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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最终和当地的线人建立了非常不错的关系，他们帮我做了不少事。这些人因各种原因而成了强权的牺牲品，要么是被无端怀疑为政敌的知识分子，不愿参与酷刑的医生，要么只不过是个和社会脱节的人。他们自告奋勇帮助我成立情报站。只需要证实他们的可靠性，以及一旦遇到有人告密他们神经的坚强程度。在这个国家，每个人都有可能出卖自己的邻居，父母，亲兄弟。与其被哪个忠诚的邻居连带告发，不如尽快把亲人亲手交给军警。
在这种疑虑重重的氛围之下，我要找个可靠的对话人也不是件轻松事。最重要的是，我也得判断对方的动机。去做叙利亚人的潜伏间谍可能是个好办法。只有一个途径：试着接近，然后慢慢混进去。当然，我懂得识别那些可能泄露对话人弱点的迹象，但最后唯有经验能真正判断一个人是可靠还是不可靠，是执行双重任务还是单纯的惟利是图。
有意思的是，这些行动除了教会我宽容之外，还教了我利用人的缺点胜过利用优点。我打过交道的有些人，是我所见过的最爱撒谎、最势利和最惟利是图的人，他们却表现得非常安全可靠。一来是因为他们比较容易预见，再则，他们不算计人，而只求以最小的代价换得及早脱身。反而是那些所谓正直守信的社会精英人物，我在他们中间看到过亲手拷问自己孩子的人，因为他们不幸妨碍了丑恶的政治准则，比如要求民主。那些不惜用严厉手段排除思想和生活异己的人才是最危险的，社会却颂扬他们。因为经常和这种极端的人打交道，我得以确立了自己一套价值标准。一切都从那天的演讲集会开始，它让我亲眼目睹了我的人类兄弟怎样完全丧失人性。
在叙利亚我整整逗留了两天，这期间接到了第一个“接头”通知。整个过程十分利落。地点在集市，当我爱不释手那些新鲜时令水果的时候，一个蒙着黑色面纱的老妇人挤到我身边。她拿起一颗菜，开始喋喋不休地唠叨怎么才能挑到好东西。她语速快到夸张，声音又大，还怒气冲冲的。小商贩们对这戏剧性的表演没什么反应，估计是习以为常了。我则专心听她话里滑过的一些关键词。最后老妇把手上一直挥舞着的柿子椒对着我丢过来，算是结束语。我微笑着接住，和旁边其他人一起取笑了她两句。然后我不声不响买完东西，而老妇也在众人无动于衷的目送下走远了。
第二天，我按照柿子椒里藏的地址找了过去。
到目前为止，一切都运行正常，和计划的没什么两样。只是我过于专注，所以感到疲惫和紧张。要想达到最佳生理承受状态估计还需要几个月时间。我继续往约会地点去，走走停停，尽量不引人注意地审视四周情况。再远处就到村边了，我看到接头方示意此地安全的暗号。一切正常。我粗略扫了一眼，没发现任何可疑之处。外面只有一个值夜的人，看起来不堪一击。确信安全之后，我按说好的时间到达指定地点。
一个陈设繁复的房间里，三个男人坐在一张质地松软的纯毛地毯上，地毯上面还饰有金凤花图案。迎接我的是沉默，同时还有不信任和客气。我找了一个角落，靠门坐下。好几分钟里大家都在互相打量。我先开口打破了沉默：“能说说你们的动机吗？”
像是为主的那个人回答：“政治原因。”
对他来说，这绝对是个最危险的回答。他说这话的时候很坦诚，如释重负的样子。他的同伴则显得不太高兴。于是他马上跟受到了伤害似的，戒备地看着我，好像在说，如果我以此为武器来攻击他，他随时准备反击。我没做任何表示，继续提问：坐过牢吗？眼下有没有被人监视？能作些什么？家庭情况怎样？
他们的回答很简短，没什么破绽，像是事先准备好了的。接下来就是政治讲演了，什么各自的期待和幻想哪，一心要成为有教养的人和有见地的知识分子啊，诸如此类。我和他们一起乐，一本正经地聆听，表现出很有兴趣的样子。他们终于放松了，目光中充满喜悦。这几个人动机单纯，对执政独裁者的厌恶表露无遗，但神经过于脆弱。我不可能和这样的人一起工作。他们太敏感，太容易受伤。我直言不讳，他们表示理解，并给我推荐别的同伴。
“他们挺坚强的。被捕过几次，受过酷刑，但从来没有出卖过兄弟。去见见勒富吧，他刚用装病的办法从监狱出来。你可以用我们的名义找他去。”
我谢了他们，勒富这种人正是我要找的。
这个勒富住在一个孤零零的小村庄里，周围全是漫无边际的沙漠。为了到那儿去，我搭上一辆一周才发车一次的大巴，奇慢无比，又热极。我不断反胃，这是在以色列时落下的毛病，一紧张就犯。
就算到了目的地，没有警察的允许私自也接近不了勒富。他四周有不少暗探，从他们满脸的狐疑和对病人漠不关心的样子就看得出来。幸亏有上一拨接头人的指引，我以护士身份拜访了当地的一个医生。他很是慷慨，让我和他年迈的女佣同住——准确说，是允许我在女佣房间里铺上一张旧席子睡觉。我十分感谢。接连一个星期，医生给我派些日常护理工作，这里那里的跑。等全村人都认识我之后，他终于带我去了我想去的地方。
勒富躺在屋里面，房间冷冰冰的倒是很像医院的病房。在他身侧有两个持枪的男人，与其说是保护，不如说是监视。他说话语无伦次，时而一动不动时而手舞足蹈，两眼也直愣愣地。如果不是有那么一两秒钟我捕捉到他眼里闪现的目光，炯炯而智慧，仿佛一直看进我灵魂深处，这里躺着的俨然就是一个疯子。我不由得笑了。他也笑了，两眼一直盯着我。随即他又回复到疯狂状态。医生马马虎虎地检查了一遍，心不在焉地问了几句话，然后向旁边的人要几样东西，目的是把碍手碍脚的人支到房间外面去。
终于只剩下我们了。急切地，勒富投来探究的目光。我压低声音，告诉他：“我想要找神经坚强的人，为我传递消息。不算复杂，就是能够让我信赖的警报员。”
他摇摇头，示意我靠近点。都快脸贴脸了，他目光熠熠地看着我，说：“下周四到这个地方去，注意瘸着走。我相信你。你心地善良，这我能感觉得出来。你会给我们带来好运的。真主保佑你。”
我向他告辞，心中充满尊敬之情。这种尊敬并非因为他那些充满东方式睿智的话语——它们就像过甜的糕点，令我不太舒服；尊敬是因为他所经受的磨练还有他的勇气，这勇气使他能够继续日复一日永无止境地战斗下去。
勒富成了我的盟友，表现得勇敢而且智慧。四年后我获悉他的死讯。他生活的小村只有两百居民，前来参加葬礼的人却超过六百。在这些人当中，差不多三分之二的人被警察抓了进去，一百四十三人在监狱里关了两个多月。这些数字可能有夸张的成分，不过专政机器确实开动了。我会时时记起他，勒富。
第二个星期四，我来到勒富指定的地点。这是一个中等城市里的贫民区，由于定居点政策才得以诞生的。我知道有人会来接自己，所以下了车就径直往前走，并按约好的那样，一瘸一拐。我做出很熟悉这地方的样子，目不斜视，好像对去哪儿心里有数。负责等我的人很快会认出我来，如果因为我表现失常而给他们添麻烦就没必要了。说实话，我自我保护意识很强，总是担心被人出卖。
一个女人，或者我该确切地说是一团运动中的黑乎乎的大东西飘到我身边，说话腔调犹如圣母似的：“孩子，脚崴成这样还站在这儿！跟我来，到诊所来，我们会照看你的。来吧孩子，跟我来！”
我跟上她。
一走进诊所，嘟嘟囔囔的医生就开始帮我做检查，他找到子虚乌有的扭伤，帮我“治疗”。旁边有五个女人在向他絮叨本地的家长里短，声音大得刺耳。这里里外外吸引了不少凑热闹的人。见没有尾巴跟着我，也没人在意角落里来了个陌生人，医生于是趁乱把我带进里面的小院。我们拐进另一栋楼里，一直爬到顶， 然后开始从这个屋顶跳到那个屋顶，横跨了整个小区。对我，这回只是个开始，以后时不时会用到这种交通方式。直到现在，站在巴黎人满为患的街道上，我还情不自禁地想爬到屋顶上去。
医生示意我进一个楼梯间，然后转身走了。等我反应过来，他连人影都快不见了。
我心里不太踏实。我先让被阳光晃得发花的眼睛适应了一会楼梯间的半明半暗，然后慢慢往下走。我把匕首拿出来握在手里，刀刃对着袖口，稍有异动就可出手。
无惊无险地下到一楼。走道里有几个四到六岁的孩子。他们看来腼腆却很执拗，拦在我前面，抓着裙摆不放手。我推开他们，态度和善但也很坚决，我告诉他们自己会呆在原地，但他们不可以靠近我。孩子们很惊奇的样子，大概是觉得我的要求古怪，看来他们已经习惯于毫无顾忌地纠缠大人。虽然不高兴，他们最终还是接受了我的提议，走开了。其中一个孩子跑上台阶，进了房间。等他再出来的时候，身后跟了一个老头，还有两个四十多岁的男子。
年长的那个人问我：“你找谁？”
“神经坚强的人。”
他做了个邀请的手势，说：“来吧。”
我们走进一个很旧的房子，几乎就是破败不堪。污浊的味道和厚厚的灰尘让人恶心。味道像是从房间里那些乱七八糟的地毯和靠垫上散发出来的，仿佛长时间没有抖过和晒过，在本地区这种情况可不多见。我强忍住厌恶，“舒舒服服”地在主人中间坐了下来。他们殷勤地递过一杯上好的薄荷茶，杯子颜色暗乎乎的让人生疑。
年长者继续刚才的问题：“坚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