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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然，他看了看背后，大概是担心说得太多了，他走到门口站他的岗去了。我要多难受有多难受。说到底这可能更多是胃里没东西的反应。我又沉沉地回到噩梦中去了。
醒得很突然。上尉带着两个士兵一大早就闹哄哄地进来了，很不耐烦地用脚将我踢醒。我总算自己爬了起来，迷迷糊糊地坐着，他们找不到更好的办法，只好又将我脸朝下扔到地上。这让我非常气愤的举动，倒是驱赶疼痛的好办法。他们随即把我提起来，就像捏着根羽毛，给我戴上闷死人的面罩，然后把我带到——不如说是拖到——外面，丢进一辆卡车。发烧加上气闷，我又长时间地陷入了昏迷。
在军事监狱受到的待遇和前面差不多。看医生只是做个样子，给我大剂量注射一次抗生素就算是治疗了。至于伤口缝合，想都别想。
然后又是审讯。他们很快就明白说来说去是没有用的，于是用上了硬的一手。并非我已经不怕受刑，绝对不是！我既然自己逃脱过几次，当然希望这次也能自救。我知道，痛苦到了极限之后，要么是失去知觉，要么是拷打结束。熬一熬。熬到这让人窒息的场面到头，或者熬到我昏死过去……熬到用完电刑……或者心脏衰竭……熬到这劈头盖脑的皮鞭停下来或者我最终没了知觉……熬到被他们从天花板上放下来，或者血干脆不流了，再也感觉不到倒挂的痛苦……熬到没了知觉，再也感觉不到后背被钢鞭撕裂成一条条时那难以忍受的痛。屏住呼吸，放慢心跳，控制注射到我身上的药物流散……我的身体和精神一直在练习。眼下最重要的，就是保持心情和希望。
我不是唯一一个被这样“审讯”的人。有十来个人轮流受这种折磨，轮到谁则视那些士兵的心情而定。我决心对抗到底，我一直相信自己能够从这里走出去。只要我知觉尚存，那些士兵不踢到筋疲力尽我就绝不会任他们把我拉起来。这种态度使人对我多少不敢轻视，从而时不时躲过被审的机会。每当我看到他们累兮兮地走开时，我都充满了自豪。这阻止不了他们回头再来，而且往往是更加非此不可的样子，但毕竟我还是赢了一局。
就这样过了几天。我没了时间概念。我把短短的休息机会都看成赐福祈祷一般，这时候我就能躺在审讯室的石板地上，在那些横七竖八的人的痛苦叫喊声和臭味里面睡上一觉。没有吃的，几杯茶水而已，也没有治疗和洗漱。地板时不时被水笼头冲洗一遍，有时把我们也捎带上。按规定，我没有权利睡觉，常常被一顿乱打弄醒。昏迷的时间过长，也会招来高压水笼头伺候。对策就是在这里睡一分钟，那里睡一分钟，以不断的挪动来表示自己是醒着的，然后接着再睡。把这套把戏玩熟了，我好歹恢复几分体力。但是，时间过得一点都不快。几个小时，我会认为是过了好几天。后来又矫枉过正。我算着是星期一，其实已经到了星期三。叫我感到高兴的是，他们也耐不住了。
一个“医生”说：“没办法了，她死也不会开口。得通知一声上校。”
我是一条大鱼，所以这里的小负责人很怕我在他手里玩完了。上校倒是有这个权力，但他实地学习去了。他们也有这一套。联系上以后，上校传达了他的命令：停止审讯，把我关进牢房，等他两天后回来。他会带来一个“突破审讯专家”，此人正在给他们上课，很有兴趣在一个“控制能力超群的犹太分子”身上显显身手。
这样我便有了两天假期。我想早点让自己入睡。可事实上我毫无睡意。我全身到处都剧痛，而且害怕。神经脆弱到了每两分钟就惊跳起来的地步。经过长时间刻意的放松疗法之后，我终于睡着了，如果我可以把这种噩梦不断的睡觉也叫做“睡眠”的话。
当上校带着他的“客人”回来的时候，我有点沮丧，因为我本想更好地修整一下。我的脚步已经开始愈合了，这样我便能稍稍站立起来。当然，我走路的样子就像个螃蟹，但不管怎么说，我毕竟能走了。这重新让我来了一点精神。
在上校办公室里，我听到审讯负责人做的汇报，有点吃惊。我借此才知道都快过去一个星期了。我想起教练的那封邮件，“星期二晚上见”。显然已经失约了。我想，关于我他会得到一些什么样的消息。不会再有人相信我会回去。他们很清楚，在关上一个星期以后还抱这种希望简直是乌托邦。
在我听他们叙述我在这几天受审时做过和说过的事情时——倒不如说是那些我没有说过的事情——“专家”一直盯着我。只是一个穿便服的男人，衬衫和长裤的式样都算得上优雅，一张西方人的脸，肤色很淡，中等身材，栗红色的头发硬硬的，大概四十出头，胡子剃得很干净，目光就像精钢一样，冰冷坚硬。好几分钟里，我们彼此展开真正的催眠训练。谁也不肯先挪开眼睛。最后是上校插进来，转移了我的注意力。他对我说：“你如此无礼地盯着的这个人，是一个‘突破审讯’专家。能和你较量较量他将感到很高兴。我再给你一个机会。你最好能够抓住它。你的上司确信你在该死的时候已经死了，你说给我们听将没有任何危险。我们甚至可以让你活着，过正常人的生活。只要你合作，一切都好商量，你不会丢了小命。由你自己来决定是幸福地活还是痛苦地下地狱。这些日子难道你还没有受够吗？”
我看着他，心想为什么从来就没有人提议用百万美元来收买我的口供呢……电影里总是用钱来收买的……他们居然都认为我是不可腐蚀的！末了，我只能也将之视为一种高度评价，尽可能自我安慰一番。
上校不再多说，用一个手势把我转交给了“专家”。“专家”向我走过来，脸上是一种他所应该有的恶狠狠的表情，然后拼命摇晃我，大喊大叫地把我甩到房间另一头，以此来考验我的神经。如果这就是专家的秘密，真是令我捧腹。虽然我的神经已经受损，还是熟悉这种运动方式的。他很快察觉到了这一点。
“她肯定是个以色列人！”他大声宣布，好像这是一个重大发现。
那个负责审讯的军官小声嘀咕：“如果这就是他的全部发现，那我也是专家了。”
“专家”走个不停。
“如果她是以色列人，我就知道怎么来撬开她的嘴。我太了解他们的训练方法了。我们只要找准她大脑的关键区域，她就会很快开口。”
我很想笑。当然不是大笑，因为这个滑稽的家伙刚刚打裂了我的嘴唇。他想用这种方式来找准那个著名的区域吗？
他依然胸有成竹的样子，转身对着静候在办公室旁边的一个穿便服的家伙：“做好准备。”他说的是俄语。
这两个词比前几天所有的经历都要令我记忆深刻。我以前听说过俄国人在大脑研究方面的领先成果，我还知道他们是用什么来做试验对象。我一点也不想成为其中的一个。我感到平生从未有过的毛骨悚然。
“专家”冷笑着问我：“你懂俄语，对吧？我看到供述里面说，你懂不少东西。不改主意吗你？”
轮到他笑了。而我，完全没了幽他一默的心情。
一天下来，就是不断注射，我的脑子先是痛到极点之后缓和一小会儿最后变得舒服——就这样循环往复。我感觉痛苦变得越来越锋利，越来越深入骨髓，越来越集中在一处。不用怀疑了，为了确定目标，他已经找准了目标。
而我，我下决心摆脱他的控制。我全心全意反复背诵拉赫玛尼诺夫的第二协奏曲，既然俄国人以他为荣。我背得如此专心，好像每一个音符我都能听见。感谢我所受过的训练，现在起作用了：我终于听不见他的问题了，他的哄骗，他的虚假许诺。我到了另外一个世界，就在疯狂的边缘。
他呢，用了各种各样的情境来引我上当。幻灯片，电影原声带，都用上了，想让我觉得自己身在别处，和接头的人在一起，或者已经返回总部。我身上布满了传感器，我的每一种反应都被仔细研究。认得出某个人的照片吗，或者某个地方？我明白那是陷阱，可是身不由己，还是要告诉他们。我用切断听觉的老办法，来切断视觉。他试图通过中弹的仿真效果来把我拉回。没用，我还是呆在我所构建的拉赫玛尼诺夫的世界里。慢慢地，在祈祷中，我失去了意识。
隐隐约约传来轻轻的乐声，那是特拉维夫冰糕车的声音。我勉强睁开眼睛。没错，真的是冰糕车，我甚至能看见……
“哦，她终于醒过来了。怎么样？有什么感觉？发生了什么事情？说说看！”
是谁在用希伯莱语和我这样说话？周围都模模糊糊，只有那个冰糕车是清晰的，在继续放音乐。听得很清楚。
“试着醒过来，姑娘！我们等你恢复知觉已经好几个小时了，来，努把力！”
完全动不了。我想动一下手指头，可手就跟混凝土似的，又像是被透明胶带给粘住了。
“你活动不了，你身上到处都骨折了，他们没有给你接上！我们给你服了镇痛剂，现在你需要的是休息。放松点，你到家了，快点告诉我们都发生了什么事情！”
这人是谁？我为什么是在特拉维夫而不是像通常那样，在海法的医院里？……医院附近没有这样的冰糕车……为什么他要给我一块冰糕，而不是规定的那种黑乎乎的脏汤？……为什么不是平时那帮人来听我的行动汇报呢……而且，他们为什么不等到我完全醒过来，然后测试一下我是否已经不再云里雾里呢……多夫怎么不在？……我的手……我没办法把它从床垫上抬起来……这是床垫吗？不对，还是那张桌子……该死的桌子！
“好了，来！你醒了，一刻钟后就能恢复正常。为了祝�