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够静静地到丹佛、安静地演出并于当晚离开，他还是很欢迎他们的。但正如基思所说的那样，“这个市长想做的无非是把我们从这城市一脚踢出去。”
“滚石”于1966年出现在加拿大的温哥华后，该市大西洋国家展览中心的演出现场被拘留的观众达36人，并有数名警察在对抗中受伤。当地警察局一名巡官称，“这是我35年警察生涯中见过的持续时间最长的警民对抗”。而“滚石”则因在警察关掉音响设备时大声叫骂而被讨伐。而且从此之后，温哥华市议会授权警察对摇滚现场演唱会的灯光、幕布、音响系统有全部控制权。
“滚石”在巴黎引发的是同样的对抗，警察甚至开了法国动用警棍催泪弹压制歌迷的先例，3000歌迷与警察的对峙随后被称为“暴动”；在马赛，混战之中一把椅子飞向舞台，在贾格尔的眉骨上留下了一道两寸长的口子……似乎正是由于“滚石”的演唱会总是会成为反社会情绪进行总爆发的据点，他们便总是被视为邪恶的破坏和动乱之神。
而贾格尔则就乐队、观众与警察的对抗作了一番颇具哲理性的分析：“人们老是在谈论我们演出时的骚乱，其中的确有暴力的一面，但从某种意义上说，孩子们也是依照着他们被人预期的样子而行事的。”也就是说，在对抗发生之前就已经存在着对抗。“他坚持光把观众们阻止在座位上并不能解决问题，关键是要知道为什么青年们心中有着不满，他们又不是白痴，干嘛要同警察较劲？”⑨而且许多时候，正是警察对“滚石”和观众的叛逆之心深怀敌意。“滚石”曾经遇到那些警察在演出之后拿着唱片走进后台说：“快签个名，你这个长头发娘们儿气的堕落货，不然老子就打破你狗日的破脑袋。”
自然，“滚石”的反抗姿态所开罪的并非警察一家，某些对“革命”深恶痛绝的组织对其也恨之入骨。1969年，组织过“滚石”佛罗里达演唱会的戴夫·鲁普的遭遇便是证明。自从他有过这样一次经纪人的历史之后，他的公司被人用燃烧瓶夷为平地，保险申请也被拒绝；而臭名昭著的约翰·伯奇协会（此协会将那名据说是1945年在苏州被中国人民解放军击毙的、披着传教士外衣的美军情报官约翰·伯奇尊为英雄，以半地下状态专事反共）更是给他家直接打电话，告诉他当心他老婆和女儿的狗命。⑩
如同“披头士”用《革命》明确表态一样，“滚石”也有其“革命”的代表作，这就是1968年推出的《街头斗士》。虽然这首歌内容并非其标题那样杀气十足，但它却被视为意在揭竿而起的革命号召。它发行的日期正好是在美国民主党68年全国大会之前，许多电台怕它会引发骚乱而下了禁播令。然而，这一禁令对调频台和地下电台不仅未能生效，反而加速了它的四下流传。但恰恰是在芝加哥的民主党大会短短七天间，竟有一人在与警察对抗中丧生，另有100多人重伤，各有600多人轻伤和被捕。这固然是高涨的“革命”热情所致，但“滚石”在许多人眼中肯定又难辞其咎了。
似乎正是因此，加利福尼亚的一个激进学生组织于1969年发布了一份最终载入摇滚和学运史册的欢迎“滚石”书，这是到那时为止“滚石”被授予的最高“革命荣誉”：
“热烈欢迎‘滚石’……与我们一起同手握权柄的狂人作殊死抗争的同志们！全世界的革命青年都听到了你们的乐声并在它的鼓舞之下采取了更为决死的行动，我们在亚洲和南越抵抗帝国主义侵略的游击队中战斗，我们在全国各地的摇滚音乐会上暴动……
“他们称我们为放浪形骸、行为不轨，是胆怯的逃兵和肮脏的吸毒鬼，说我们的头脑中尽是狗屎堆堆。在越南，他们在我们头上扔下炸弹，在美国，他们想让我们同自己的同志作手足相残的斗争，但那些听到我们在自己的小小电台里演唱你们曲子的家伙们，会懂得他们终将难逃无政府革命的血与火。
“当我们砸烂监狱让囚犯自由时，当我们毁坏学校让学生解放时，当我们打开军火库武装穷人……并在熊熊烈火的废墟之上建设新社会时，我们的摇滚军乐团将演奏着你们的歌曲。
“同志们，当这个国家从集权暴政之下解放出来之时，你们将再回这儿，你们将在为工人所有的工厂里歌唱，在警察局的残垣断壁之上歌唱，在牧师们倒悬的尸首之下歌唱，在飘扬于千百个无政府主义者公社之旁的无数面红旗之下歌唱……‘滚石’……加利福尼亚的青年听到了你们的讯息！‘滚石’万岁！”
在一代又一代的青年将爱与和平运动演变为“革命”与暴力运动之后，摇滚从血火之中又回到爱与和平的主流；然而，也仍然有沿着被“滚石”界定的道路继续“革命”者，这一“革命”余绪的70年代回响自然是“朋克”反叛。
虽然被称作“朋克”的一切是1973年之后兴起于美国那些激进青年们忽冷忽热的心中，但它作为横扫四野的运动却只出现在英国。在1974年的伦敦的切尔西区，有一家专卖50年代服装的商店名为“摇起来”。“摇起来”的老板马尔科姆·麦克劳伦是那种典型的不甘寂寞的人，因而当1974年一支名叫“纽约小妞”的美国“朋克”乐队来到英国且并未造成多大影响时，麦克劳伦却对他们一见钟情，并在自荐成为其经纪人之后随同他们飞去了纽约。在“纽约小妞”于1975年夭亡之后，麦克劳伦回到了伦敦，将商店更名为“性”并专卖各式“朋克”服装，一时生意火爆之极，他自然又闲不住了，干脆自己出头招来一帮“朋克”哥们儿，组成了后来天下驰名的“性手枪”。他挑出的主唱是约翰·莱顿，原因是这厮经常在“性”商店遛达，常常发出弱智儿一样的尖叫，并酷爱惹是生非。“性手枪”第一次扬名立万则是在1975年11月6日的伦敦艺术学校。让一向宽容大度、见怪不惊的伦敦艺术学校人也吃惊不已的是，“性手枪”根本就不是在唱歌，而是在像野兽一样地咆哮，因为满口坏牙而被称为“坏牙约翰尼”的莱顿在台上傲慢而狂妄地咒骂一气并乱吐唾沫，还胡乱拿起东西在脸上刮来刮去，他甚至冲着观众大叫“我恨死你”。该学院的一位交际秘书对此实在难以容忍，在他们“唱”到第五首歌时拉下了电闸。
革命（一）：温柔的颠覆之声鸣响“性手枪”（1）
1976年9月21日，“性手枪”与“冲撞”、“女无常”等乐队一同在伦敦牛津街的“一百俱乐部”举行了第一个“朋克”音乐节。一时间，数百“朋克”青年在演唱会之前便堵塞了那条有名的商业街。他们色彩纷呈、争奇斗艳的化装、发型和全身披挂的破布、内衣、链条、刀片、狗项圈之类饰物让记者们兴奋不已，让路人目瞪口呆，而他们要的正是利用这种难得的露脸机会激怒社会的效果。而“性手枪”自然以狂吠怒吼博得了他们最多的喝彩，但随后该乐队也被报界称为“有史以来最粗鄙和最无音乐性可言的乐队”。
当年12月1日，“性手枪”出席了泰晤士电视台的“今日”对话节目。上节目之前，他们已经在接待室内胡喝了一通。而节目主持人比尔·格伦迪出于一种难以言喻的心理，想让他们露出点流氓面目来，于是建议他们来点粗的。“坏牙”在催促之下说了几句粗话。这已足以引起遍及英伦三岛的愤怒浪潮。《每日镜报》将其称为“可恶的、自大的、猖狂的乐队”；《每日邮报》认为此事无论有意无意，皆是“给了成千上万的年轻人一个庸俗而充满恶意的号召”；甚至连一向对这类“俗”事一概不屑一顾的《泰晤士报》也发表了一篇专文，质问是谁给了“这么没有音乐才能却狂妄而无政府”的乐队上电视的机会。
许多人要求“性手枪”在电视上露面道歉，而这恰恰给了他们坚持“革命”而与一切社会权威和规矩公开为敌的机会，他们又一次表示坚决不干，并进而对那些认为他们败坏了大众音乐形象的人报以轻蔑，还对“何许人”乃至“滚石”之类已被招安的明星表示藐视，称他们已经成了官方精英文化的组成部分，并幸灾乐祸地称：“老家伙们被我们吓坏了……他们安于现状而不想变革，他们已经落伍于现在流行的东西了，而且他们对此心里有数。”
“性手枪”继续以不妥协的姿态出现。在12月的巡回演出中，达比市的官员要求他们先为自己来上一场之后再公演，乐队当然予以拒绝，计划进行19天的演出于是收到了一连串的演出取消单，前后只演出了三天。但激发更大风暴的无疑是他们在上电视前后上市的单曲《联合王国的无政府主义者》，在这首歌中“坏牙”嚷道：
我是个反基督者
我是个无政府主义者
我不知道什么是我究竟想要的
但懂得如何去弄来……
我想去搞破坏
在此之前，英国最具实力与声誉的ＥＭＩ公司本来已经同“性手枪”签约，而且正是为了避与“性手枪”同流合污之嫌，该公司还专门发表声明，称它们“毕竟是年轻人认同的乐队，父母们纵然不会容忍，但受它震动一下也会有点益处，唱片业同样如此，所以本公司不把他放在对立面，它毕竟可以用来打破音乐行业的大萧条”。然而，《联合王国的无政府主义者》一推出，连该公司的工人也举行了“野猫罢工”（未经工会批准的罢工），他们拒绝将唱片装进封套。ＢＢＣ和伦敦的商业台也禁播此歌，许多音像商店拒不进货。虽然该曲最终进了排行榜前40名，但ＥＭＩ公司在强大压力之下也不得不一改初衷，当“性手枪”在伦敦希斯罗国际机场卷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