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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不经历这一过程。正是于这一观点，王氏第一个全力表彰遭到“郁堙
沉晦”达数百年之久的元曲的美，与元剧的现实主义精神。他高度赞赏
元曲口语、摹声语等作为新兴文学语言的审美价值。他第一个系统地搜
集整理我国戏剧资料，写出一部《宋元戏曲史》，成为我国戏曲史的开
山之作。他第一个全力表彰“托于不重于世之文体”的《红楼梦》，将
它置于世界性的伟大悲剧之林。这些都有其新的美学思想的坚实依据，
决不是偶然的。
2。此种文学本身的“升降关键”所在
凡“一代之文学”本身的“升降关键”在于：当它对自然人生的审
美与再现方式（包括文体形式与语言形式），获得一种方兴未艾的最大
的发掘面与最深的含蕴量时，它是处于上升运动中，而随着时代的进展，
生活内容的不断变化，此种文学的表现力终有其一定的限度，或者说时
代的限度，一旦高潮过去，它就渐渐失去原有的自由与活力，而日趋于
“矜童典丽”、“雕琢”、“敷衍”，总之，愈来愈多的“雅”化，终
于沦为王氏所讲的“习套”或“虚车”。此际某种新的文学可能已在民
间酝酿，又将“与晋代兴”了。在这当中，一般总有一个“自然”——
“雅”化——“习套”或“虚车”化的演变过程，王氏称之为“刨者易
工，因者难巧”。
王氏云：“诗词之题目本为自然及人生，自古人误以为美刺、投赠、
泳史、怀古之用，题目既误，诗亦自不能佳，后人才不及古人，见古名、
大家亦有此等作，遂遗其独到之处，而专学此种，不复知诗词之本意，
于是豪杰之士不得不变其体格，如楚辞、汉之五言诗、唐五代北宋之词
皆是也，故此等文学皆无题。”《人间词话》原稿）按，此处所重并不
真在有题无题。诗词之“本意”在“描写自然及人生”，其真正的源泉
在此。此“意”不明，诗词遂流为政论、道德论、史论、酬应以至歇筵
舞席等等的工具。古人的这一“误”，在王氏看，乃是一种根本性的失
误。后人沿袭，变本加厉，影响于诗词本身的正常发展及艺术质量者，
至深且巨。王氏把住艺术的本源，在诗词发展史上作此一大翻案，此实
为前人所未道，虽似不无稍偏，确亦发人深省。又云：“诗至唐中叶以
后殆为羔雁之具矣。故五代北宋之诗佳者绝少，而词则为其全盛时代。
即诗词兼擅如永叔少游者，亦词胜于诗远甚，以其写之于诗者不若写之
于词者之真也，至南宋以后，词亦为羔雁之具，而词亦替矣。此亦文学
升降之一关键也。”此种“一代之文学”由“全盛”渐转为“恙雁之具”
或者便于“染指”的“习套”的过程，即从“真”到不够“真”到“伪”
的过程，跟它的语言形式从高度的“自然”逐渐转到“雅”化以至僵比
相适应。这也如同王氏所说：“自夫人不能观古人之所观，而徒学古人
之所作，于是始有伪文学。”（《人间词乙稿序》）此等“伪文学”，
王氏讥之为”’文绣”“乡愿”甚至“■■的文学”。“学”而不“观”
则“伪”，这是为文学史所反复证明了的一项真理。昔黄宗羲云：“自
有宇宙以来，无事不可假，惟文为学力才禀所成，笔才点犊，则底里上
露”。（《郑禹梅刻稿序》）黄氏亦深恶“伪文学”，而于致“伪”之
由，仍止就“学力才真”上立说，似犹未真正中的。面对此种已成“习
套”的“伪文学”，于是“豪杰之士”不得不起而更张，适应自己时代
“自然及人生”的新情景，吸收前代文学特别是民间文学的新养料，以
新的意境与新的语言形式，创出一种新的“一代之文学”取而代之。如
此代代通变，而文学的绵延，美的创造，赖以不坠。
譬如王氏认定：“词至李后主而眼界始大，感慨遂深，递变伶工之
词而为士大夫之词。宋初晏欧诸公皆自此出，而《花间》一派微矣。”
又，冯延已与中后二主词“皆在《花间》范围之外，宜《花间》不登其
只字也”。龙沐勋驳王此说：“《花间集》多西蜀词人，不采二主及正
中同，当由道里隔绝，又年岁不相及有以致然，非因流派不同遂尔遗置
也。王说非是。”按，王氏此则词话原稿中本有“《花间》于南唐词人
中虽录张泌作，而独不登正中只字，岂当时文采为功名所掩耶”诸语。
张泌与后主同时，并随后主入宋，他是否到过西蜀，史无明文，其《江
城子》词中虽有“浣花溪上见卿卿”之句，司”能影指其所恋邻女“浣
衣”而言，未必与成都有关。龙驳似未深入事情的底里。王氏为后主与
《花间》划界，意在揭示词至后主，始真正贴近人生深处，达到艺术的
“真”与“自然”的高度，诗人心灵“自由”的高度。词境至此，为之
一变，从“叶叶花笺”转入“以血书”，在王氏看，此为词的艺术发展
过程中的一次飞跃现象，北宋极盛期正奠基于此。常州词派推尊词体，
以温（飞卿）同为不桃之宗，所谓“意内言外”之说，“《离骚》初服”
之义，未必为世人首肯。而后主词与自身性灵以至整个人生为一，初无
为词争地位之意，而词体自“尊”，它与《花间》正自有别。（按，《花
间集》中如孟蜀鹿虔废《临江仙》亦有“藕花相向野塘中，暗伤亡国，
清露位残红”诸语，比之后主，终觉局促。）
王氏又把南北宋之交看做词之兴替的一人界限。他所持的标准仍是
“意境之有无与其深浅”，而尤重在自然化的程度，其中首先是心灵自
由的程度。如云：“大家之作，其言情也必沁人心脾，其写景也必豁人
耳目，其辞脱口而出，无复矫揉妆束之态，以其所见者真，所知者深也。
诗词皆然。持此以衡古今之作者，百不失一。此余所以不免有北宋后无
词之叹也！”又，“人能干诗词中不为美刺投赠之篇，不使隶事之句，
不用粉饰之字，则于此道已过半矣”；而“南宋人词则不免通体皆是‘谢
家池上’“矣”，甚至同“至宋来诸家仅可譬之腐烂制艺，乃诸家之享
重名者且数百年，始知世之幸人不独曹蜍、李忐也”。（《人间词话》
原稿）对南宋人词（除稼轩一人外），王氏持论之苛竟如此。这对清代
浙常两派奉自石、玉田、梦窗、碧山为圭臬者，不啻是一个彻底的倒翻。
又，他对元曲意境与语言的本色当行，作出极高的美学评价，而对明以
后的杂剧、传奇则予以贬抑。（如谓明初朱有燉杂剧”其词虽谐稳，然
元人生气至是顿尽”；又，汤显祖“才思诚一时之隽，然较之元人，显
有人工与自然之别”等等。）
乙、促进新一代的“薪的美”之诞生
在王氏看，人类关于文学的美的创造是无限的；而文学的某一品种
特别是已趋定型化的文体，其中可容许的美的开掘量则是历史地有限
的。社会生活在演进，审美领域在不断扩大，定型化的文学形式（所谓
“习套”）终究适应不了新的繁复多样的内容，这时文学的革新就成为
不可避免，并且常常先在民间，从文体上开始突破。“每一代的美都是
而且也应该是为那一代而存在；它毫不破坏和谐，毫不违反那一代的美
的要求；当美与那一代一同消逝的时候，再下一代就将会有它自己的美、
新的美，谁也不会有所抱怨的。”（车尔尼舍夫斯摹《生活与美学》）
王氏“一代有一代之文学”的论点与此颇相接近。他不提“一代的美”
的“消逝”，而讲“吾人睹其遗迹，不觉有遗世之感随之”（《古雅之
在美学上之位置》）。他肯定这“一代之美”对后代人们所显示的那种
一去不返的“永久的魅力”。“谢朝花于已披，启夕秀之未振。”所谓
“豪杰之士”不过是这种历史的要求、“新的美”的要求的产儿。王氏
对南宋词与明以后戏曲的过度贬抑，几乎可以断然剔除而无所顾惜，从
积极的一面看，恰正为了促进新的一代的“新的美”的诞生。这里所包
含的一种相当激进的艺术革新派的意识与气概，后来被胡适等人接了过
去。胡适在《文学改良刍议》中所提八点（后称“八不主义”），跟王
氏观点在很大程度上是一致的。《刍议》中还曾两处引用王氏诗句而加
以赞誉，可见胡适对王氏倾倒之深。在一定程度上，王氏的理论为后来
的新文学运动作了先导。
王国维在诗学研究上的建树究竟如何，自以跟他的前辈以至同辈相
较，在解决诗词和艺术的内在矛盾与外在矛盾两大方面，他所提供的“新
的东西”，且对当时及往后业已产生实际影响者为准。举其大者言之，
我以为，有如下三项：一曰新的比较先进的方法论，二日新的诗的本质
说，三曰新的诗的发展观。王氏在我国诗学发展史上终于赢得自己的无
可取代的地位，至少跟这三项是分不开的。这些，除第一项外，已都在
前面考察过了。
至于王氏诗论的内在矛盾与局限问题，我以为，主要在于：他的唯
心的悲观主义的世界观、历史观，往往限制着、阻碍着他诗论中孕含着
的先进的富于启蒙意义的因素之有力发挥。关于这，过去的研究文字中
已谈得够多，这里就不具体展开了。
《人间词话》的补校、增辑与重编
上面我们就王国维诗论及其总的框架，作了一番仔细的综合考察。
这本《新订：（人间词话）》与《广（人间词话）》，正是依据这一总
的框架设计重编与增辑，又经过一次重新校订，整理而成的。在《人间
词话》一书的编校、补辑的历史过程中，这是一次新的尝试。
现在简略谈谈本书的内容和体例。
甲、补校
以王氏《人间词话》手稿为底本，以王幼安编《人间词话》本（1960
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版）、膝咸惠《（人间词话）新注》本（1981 年、1986
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