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愿意上学。但是我们家的孩子不管学习好还是不好，学是肯定会去上的。一早起来就往学校赶，唯恐晚了。可能是因为我家的门风。”他们这个家族现在有200多口人，没有听说过谁不想上学。W8认为这可能是跟遗传有关。而邻居展家的孩子现在每天都要拿鞭子赶到学校门口，而且展家现在还没有出过大学生，他家的每一代都不愿意进学校。
他们家这个村现在有四五家大姓，现在经济条件比较好的，出过大学生的还是那几家。在W8看来，在农村，原来地主的现在还是地主，原来富农的现在还是富农。因为她们愿意出去吃苦，愿意出去干。而“原来文化大革命时候的红卫兵现在还是红卫兵，只不过年纪大了”。由此W8认为：“门风很重要。门风就是前期教育，就是家庭环境，是老一辈对成长当中的儿女的家庭环境，父母在做人方面、为人处世好，他的子女出来绝对差不到哪里去。”
但是，赢得了读书机会的孩子，并不表示一定能够完成文化资本的积累，从而实现文化资本向社会资本和经济资本的转换。他们会由于学习能力以及其他原因可能被淘汰，W8谈到他的姐姐虽然赢得了学习机会，但是被“文革”耽误了，没有考上，他说：“我姐姐读书我爸也费了不少心血，她那时候从小举革命的小红旗，底子太差，没有考上。”这跟我们前面所提到的W10不同，W10有家庭文化资本的积累，还有其他接受文化资本的机会，比如说做工农兵大学学员，因此，尽管W10的出生处于“文革”时期事件影响更深的年龄，但是她的家庭条件使她所受“文革”的负面影响反而小于出生在70年代初期的农村孩子。W10可以把“文革”时期的那段农村生活看作田园牧歌，但“文革”对于W8的姐姐来说，却是实实在在地影响了她继续接受教育的机会。农村孩子在接受文化资本的过程中，竞争很激烈，被淘汰的可能性很大，而且一旦被淘汰，他们就更难有再获得社会流动的机会。
第四部分中产阶层文化资本的获得（4）
正因为农村孩子实现社会流动的机会更少，他们就会更坚定地抓住有限的机会，更加刻苦努力地学习，希望通过文化资本来获得改变命运的机会。W8的家乡高考升学率很高，有“状元之乡”的美誉。在W8的高中班级里，一个班有124个人，112人上了大专线。在问及为什么会有这么高的升学率和学习动机的时候，W8说：“我们那里穷哎，只有考出去才有出路，才有饭吃。城里人根本想象不到我们那里的那种艰苦：吃的住的用的都非常艰苦。考出去才有饭吃，考不出去就得种地。”W8坦陈，他当时主要就是怕种地。W8描述了当时的那种艰苦：“我们那时候读书非常刻苦，衣服就是那么一件，一打开教室门，城里的人去了恐怕会晕过去，气味太难闻了。准备高考，题海战术，每个人面前一个墨水瓶。学校要省电费，点着菜油读书，烟直冒，114人，114盏灯。开夜车一般都要开到12点，赶着把题作完，第二天还要上课。没完没了。早上5点起床，题没做完的话，还要赶着把题做完。114人，114盏灯，熏出来的。”学习条件如此艰苦，营养却根本谈不上，W8说，他们那时吃的全部都是土豆、咸菜，能够吃到咸菜就很不错了。有个同学的父亲为了给儿子高考补充营养，就特地送来了一篮子鸡蛋。这是最高营养品，篮子的底还是脱的。走了一天的山路，把鸡蛋送给儿子，还得再走一天的山路赶回去。W8觉得他家虽然也很穷，但是比起很多同学来还算好的，因为他“穿的衣服还没有露出肉来”。
同样经济地位的家庭具有不同的文化资本，这种文化资本是这个家庭改变自己家庭社会地位和前途的希望所在。W8之所以能够完成“鲤鱼跃龙门”的飞跃，与他的家庭文化资本的积淀对他的影响不无关系。比如他所说的展家，缺乏文化资本的积累，缺乏读书的动力，家族中也没有读书人的积极诱导，所以没有读书人，也没有出去闯一闯的意识，而W8的家庭却是“地主”家庭，爷爷的兄弟还都是读书人，从小爷爷就给他灌输对文化的崇拜、对文化人的崇拜，这些都会潜移默化地影响到W8，使他具有勤于读书的潜质。当然，如果借用德国教育人类学家博尔诺夫的“遭遇”概念来看，那么在我看来对W8产生直接影响的“遭遇”是其父亲“雪天送饭”的事情。博尔诺夫认为一个人的一生有很多不确定因素，其中一些能够对他的将来产生重大影响的事件就可以称之为“遭遇”，他认为教育工作者应该善于利用这些遭遇，使教育对象向美和善的一面发展。其观点见于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的《教育人类学》。有一年冬天，他回家去取馍馍和咸菜。雪下得很大，他匆忙中把锁馍的箱子钥匙丢在家里了。老爸骑车追了25里路，差点把命丢了。回走是上坡，又是逆风，根本蹬不动。“我一看，老爸一蹬一滑，一蹬一滑，我看着真是心酸。从那一天开始，我就正儿八经读书，不跟他们去混了。”
努力读书的结果是成功地通过了高考，而且在城里找到了一份收入可观的工作，跻身于中产阶层的行列。而那些经济资本不足而无力供孩子上学，或是那些出身于文化资本的积累不够而又对文化资本不够重视的家庭，以及那些因为种种原因高考失利的农村孩子来说，他们中的大多数几乎没有可能晋身于今天我们在这里所谈论的中产阶层行列。
在文化资本的获得方面，有不少人更强调个人动机方面的因素。由于解放以来文化政策的多次调整，这一代中国中产阶层中有不少人自认为是家庭的第一代文化资本的拥有者，他们认为受家庭的影响很有限。W15是某名牌大学的硕士毕业生，学业成绩优异，是被保送读研的，现在是一家房地产租赁公司的经理。他给我的感觉是很自信，也很友善，并且看问题很有自己的见解。他出生于一个普通的工人家庭，回顾家庭对自己的影响，他说了这样一番话：“家里也要我们多读一点书。可能自己也有好强心。‘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家里人把这种观念传给我们，但是父母在这个过程中是没有什么辅导的。我大学同学中有好多父母都是农民的，家里全部考上了大学，他们能辅导什么呢？而且我觉得小孩子如果是父母辅导出来的话，他也不会有什么太大的发展。”
W15的家庭没有太多的文化资本，也没有其他的资本，这曾经是他自卑的根源，但是，由于出生于地位相对较低的社会阶层而引起的匮乏感和自卑感，反而使子女更有动力去努力。作为一个知识面很广泛的管理人员，W15指出，现在社会上很多人有心理问题，这些问题多多少少是源自一种自卑。他说自己小的时候家里条件不好，别人有的他没有，那就多少会有些自卑。而他又是成长在一个干部子女群体中。“从小的时候，我所在的学校，特别是在中学，有很多都是高干子弟，其实如果他们自身努力的话，现在都应该是相当不错的，因为他们太有背景了，父母是局长、厅长之类，他们的学习条件、生存条件，什么都比你好，当时我们不自卑是不可能的。”
W15最初克服自卑的努力方式就是好好学习，特别用功，并且不断总结学习的经验和方法。大学的经历使他日后在工作中获得自信，这种自信也是缘于他对自己所拥有的资本能力的自信，自己得到社会的认同，资本的价值得以实现。他说：“我上大学时，喜欢英语，第一年对别的课程就不怎么重视。结果，大学的第一门课，中共党史，没有及格，补考还是没有及格，这下子就紧张了，因为这是学位课。从此以后就变得特别用功，每一门课都非常重视，每一门课都考的很好。最后破例又给了一次补考的机会，最后总算及格了，破格保研。……我对政治倒学得还可以，入学时是全校政治最高分，又是高中的最高分，考了90多分，因为政治经济学，还有点规律。对于物理、化学这些课程，我觉得可以推。……后来就变得很用功，成绩好了有一种自信。”不过他认为这同时也说明自己是在想努力摆脱某种不利的境遇，“为什么这么努力地学习？你怕考不过人家，你才这么拼命地学。所以表面上的东西跟潜在的东西往往是反的。”
W15特别能吃苦，很勤勉，能沉得下心来，而且有强烈的追求成就的动力，这是他日后取得事业成就的主要原因之一。
对于自己，他有一个客观清醒的评价：“我就像父母对我的评价，并不十分聪明，但是很勤勉，吃得苦，能沉得下心来。人家花2小时的我花4个小时。大热天，40℃，谈什么事的时候，别人都受不了，我好像无所谓。成就感是我追求的。你看我不爱吃，不爱喝，穿也不讲究。像我的同学，亿万富翁的那个，他是什么都来，所以把钱看得重，也有动力去找钱。我就是有一种危机感，比方说，有1000块钱，人家会花到1001块，我可能就只会花个500块。我剪个头就只花5块钱。”
第四部分中产阶层文化资本的获得（5）
作为对比，他认为有些拥有社会资本的家庭，可以给子女提供优越的物质条件，也能够给子女安排很好的工作，但是，这些子女因为缺乏来自匮乏而造成的成就动机，或者说，他们很多东西是不需要自己努力就可以得到，而且很轻易就得到了，这样就会使他们缺乏W15所具有的那种超越“自卑”的动力，使得这些人的职业成就相对较小。另外，这些家庭出身优越的人，他们在成长过程中缺乏由于挫折而得到的种种锻炼，也是他们今后的职业成就不大的一个原因。
多年以后，他回过头来看他那些出身干部家庭的同学，生出许多感慨，他的那些同学多半现在都“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