习惯的细节，萨维奇认为高收入、获得良好教育的机会和保养身体的新文化密切联系。在研究的三种中产阶层中，第一组主要是在政府资助的企业内任职，表现出一种严肃的风格，他们利用空闲时间锻炼身体，参加各种体育活动和追求高雅文化；第二组经理以及国有企业的官员并不引人注目，没有什么特别的业余活动或追求使他们与众不同；第三组私营企业的专业人员和专家们采取了所谓的后现代主义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是自相矛盾的，它把明显对立的活动和兴趣放在一起，倡导这种生活方式的人不仅表现出对健康、运动、体育和保健活动的兴趣，而且向往美好生活，这表现在他们喜爱香槟酒和美味佳肴。 同上引书，第95页。
这些研究给我们展现的一个共同结果就是：新中产阶层是一个有自己独特品位的阶层（不管这品味是天然的还是模仿的），正是这种阶层的品位将他们与其他阶层的边界鲜明地勾勒出来。而且我们不难从这些研究中发现，品味一词本身也有了很大的变化，他更多地具有了丰富的社会学意味。
第二部分“品味阶层”：名实之间（2）
首先，单从审美或者欣赏的角度，品味是一种个人特征，而从社会学角度看，品味是共同的或者相似的消费观念、选择标准的一种集合，这种集合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代表这一共同体的独有的特征。其次，品位主要是一种阶层界线与标识。它是阶层之间生活方式的表现，在更深层次上，它反映的是不同阶层的生活状况。第三，品位是一种话语权力的体现，在这样的情况下，品味本身并不是浑然天成的，它是一种话语权力与阶层关系的反映。即什么是有品位，什么是没有品味，什么是高雅的或者是低俗的品位等等这一切都包含了一种话语权力的参加。这点正是布迪厄在品味判断的社会批判时所关注的。
从以上三个方面来看，无论如何，我国目前城市中产阶层都难以称之为“品位阶层”。因为，其一，前面我们所观察到的由消费所致的社会区隔基本上是基于自身经济状况、职业身份、社会地位等所做出的一种消费选择，它本身并不是一种如布迪厄所说的长期积累的“惯习”，这种区隔不是基于相同的消费观念或者生活方式基础之上的，也就是说，这个刚刚开始出现的阶层本身还没有形成自己独特的生活方式与消费习惯，而他们以前所有的惯习与这个阶层的现有地位并不适应，这是第一代新生中产阶层所必然面临的一个问题。如果说布迪厄等人所说的区隔是一种真正的基于阶层品味的区隔的话，那么我们发现的区隔显然与此意义不同。这种不同是不同时期与不同成长背景的中产阶层的不同。其二，由于中产阶层本身甚至整个社会缺乏一种统一的“品味”，所以目前而言，品味或者生活方式并不能作为阶层区别的标识（我们在随后的分析会谈到中产阶层内部的不同情况）。第三，品味本身在目前，在中国城市中产阶层的成长中，还没有经历与西方同样的话语问题。正如郑也夫所言，由于1949年以后中国社会虽可以说有贵族，而无贵族文化，这样，在一定时期内中国中产阶层形成中没有那种为其他阶层“立法”的“高雅品味”的存在，同样这一时期由于消除了中产阶层，因此，中产阶层的文化也不复存在。郑也夫：《白领文化之功能》，见《忘却的纪念》，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第16页。这样品味已经不复为一个社会阶层间的话语，只是到了近些年，随着中产阶层的兴起，它成为另一种意义上的大众文化话语。
因此，我们在谈到由于消费所导致的社会区隔时，将面临一个与布迪厄等人所不同的问题，即一个本身没有或者说至今尚未形成自己独特品味的阶层如何通过消费进行社会区隔的问题。正如我们所说的，这种区隔是通过相似的经济能力、社会地位、职业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