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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会把你的衣服拿到洗衣房去。现在去训练一会儿。”
训练，发泄。一次次驱除生理的疲惫。用新的动力来驱除心理的低落。调整身体每一块肌肉。不要思考，内疚，不要怀疑。只让最原始的坚定的反应保留下来，不发问，不迟疑。这就是军人。
1995念1月22日：两颗炸弹致死19人。伊斯兰圣战声称对攻击负责。
1994－1995年冬：领土。
我被指挥官召见。
“你将出发去执行第一次渗透任务，”他向走进办公室的我宣布。“明天你飞到苏黎世去，从那搭乘前往特拉维夫的航班。你会有一份巴勒斯坦人的简历，在约旦出生，随全家逃难到叙利亚，之后搬到黎巴嫩，最后定居瑞士。因为一个瑞士家庭和巴勒斯坦家庭的交流项目，你回到故土。这样你将可以在X城（西约旦境内的巴勒斯坦人定居点）呆一个月。”
这个消息让我有点小小的兴奋。不是因为工作本身有难度。我是说法语的人，而且一直这样生活，所以不存在语言问题。显然我得利用这个语言优势训练自己像阿拉伯人一样交谈，而且基本上不可能露马脚。作为一个在法国左派思潮笼罩下长大的孩子——他们中同情巴勒斯坦的人占据多数——我进入角色将毫无困难。离开基地和宿舍，这对我来说似乎也是个好机会。
只剩下一个关键问题：“鼹鼠”这种工作性质令我厌恶。我更喜欢在黎巴嫩南部地区溜达。我决定不勉强自己。既然我无法抗拒这次任务，那就执行好了，但没人能强迫我表现得过于热心。这样的话我能找到自己的尊严，某种意义上显得公平点。如此我只不过是个演员，并没把自己搭进去。美好的幻想。
负责接待我的家庭舒适干净。一家人都努力给人留下好印象。我因此倍受宠爱，有幸享受了女主人和她四个女儿美味的烹调。头几天就在美好的气氛中这么过去了。
安排有祷告时间和政治辩论的周末到来了。气氛为之一变。演说者宣泄出来的仇恨令我不寒而栗。他们注意到我有些不自在，于是交换了一下意见，回过头给我上了一堂经过“修正”的历史课，而怒火也再次燃烧起来：“你回到祖国来做的对，你的位置在这片土地上。”
至少在这个观点上双方非常一致，我嘟囔着想。
“我们需要所有人回来和犹太分子战斗，把他们从巴勒斯坦赶出去，”这家的主人还在演说。“我们将摧毁敌人直到最后一个，因为我们随时准备为此牺牲，虽然有那么一些人不愿为这片土地去牺牲。当每一个以色列家庭都有孩子在攻击或者交战中送死，他们就会因沮丧而滚蛋，这是毫无疑问的！”
我无心再笑。我严肃起来。眼下这种情形丝毫不是装样子，也并非单纯的隔阂。这是发自肺腑的仇恨，它足以驱使这些人不顾一切。我意识到我的假期已经结束了，我无忧无虑的青年时光也就此一去不再复返。我语调平和，开始提成串的问题，试图辨别听众中有谁可能加入恐怖主义阵营。所接受过的那些训练，自然而然地找到了用武之地。
第二天他们把我带到靠近以色列方障碍工事的地方，就在士兵驻扎地出口。借住人家的几个儿子追上一帮孩子和少年，他们正在羞辱士兵，投石块，焚烧轮胎作路障。我和其他等着上场的“示威者”呆在一起，远远地观察着孩子们的所作所为。
我的向导突然看了一眼表，很抱歉地说：“记者很快就会到。我先走了，我得去安排他们的位置。”
“安排位置？为什么？”
“已经通知他们了。他们会做报道。你知道吗，我们没有坦克但有镜头。只要给记者他们想要的东西，作为回报我们会被全世界所了解。一定要帮他们找到好位置，这样才能不冒危险地拍出精彩照片来。不然的话，他们会随便找个地方呆着。你在这儿别离开，这角度不错。我半小时就回来。”
在我旁边，一名少年正双手高举，兴奋地跳来跳去。准确地说是一只胳膊，另外一只已经残了。我问他：“怎么受的伤？”
他骄傲地回答：“向士兵丢炸药的时候，一些在我手里炸了。”
对这种愚蠢的无谓牺牲，我埋怨道：“丢石子就不会出这种事！你扔炸药干什么？”
他一脸惊异地看着我：“我加入战斗啊……而且这是付钱的。”
又一个新鲜玩意。
“付钱？多少钱？”
“5个新谢克尔1。投石头不给钱。丢炸药划算些。”
“双手健全更划算！”
他使劲摇头：“我不在乎，我会战斗到死。如果阿拉需要，我也会成为烈士。你看，记者的车在那边。我去那儿了啊。”
我试图阻止他。
“什么，你到那边去？ 就举着这么一只手？”
“是啊！我对他们说过，这是我从以色列人手里抢手榴弹时炸坏的！来吧，我把你介绍给他们，我全认识！你和他们聊聊！”
“不，”我摇头拒绝了，我不想被拍进去。
“随你的便，” 他无所谓的样子，一边说着，一边跑开了，不再为我操心。路上他把衬衣袖子卷了起来，好让受伤的胳膊露在外面。他冲到最前面一列，捡起一块石头用力地扔出去。闪光灯噼啪响成一片。
面对这些人士兵知道，一旦摄像机开动，最好的办法是让场面缓和下来。他们不会采取行动，除非骚乱规模扩大。等到了那种局面，就必须尽快有效地阻止“示威者”。既然还没有这个必要，士兵们便原地待命，谨慎防卫，不让前面的示威者更进一步而已。他们不想让总来找老套场面的这些记者得逞。
“他们在搞什么？”一个带队的人站在我旁边看了半天，抱怨说，“都睡着了吧，记者会走的。”
他向四周看了一眼，找出一个等在旁边无所事事的小伙子。
“哎，你！”他很粗鲁地斥责道，“站在那不添把火拖拖拉拉地干什么你？去造点气氛！去，快点！”
小伙子二话没说。他把他那贝都因人的发式盘起来，拿着一个燃烧弹跑上去就向士兵扔了过去。这一次，以色列那边的容忍限度被突破了。反击马上开始。孩子们变成了靶子。一辆巴勒斯坦方面的救护车尖叫着开了过来。一些大人冲过去抢夺一个摔倒在地的孩子。他们向以色列士兵做出手势，示意他们别开枪，只是想拖回受伤的人。这时候，另外一些人却在悄悄从装满了武器的救护车上往下拿枪。车子被清空了，孩子也就抱起来了。孩子并没有受伤，可镜头却不会说这个。年龄稍大的一拨人替换了扔石头的孩子们，开枪射击。正而巴经的战斗开始了。
那个小头目继续充当导演，行动十分热切，他大声叱责旁边的年轻人，指派他们一个个去完成各种“制造气氛”的任务，或者帮记者找拍摄位置。
“你，去帮那边的摄制组。他们占的位置太差了，什么也看不见。你带他们到第二条街的那个角上，知道那地方吗？就在杂货铺对面……你，去告诉他们重新开始扔石头，得让石头把街上铺满，还太少了现在……萨米尔哪去了？别马上烧轮胎，烟雾会妨碍摄像的。去给我把萨米尔找来！”
枪声非常密集。跑来跑去的记者们进入了火力中心。
“他们开枪太猛烈了，”那小头目又抱怨起来。“记者都不拍了。要他们少开几枪，”他刚对一跑腿的说完，那人已经执行命令去了。
枪声缓和了些，以色列那边继续推进想彻底清场。一些孩子飞快地跑过来把轮胎拖到马路中间，然后赶紧逃命去了。另外一些人在用燃烧弹放火。士兵前进被阻，于是石头大战又开始了，记者们重新开拍。
“太好了，”那头目喜滋滋地议论着。
见记者们开始后撤，他示意手下也和他们一样。以色列人派来一辆消防车救火。
“行了，我们走吧，”他说。“记者要的都有了。今天下午我们干得挺漂亮，”他带着满意的笑容补充道。
回家后，我注意到这家母亲径直找她那一大群牛羊去了，脸上看不出来是高兴还是失望。
“我的儿子全都想做殉教者，”她在我耳边悄悄嘀咕，骄傲之情溢于言表。“有阿拉保佑，他们会做到的！”
我问她最小的儿子，他只有13岁：“你也想做殉教者吗？”
“当然！”他兴奋地回答我。
“为什么？为什么不做个普通战士，而要去当殉教者呢？桑科…潘萨说过，‘一个好的游击队员是活着的游击队员’。”
“我就是想当殉教者！”他重申了一遍，“我不怕。”
我出神地看着他。我想起《哈姆雷特》里的大段独白。如果我们这般确信另一边更美好，毫无疑问……
“在这个地方死了比活着好，”少年肯定地说，好像他看透了我的心思。
“殉教者是巴勒斯坦解放过程中的关键角色，”他大哥插了一句。“就因为有这些攻击，不计其数的犹太人离开了以色列。我们正在收复特拉维夫，海法和迦法！”
“你真的这么认为吗？”
“当然！而且，我可以证明给你看，我们有官方统计，你看！”
“这是……哦……一个重大消息，”我很震惊地说。
这完全是身处险境的自然反应，我甚至没意识到自己是在“工作”。我很想做点什么来使情况不再恶化，拯救这些愚蠢地糟蹋自己生命的人。这可能过于理想主义而显得很傻。但是一切已经开了头：明白无误我是在一群狂热分子中间，他们相信自己应该不惜一切代价拯救众生而甘冒生命危险。不惜代价。我出神地看着这个十三岁的孩子。是啊，他还是个孩子可他义无反顾。谁能说服他？他选择了自己的路，唯此可以让他抵达光荣，不需要努力，不需要上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