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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万人朝拜的皇帝现在只是一只标准的囚鸟。再后来，他的儿子朱见深（即后来的成化皇帝）成了废太子，被封为沂王。眼看自己的正统地位完全被别人取代，真不知道这位曾经以“正统”为年号的皇帝心里是什么滋味。
然而，权力的大起大落似乎从来没有改变过朱祁镇生活的实质。当初在紫禁城中，他不过是代表最高权力的一个符号，所谓禁宫，其实禁住的主要是皇帝的一言一行；后来在瓦剌营中，他作为超高级战俘，一样有太监服侍；至于到了南宫，谁都知道他事实上是被软禁起来，然而其间的服器用度虽然不能跟皇宫相比，也绝不是平常人可比的。仔细一比，他其实并没有比过去更加不自由。话虽如此，实际上还是有不同的，而最不相同的，当是他的心情。他曾经掌握着别人的生死沉浮，如今他的生死则由自己的兄弟掌握着，这份忧恐与悲哀，恐怕是外人难以体会的。当他看到南宫的树木被伐尽、崇质宫的宫门被紧锁，以防他交通外人时；当他听到与他有关的宦官莫名而死时，他的忧虑与哀伤无疑会凭添若干。
如果，不是因为后来那场别有用心的政变，或许朱祁镇会在忧伤中无声地老死于凄冷的南宫，逐渐被人们遗忘。可有时候，就算是皇帝也无法控制自己在历史舞台上的戏份，他们就像被人操控的吊线木偶，不自觉地走到了华丽幕前。明英宗可能从来不曾认真想过自己还有走出南宫、重返大内的那一天。但那一天却在景泰八年（1457年）的初春来临。
那是一次纯粹的“政变”，曾为它加了一个恰当的名目——“夺门”。
历史记载，当年发动夺门政变的幕后推手是一群别有用心的人，他们的目的是铲除异己或者巩固自身地位，没有谁从国家的正统性和皇帝的道德标准来考虑这次这政变的功过是非。不过，这次政变的起因确实是由对国家正统性和皇帝的道德标准的争论开始的。按照儒家的宗法制度，朱祁钰尽管阴差阳错得到了帝位，但他死之后还是需要将帝位传给英宗的长子。他对此十分不甘。景泰三年（1452年），他终于将英宗的儿子贬为沂王，立自己的儿子见济为太子，史称怀献太子。可刚过了一年，怀献太子就夭折了，太子之位又空了出来。这时，大臣纷纷上言请求恢复沂王的太子资格。此后数年陷入了僵局，太子之位也一直悬空。君臣之间裂缝加深，那些各怀鬼胎的人开始蠢动了。
第一个想借助英宗复辟打击异己的人是武将石亨，他与于谦不合。于谦是解土木围城之危的大功臣，也是拥护景帝继位的重要人物，所以，英宗复位一定可以铲除于谦。另一个想借夺门建功的是宦官曹吉祥。曹吉祥一直以为自己能够成为另外一个王振，野心很大。可是景帝宠信的太监是兴安，而不是他。第三个想利用英宗的人是副都御史徐有贞。徐有贞原名徐珵，因为在瓦剌围城的时候建议迁都，不为景帝所喜，事后备受冷落。他只能靠改名有贞和在外治水的功绩向景帝表忠，然而收效甚微。另外一个希望英宗复辟的人是从瓦剌将英宗迎回的左都御史杨善。显然，迎回英宗并不是令景帝高兴的事情。
他们终于在1457年等到了发动政变的时机。那年元旦，景帝得了重病，不能上朝，例行的元旦朝贺也被取消了。石亨与徐有贞、曹吉祥等人密谋去南宫接英宗复位。正月十六夜里，他们趁着边警到京，调兵入大内，石亨等人将家兵子弟混在守御官军中向南宫进发。到了宫门的时候，徐有贞命军士悬起巨木撞门。“夺门”的名目，就是因此而来。等到门破之后，石亨、徐有贞等人见到英宗，一起伏地高呼请上皇登位，英宗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
朱祁镇就这样坐上轿子从东华门进入了紫禁城，第二回登上了皇帝的宝座。那时他也不过三十岁，又当了七年皇帝，便走到了生命尽头。
对于一个三十岁的人而言，英宗的遭遇实属波折。历经挫折的英宗早已不是那个八岁的小皇帝，可是他大概早已习惯了被人当作木偶摆置，对各种人情冷暖都能泰然处之。于是，尽管他并不认为于谦有罪，于谦还是必须死。他的弟弟朱祁钰被贬为郕王，三个月后就死去了，传说他是被宫中的一名太监勒死的。这一场大清算对当时普通人的生活没有产生丝毫影响，与靖难之役时天下生灵涂炭的情景不可同日而语。然而，朝堂之上血雨腥风，夺门新贵纷纷粉墨登场，一时之间，希旨取宠者都以于谦为攻击目标。作为夺门之变表面上的最大受益者，英宗也许并不是那么兴奋。
后来的英宗，对南宫岁月依然难忘，即位之后多次故地重游，并对南宫加以扩建。浓浓春花中，这是胜利者对龙兴圣地的留恋；萧萧秋风里，这是饱经沧桑者对过去的追忆。而时时萦绕他心间的，恐怕更多的还是对高耸宫墙的反思，与对变幻世事的感慨。在这样的心境中，他释放了被囚禁数十年的建文帝的儿子建庶人，他废除了惨无人道的人殉制度。梅花香自苦寒来，南宫，使英宗在历史上留下了一段不凡的岁月。
入清后，南宫之地先是成为“睿亲王府”，多尔衮在这里呼风唤雨；后来被改作吗葛喇庙，崇祀大黑神文殊菩萨，成为缎匹库的组成部分；再后来，就被称作普渡寺了。再后来……
时至今日，南宫之地经历了天翻地覆的改变，只有那些成荫的古树不曾改变，依然借着清风为脚下的大地送来阵阵清爽。穿越时空，不知英宗是否也惦记过这缕不绝的清香。（樊铧）
在繁华热闹的王府井大街北面不远处，有一条非常不起眼的胡同叫东厂胡同。这条今天普通得再也不能普通的胡同，几百年前的明代却是另一番景象，当时人们唯恐与这里有一丝一毫的联系，谈之色变，避之惟恐不及。因为这里是宦官统领的侦缉机构东厂的所在地。
在明代成化年间（14651487年），北京除东厂外，还有一个宦官管辖的侦缉机构，设于明代的灰厂，即今天府右街中段向东北倾斜的地方，因与东厂在位置上东西相对，被称为西厂。西厂也是个令朝野厌恶和恐怖的所在，它的兴衰与明宪宗及宦官汪直有直接的关系。
这里先要澄清一个误解，就是无论东厂还是西厂，乃至后来刘瑾设立的内行厂，其领导者和成员都是宦官。而明代与东、西厂相同性质的还有锦衣卫，锦衣卫是由军士组成，其成员中没有宦官。厂、卫，构成了明朝的特务系统，它是封建集权的一个具体表现和手段。洪武十五年（1382年）朱元璋为了更多的了解社会情况，设立锦衣卫，主要负责侦缉，包括国家大事和民间琐事，为皇权服务。永乐十八年（1420年），成祖朱棣在锦衣卫外，另设东厂，因设于东安门北而得名。正德年间，权阉刘瑾奏设内行厂，自领之，职权更广，虽锦衣卫、东厂、西厂亦在侦缉范围之内。终明一朝，西厂、内行厂存在时间不长，而锦衣卫、东厂则至明亡。西厂虽然存在时间不长，但它的兴废与成化年间的政治状况有着密切的关系。
宪宗即位之初，朝官与宦官斗争激烈。宪宗之前的英宗十分信赖宦官，可以说明代宦官干政实由英宗朝开始。宪宗前期宠信太监王振，乃至轻信其言贸然亲征为蒙古瓦剌部所俘，过了几年的阶下囚生活，史称“土木堡之变”。英宗被俘，他的弟弟代宗坐上了皇帝的宝座。瓦剌为了制造矛盾，将英宗送回。幽居数年后，英宗乘代宗病重之际在太监的帮助下复辟成功，因此他并没有吸取土木堡的教训，依旧信赖宦官，由此引起朝臣的极大不满。宪宗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即位的。登基不久，就不断有朝臣上奏章规劝皇帝要疏远宦官，以防止宦官干政，然而宪宗不为所动。
成化十二年（1476年），宫中出现黑眚，据说这是一种能走动的不明物体，当时被认为是一种妖异。而且这一年妖人李子龙和太监韦舍勾结，私入大内。事发后，宪宗非常害怕，愈发想知道宫外的情况，于是派御马监太监汪直改装易服出外私访。汪直颇有做特工的潜质，出外侦查近一年竟无人发觉。宪宗十分满意，决定设立正式机构。于是在成化十三年（1477年）设西厂，由汪直提督厂事。
汪直原为万贵妃宫中的太监。万贵妃得宠于宪宗，汪直因此得到了皇帝的重视和信任。他生性狡猾，为人阴险。南京镇监覃力朋进京进贡往回时，竟然用百艘船载私盐，而且一路上耀武扬威，骚扰沿途州县。武城县典吏刚直不阿，要扣下私盐。要知道，明朝夹带私盐可是重罪。覃力朋无法无天，指挥手下将武城县典吏打伤，还杀死了一人。汪直侦查到此事，将覃力朋抓捕。虽然后来覃力朋侥幸逃脱，但宪宗通过此事认为汪直是可以惩奸除恶的，愈发宠信。西厂在他的指挥下，京师边镇、南北要道、各府州县都有他的眼线，虽老百姓家里吵嘴打架、鸡鸣狗盗等琐事也逃不过他们的耳目。百官的生活也在西厂的侦查范围之内，如官员犯罪追赃，西厂将其家门封闭，或者乘夜越墙而入，大肆搜索财物，有时辱打拷问，甚至剥去命妇衣衫。全国上下，人人自危，虽公侯不免。汪直出行之时，随从甚众，公卿都得避让。
西厂设立不久，朝臣不堪其苦，交接上书，弹劾汪直，请求罢去西厂。宪宗对百官的反对不以为然，认为“用一内臣，焉得系天下安危！”然而朝官坚持不懈，阁臣也接连上书。在强大的压力下，宪宗只好同意罢去西厂，但并没有处置汪直，说明他在静待时机。一个月后，宪宗借口监察御史戴缙上书赞扬汪直，重开西厂，仍由汪直统领。再次提督西厂，汪直更加嚣张，疯狂报复朝中大臣。请罢西厂的大学士商辂、兵部尚书项忠等数十人或遭罢官或被斥为民。朝野上下虽义愤填膺，却无人可以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